笔记百科在逆淘汰的大清朝公务员体系里，要官场得意，就得学会刮钱和油腻。
文｜闻韶
但凡有清朝戏便会有官。但凡有官，便会有好官和坏官。
一个典型的好官应该是怎样的？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说法：「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
无论是古代写话本的乡野读书人，还是现代的影视编剧，总会在故事中设定一个符合这种理想的青天老爷，借由他们之手实现理想中的社会正义。
然而，大清国的广大草民对此恐怕并不认同。在真正来自民间、有别于文学作品的谚语中，人们嘲笑道：「当官没好人，好人不做官」。
毕竟，当好人和当好官，完全是两回事。在大清官场上，好人要么变坏，要么就会被逆淘汰涮下去。
文官如何不爱钱？
什么是符合大清国要求的好官？吏部明面上的考核规则大概最能说明问题。
清代的官员考核有所谓四格八法与四格六法之说。所谓四格，第一是操守，第二是才干，第三是政务，第四是年龄。操守清廉、才干有长、为政勤劳、年龄青壮，就是上等人才，可以升官一级。
按道理，朝廷如此重视官员操守，官员们总要作出个清廉的样子，糊弄也得把上级和吏部糊弄过去。然而吊诡的是，清代大部分官员都将此视为空文，一上任就毫不避讳的搜刮榨取。
这是因为，这些铨选规则只是空泛的要求，照着来根本没法活。无论在衙署生涯中，还是升官道路上，只有银子才是硬道理。
整个朝野上下，为公为私，最缺的就是银子。
清代的财政体制被称为「不完全财政」，每年的支出都是按照《会典》和《则例》的明文记载定死的，无论社会经济发生怎样的变化，均不得突破法典所规定的支出范围和额度。不管黄河发了大水还是临时用兵，预算就那么多，不能因事设费，因而在制度上存在巨大的财政缺口。
这一制度体现到地方衙门，就是朝廷只负责条例定死的官员俸禄，其余的行政经费一概没有着落，需要地方官自理。
以州县官官员为例，他们是第一级的亲民官员，最主要的行政事务是钱谷刑名两项，也就是缴税纳粮、审断判案两件事。而做这些事都得用钱。
要通知花户纳粮，就需要差役跑腿，如果是下乡收粮，还要差人用车将粮食运回来。如果折粮为银，也要找银匠融碎银铸成整块。审案也是同理。押送凡人，追捕逃犯，走访证人，查验证据，勘验尸体，每一件事都要钱。
办事成本还不是最可怕的。在清代，维持衙门里一整套行政班子的经费，也全要由地方官自己来承担。
光是衙役数目就不少，小县数百人，大县数千人。清代名宦刘衡上任四川巴县之时，县内衙役有7000多人外加他们的妻儿老小要靠他养活。即便在刘衡削减差役人数之后，也还剩100多个人，每年的薪水就不是小数。
除了公家的人，县官自己的师爷、长随、丫鬟、厨子，也都要知县自己养着。
· 正印官基本都要聘请师爷以保证钱谷足额、刑名无错，不被批驳。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河南巡抚田文镜的师爷邬先生狮子大开口，要价年薪八千两。历史上州县官员的师爷们一年最少也要一二百两
那么，有着这么一大帮人要养活的县官，每年薪水是多少呢？
按照康熙八年（1669年）最终确定下的规定，45两，外加2700斤大米。
这个收入，别说雇师爷长随，就是知县夫妇二人都要节省着花。真正一分不取的官员，收不了粮食、断不了案子，更别说修路、筑桥、建学校、整堤坝、捕盗贼之类公共事务，最后恐怕只得让差役自己养活自己，纵容其勒索草民。
若是更有追求，想要做一番政绩，那更加要学会百般花样变出银子，练就搜刮揩油的本领，精通「刮地皮」。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被晚清官场视为人格楷模的曾国藩，为了不给皇帝添麻烦，不惜禁止下属向朝廷奏请拨饷，转头加倍盘剥被战火和水灾蹂躏的江西省，还痛批陈情的地方官是「捏报灾区」。
到了这一步，大清衙门在民间的观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磕头，少说话
真正的一文不取的「好官」，不光在地方公务上被处处掣肘，想要升官更是难上加难。
清代官员的考察主要分为「京察」和「大计」两部分。考核在京官员为「京察」，考核在外官员是「大计」。不管是京察还是大计，官员的升迁都操之于上官之手。
每逢大计时，总督、巡抚会撰写对省级的评语，提交吏部，再由皇帝进行考核。而省级以下官员的考核要次第考察各自属下官员，经过督抚之手上报。
对地方官来说，督抚的一封保荐足以让人飞黄腾达。强势的督抚，如年羹尧，其保举的官员不容吏部干涉，再如曾国藩，一封保举书，就能让左宗棠成为浙江巡抚。
· 左宗棠旧照
如果上官对于下属的升迁如此重要，那利益输送和百般讨好就不可避免了。
清代官场有「三节两寿」的说法，每到此时下官都要多少要「孝敬」一点。所谓三节，就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两寿是长官寿辰和长官夫人寿辰。除此之外，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如果上北京一趟，临走告别时还有别敬。
这些半合法的金钱往来对京官尤其重要。冯桂芬曾说过：「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个人生活勤俭如曾国藩，进京面圣之后，也要「送别敬一万四千余金」。
这尚且是明面上的官场通用规则，如果想要上官的格外青睐，礼节之外的重礼更不可少。如果遇到爱钱的上司，那就更是如此了。
咸丰时期甘肃臬司明绪，除了三节两寿外，还要给自己母亲过两次生日。母亲去世后，借着丧礼，再和各位同僚收一笔丧仪。甘肃总督乐斌给自己家奴娶妻纳妾，也要官场同僚出钱。
一个州县官员，直属上司就有知府、道台、巡抚，有时还有总督。上司之外，还有同僚和不直属的上司，甚至连上司的门房长随也要算在孝敬范围之内。每人每年最少要送五次礼物，这些钱要从哪里变出来？只能「刮地皮」。
光会送钱还不够，想要升官，还得精通宦术，也就是官场成功学。有清一代最通行的官场诀窍，莫过于「多磕头，少说话」六个字。
这句话出自从乾隆到道光年间，屹立官场五十载的曹振镛。他官至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成为万千官员仰望的成功案例。一次，门人向他请教多得恩宠的秘诀，曹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清代京城有人写过一曲《一剪梅》，讽刺以曹振镛为代表的庸庸碌碌的大清官迷，曲曰：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在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后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换今天大白话说，要官场得意，就得修得中年油腻。
不料曹公谥号文正，还高于文忠、文恭一等。终清一世，只有八个文正公。另一位著名的文正公曾国藩，也是谨小慎微的人精，足见这六字诀的奥秘。
· 曹振镛画像
当然，一味圆滑油腻也是不行的，该担当时还需担当。
稍好者如胡林翼，和上司的小妾结拜成了义兄妹；差点的，送歌姬舞妓给上司；再不济者，还要送自己的妻妾去上司处「当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写过某候补道台将妻子送去总督家「当差」。时人嘲道：「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银子花了，头磕了，其他马屁也拍好，上官们自然也要照拂下属，多少有替他们「弥缝」的义务。所谓弥缝，就是调和斡旋，设法补救，有时只需寥寥数字就能改变下属的命运。
乾隆时期，云南巡抚推荐他手下的一个道台，推荐语是「老成持重」。在乾隆复查前一位巡抚的评语时，发现对该人的评价是「年老体衰」。年龄大本是大清官员考核中的重要扣分项，该巡抚小笔一挥，便转劣为优了。
两难的朝廷
掌握全国特务系统的皇帝和朝廷，对于普遍的腐败当然不是毫无觉察。
然而，抄一两人的家是容易的，改革财政制度则要动摇国本，朝廷又不能真的逼官员们都去吃土，还仰仗他们办事。权衡之下，只能一年又一年的裱糊过去。
由于财政制度的缺陷和巨大的疆土，大清国年年缺钱，年年亏空。整顿吏治见效太慢，而抄没赃款为国纾困则立竿见影。雍正以后，大清国实际上承认了贪官的普遍存在，甚至把他们当成了提款机。
清朝对「火耗」问题的政策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
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在每年正常税赋之外巧立名目收的一种手续费。草民纳税用的是碎银子，州县官员需要将其铸整后上交，「火耗」名义上就是是碎银铸整过程中损耗的部分。
·清代银锭，十两和五十两
当然，实际情况远不止如此，借着这个名目，地方官会把本地的行政经费、州县官不够用的工作生活开支、给上司的孝敬都摊进去。各省各县火耗数目并不相同，最高的山东和河南，在正额之外，还要加上八成火耗。
皇帝其实清楚，官员不贪就活不下去了。康熙四十八年的一道上谕写道：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雍正对此也清楚的很，即位后施行火耗归公，将火耗改为法定税，充当地方行政经费，再匀一点出来发给官员作养廉银。如此一来，州县官员似乎就能脱贫了，也就不用贪污或向民间额外搜刮了。
雍正的做法，常被现代人赞美为用制度建设解决贪腐问题的高明方案。然而与此同时，雍正实行的另一项措施却为贪官网开一面，对清朝中后期吏治败坏埋下伏笔。
《大清律》对贪污罪的惩治本来非常严苛。雍正为了让贪官交钱补贴财政，广泛实行康熙晚年发明的「完赃减等」政策：贪污的官员只要在三年内把赃款全部交出来，就能轻罚轻判。他还大幅提高贪污入刑的门槛，小贪官只要还钱，就不会被问罪。
雍正年间的贪官没有一人被杀头。就连侵贪450万余两，最后仍有四十万两没有「完赃」的原山西巡抚苏克济也被特旨释放了。结果，贪污蔚然成风，对贪官的罚款成了朝廷的公费来源。
乾隆即位初年，发现竟然有京官为了交罚款，把自家房子都卖了的。没了钱，继续捞就行。
乾隆对雍正对贪污犯的宽纵深感诧异，决议废止「完赃减等」，在位时期因为贪污杀了二十多个封疆大吏和无数州县官员，数量为历朝第一。然而，杀人并没能解决问题。
·乾隆画像
为了继续补亏空，乾隆皇帝乾纲独断，将本来用于本省地方公费的火耗统一由中央统筹，转调他省，又要求官员们交出养廉银用于赈灾。搬东墙补西墙到这份上，雍正的养廉计划已全面破产，大大小小的官员又回到了不搜刮就活不下去的地步。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言，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贪墨大吏，日甚一日。嘉庆皇帝即位后，面对垮塌的吏治和空虚的国库，只得再次恢复了「完赃减等」，在艰苦的整肃吏治和现实的拿钱放人中选择了后者。
对朝廷来说，官员队伍里混入了庸人、蛀虫，虽然是违反圣人之道的政治不正确，但年年都会爆发的因旱涝饥荒、四方兵灾、大建宫殿造成的财政短缺，才是头等大事，才是最现实的危机。
节流节不下来，就只能开源；开源又没有现代财税或金融手段，只好走上买官卖官的老路。
自清初以来，每次朝廷缺钱，就会特开捐纳，科举考不过的人只要交够钱，就能成为候补官员。如咸丰十年，捐到福建候补道台的陈淮汉原本是个茶行伙计。他的弟弟陈翀汉，因为斗殴结仇在广东呆不下去，竟也跑到福建捐了个候补知府。
· 同治年间捐九品官衔的收照
这不由得让人替朝廷操心：只要捐钱就能当官，那读书人还考什么科举？那不得满街洪秀全吗？
好在，朝廷对考上科举的人才也是公平的，捐纳面前人人平等。那些本已经有功名的进士、举人或在职官员，也可以通过捐纳，加快自己获得职位的速度，甚至获得更高官职。
那些苦读多年、等着论资排辈晋升的进士、举人和在职官员，为了不被其他交钱的人压过一头，也只得纷纷解囊捐纳。动辄千百两的经费出自何处？自然只能动歪脑筋。
太平天国之役后，清代145万有功名和官衔的人中，有53万是新近捐纳，占总额的36%。官员如商人，官职如买卖。到这时，升官已经成为了比拼底线和良心的战争。
此时的大清朝廷，还在吹嘘自己实现了「同光中兴」。然而等到天朝画皮撕破，财政彻底溃烂，逆淘汰恶果显现之时，满朝庸碌之辈已然无力回天了。
参考文献：
[1]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3]孔飞力：《叫魂》，三联书店2012年版。
[4]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
[5]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李乔：《话说清代的「宦术」》，2017。
[7]何平：《清代不完全财政体制引发的危机》，2020。
[8]林乾：《清代吏治腐败的法律诱因——以「完赃减等」例为中心的考察》，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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