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那个撬开性侵“黑箱”的女孩

如果随意幻想小女儿长大的样子，你能想到些什么特质呢？聪颖的、美丽的、勇敢和善良的？嗯，如果还有些自己的热爱和坚持就更好了。伊藤诗织完全是这样一个女孩。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东西方任何一种审美看，她都是闪闪发光的。她说着一口比大部分日本人流畅好听的英文，拿到了美国某大学新闻专业的奖学金，梦想是成为记者并一直为之努力，游历过大约60多个国家，报道过哥伦比亚的游击战，探访过秘鲁种植可卡叶的热带丛林……无数妈妈的理想女儿，大概也就这样吧？可就在伊藤诗织毕业找工作的期间，她被一个位高权重的、和日本首相有私交的资深媒体人性侵了。她大胆地站出来，控告了这个人，整个故事被BBC拍成了一部叫《日本之耻》的纪录片。一两年前我在B站看到纪录片海报，觉得压抑一直没看。最近因为鲍毓明的案件，《日本之耻》又被许多人转发提起，我忍不住点进去，立马喜欢上了她。性侵的纪录片应该充满了悲恸的哭诉吧，我点开前这样想。意外地看到一个言语简洁笃定的姑娘，几乎没有情绪化的抱怨，思维清晰，充满力量。她还拥有非常显而易见的美貌，“真的好漂亮啊” 我看片子的时候无数次这么感叹，当然当然，她闪光的地方让“美丽”这个特质变得微不足道。而后我又去找来看了她把这段经历写成的纪实作品-《黑箱》，甚至还找在东京生活的朋友聊了一整晚关于她的故事。《黑箱》的书皮上，她拥有很多宏大的title：“日本MeToo第一人”、“凭一己之力改变社会认知的女性”、“日本首位以公开长相和姓名控诉性侵的女性”…… 今天我们把她的经历掰开来看看，一个东亚女性想控告一个位高权重的男性性侵，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困难？带着上面那些“光环”，她的控诉会十分容易吗？1. 报案简单吗？如果听说身边有姑娘遭遇性侵，第一反应一定push她，“赶紧去报案啊！” 报案这件事真是这样简单吗？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需要直接的DNA证据。伊藤诗织在被强奸后随即洗了澡，无法检测出被告的DNA用以证明实际发生了性关系，并且她想起诉的是自己被迷奸，也没有从血液中检测出相关的药物成分。即使她拥有出租车司机口供、酒店外监控录像，都没办法给被告人直接定罪。在遭遇恐怖的性侵之后立即冷静地留取证据，在第一时间报案，这对任何女性都是极高的挑战。伊藤诗织在事情发生后，身体和心理状况极为受创，优先选择电话求助了一家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援助的NPO，但对方却问：“您能前来面谈吗？”她说，“在咨询电话里，对方甚至不愿告知一些简单的应对措施，如今想来，我依然难以理解。只要公共机构能够制作一些普及相关常识的网页，把它置于检索结果的前端，就会有人因此获救，不是吗？”她终于下定决心向警方求助。报案时她想要找一个女警，但日本男女警员性别比例极为失调，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她大哭着一口气向对方倾诉了自己的遭遇后，对方告诉她，她只是一个交通警察，所以她还需要向另外的男刑警再说一次。于是她强迫自己回忆一次又一次，恶心一次又一次。更难以想象的是，在案件调查期间，日本警方按照其他案件办案过程中的程式套路，要求诗织模拟还原被强奸的所有细节。怎么还原呢？几个男警员让她仰躺在一块蓝色垫子上，并在她身上放了一个真人大小的人偶，力求最逼真地还原当日情形。“是这种感觉？”“是不是稍微再这样一点？” 警员摆弄着人偶，一边向她确认。旁边是不停歇的闪光灯、相机快门，甚至还有人问：“你是处女吗？”2. 为什么总是受害者先被检阅？“他（施暴者）发现社会对女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说是她的错，连她自己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 林奕含众所周知，东亚男权文化当中非常糟糕的一点是，要求女性纯洁。“荡妇羞辱”时至今日也广泛存在着，被人性侵过的受害者身份，远远不敌“不是一个干净的女人”的身份响亮。强奸案一出，人们总是热衷于先检阅受害者的言行，如果受害者穿着暴露、言语轻佻、甚至醉酒，反倒会成为被诟病的对象。不保守的穿着和言行会很容易被套路进另一种形象里，就像刘强东在去年的性侵案后非常可笑地对受害人提到了“邓文迪”的名字。诗织公开自己的遭遇后，在日本社会受到了无尽的非议、羞辱、网络暴力: “为什么在男人面前喝那么多酒，还失去记忆”，“靠跟人睡觉获得利益”……人们认为是诗织自己行为不检点。除此之外，她还发现日本社会对“性同意”这件事有着非常模糊的界定。她在《黑箱》中列出了NHK电视台做的一份调查，即哪些行为会让对方误解为你已“同意上床”，调查结果是：11%的人认为，两个人单独用餐即“同意上床”；27%的人认为，两个人单独饮酒即“同意上床”；25%的人认为，两个人单独乘车即“同意上床”；23%的人认为，穿暴露的衣服即“同意上床”；35%的人认为，喝到烂醉即“同意上床”；纪录片中也有一个在日本上智大学做的匿名调查，11%的人认为，喝醉酒代表着对性行为的许可，63%的人认为亲吻代表着对性行为的许可。这些调查结果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人们对什么样的行为代表着什么暗示，标准是非常模糊的。为此伊藤诗织专门做了一个关于“性同意”的短片，试图呼吁日本修改刑法，明确“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就是犯罪”— 希望所有人知道不存在“穿了就会被强奸的衣服”，不管女性穿了什么，喝了多少酒，未经许可就是拒绝，”No means no”。伊藤诗织的视频：未经同意的性行为就是犯罪她在《黑箱》里这样写道，“受害者身穿白色衬衫，扣子密密实实扣到卡住下巴，脸上带着一抹忧伤之色”—— 我想打碎这套不知由何人构建的人设。不管受害者穿什么，或没穿什么，都不该因此而受到责难，也不该将其视为她受害的理由。”3. 起诉了又怎样呢？如果调查世界各地的强奸发生率，会意外发现全球排名第一的国家是瑞典。但深究一下原因就意识到，绝对不是因为在瑞典发生的实际数量真比其他国家多。首先，瑞典任职警察的女性占警察总数的31％（2015年的数据）。与之对比，日本警察系统内，女性比例只占整体的8.1％。所以伊藤诗织这样的受害女性必须在男警员的围绕下谈论自己的受害遭遇。诗织特意去走访了斯德哥尔摩的“强奸受害紧急救助中心”，发现他们采取的是“365日×24小时”制度，为性侵的受害者们昼夜不息地提供服务。在这里，受害者可以不和任何人打照面，直接抵达挂号台。受害者可以首先在中心接受检查、治疗以及心理辅导，在一系列救助措施结束之后，再考虑是否报警。并且，在瑞典发生的每一次强奸都会被计数。比如说如果一个女性长期遭受亲属或家人的性侵害，那么不是按照“一例案件”来计算，而是依据她总共被性侵了多少次来进行统计。因为这种完整的流程和系统，在瑞典，强奸受害者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在接受紧急救助中心的检查之后，选择报警的人数比例占整体的半数以上，达到了58％。然而从《日本之耻》里看到，性侵在日本是完全另一种状况。在日本，人们认为针对女性的暴力并不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直到2017年，日本强奸的最低刑期短于盗窃。性侵者嚣张地给诗织发邮件而且，日本对什么是强奸有着不同的定义。人们依旧普遍认为，除非是陌生人对你进行攻击，你予以反击并在过程中受伤，否则就不构成犯罪，如果性行为发生在两个认识的人之间，那就不可能是强奸。如果其中还涉及到饮酒，那就彻底与强奸无关了。据日本内阁府2014年的某项调查，被完全不认识的人暴力胁迫发生的性行为只有11.1％，更多的性侵害都来自熟人。而事后向警方寻求帮助的受害人仅占整体比例的4.3％！起诉了又怎样呢？伊藤诗织的案子前前后后经历了：没完没了的调查、逮捕令莫名其妙被撤销、检方判定本案“不起诉”、提交复议申请、召开记者会、刑事诉讼失败后提起民事诉讼……时隔四年多才（2019年12月）终于胜诉。在日本像伊藤诗织一样有毅力坚持四年，有能力撬动国际舆论去打赢官司的女性能有几个呢？4. 女性的战争需要每一个女性支持“若始终保持缄默，它所姑息的恶果，就会如照镜子一样，反映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反映在我们孩子的人生中。” — 伊藤诗织《黑箱》诗织在决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自己的姓名和长相时，家人一致表示反对，且反对理由非常具有代表性。她父亲说：“比起去向社会宣战，我更希望你作为一个人，获得人生幸福。我希望自己的女儿，身为一个女性，能稳稳当当地结婚，建立幸福的家庭。这是任何一个父母都有的愿望。”这段话乍看没什么问题，满溢父母对儿女的爱。但实际上，诗织的遭遇，以及千千万万受害者的遭遇，都源于前辈的“避重就轻”。换句话说，后代遭受的痛苦，正是来源于前辈们遗留没有解决的问题。诗织作为记者，对政治类新闻报道原本不感兴趣，但通过经历她明白了，当政治光顾你，你却无力反抗时，才会知道政治是无处不在的。诗织写，“的确如父亲所说：就当一切都不曾发生，这样活着，大概伤害最少。然而，沉默却并不会换来安稳。至少对我来说，沉默不会让我幸福。”诗织说，她选择召开新闻发布会，仅仅是希望妹妹以及她珍爱的人们，今后不再经受同样的遭遇。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社会体制更健全的社会，而历史一再证明，弱势群体要重新夺回权利和尊严，是一定要前人付出血泪代价的。诗织被描绘为日本 #Me Too 运动的第一人。#Me Too 不是一场多完美的运动，但它真切普及了一些此前欠缺公开表达的性观念，鼓励女性不要沉默，团结起来发出更大的声音，从这个角度来说已经太不容易了。片子快结束的时候伊藤诗织去拜访了一个主动联系她的性侵受害者，女生有些激动地和她说，“滴水无声，但汇聚成汪洋，是可以引发海啸的。”说了这么多，懂的人一定懂我们讨论的不只是“日本之耻”，故事的重点也绝不只是伊藤诗织。希望这些只言片语变成一滴水，汇聚其中，终有一天变成我们自己的汪洋或海啸。由衷盼望未来哪怕最弱小的女孩，也有办法顺利地站出来指控，获得公正的裁决，拥有不那么糟糕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