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爱人,和他竭力对抗的死神

19世纪中期后,欧洲商业大肆发展,巴黎女子们的衣服们,也就日益分门别类。晨服多用轻棉,裙摆可以不那么夸张;但出门见人,衣服得格外讲究。无论有没有事,小姐太太们惯例得午前出门一趟,显摆一下衣服。领子得低到露出颈来,除非颈部花边无穷;衬裙得滚三圈边,还得让姑娘的婀娜步态给露出来……那时节,相机和照片还来不及大规模应用,流行时尚基本靠口口相递,或是画作宣传。时装这概念得到20世纪之后保罗·布瓦列特先生出现,才初具规模……在此时尚诞生前夜、欲望蠢蠢欲动之时,雅姆·蒂索顺着此风,成了当时商业最成功的画家之一——用萨金特半褒半贬、皮里阳秋的话说:“真乃一个商业天才”。总之,一个法国人,长居伦敦,奋笔描绘当时的英伦风尚,然后发了大财。
当然,他得托赖凯特琳·牛顿的帮忙。
凯特琳·牛顿,原来随父亲查尔斯·凯利的姓。查尔斯·凯利是个驻印度官员。她在印度拉合尔(很多年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副领事》就在那里发生)和阿格拉(以泰姬陵闻名的所在)度过一段时光。1870年,她16岁,美貌绝伦,被父亲安排,嫁了个姓牛顿的。婚前,她特意跟丈夫解释了:她的美丽,曾让军方一个叫帕里瑟的上校垂涎欲滴,试图对她下手——她说她跟丈夫聊这事,是本着一个天主教徒的诚实,觉得夫妻间不该存有秘密。可是牛顿这人脑子一窄,要闹离婚,理由是:
“这娘们肯定是个破鞋!”

她离婚了,声名毁尽,想回英国。帕里瑟上校愿意支付路费,自然有条件:凯特琳得当他的情人。凯特琳答应了。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决定自己养育孩子,拒绝嫁给帕里瑟上校。1871年她回了伦敦,并在那年有了个女儿。
同一年,法国和普鲁士闹普法战争。蒂索,南特麻布商人家庭出身、德加的好朋友、尝试过古罗马题材、1968年开始画风俗画、1869年开始做幽默讽刺画的蒂索,投笔从戎去入伍,参加了国民自卫军,稍后又加入了巴黎公社。当巴黎公社倒台时,他和许多印象派画家一样,没法再呆在法国,只好窜到伦敦,另谋生路。先给杂志画漫画混日子。他很快发现,在伦敦,一个画家最容易致富的手段,就是描油画、刻版画,画些时装美女,让那些富太太们看得高兴。1872年,他已经买得起房子了;1874年,莫奈、雷诺阿、毕沙罗、德加们在巴黎谋划开画展。众所周知,这就是后来青史留名的“第一次印象派画展”,“印象派”将因为莫奈那幅《印象·日出》从此定名。画展前,德加向蒂索发出邀请,但蒂索谢绝了,留在伦敦,留在他那个带休息室、搁着香槟酒、旁边有花园、配有男仆的画室里,过舒坦日子,继续当他的商业天才。
1875年,这对失去了故乡的男女在伦敦相遇。1876年,凯特琳生了儿子,一般史家相信,蒂索是孩子他爸——证据是,生完孩子后,凯特琳就抱着一对儿女,搬进了蒂索在格洛夫路口的家。那年凯特琳22岁,蒂索39岁。
凯特琳成了蒂索的模特、秘书和情人。很少有一个画家以如此饱满的爱,描述一个模特。在现有的陈迹里,你可以看到凯特琳头戴黑羽帽、披着金刘海、颈挂黑貂裘的模样——这是她最著名的打扮,出现在许多画里,她时而低垂眼帘、慵懒待人,时而在一片秋叶里提裙摆头,回眸一笑。当然,她也会坐在后院沙发和绒毯里,望着孩子微笑;也会戴着黑绒帽和红披肩,用戴着丝手套的左手支颐发呆。蒂索的正人君子朋友们对此颇不理解,认为这俩人真是不正经到一块儿去了:好好一个画家,现在成了绯闻八卦男主角。可是蒂索不管不顾,冷置了自己的社交生活,继续大张旗鼓画他的爱人。事实上,无论绯闻传得多难听,整个欧洲都无法拒绝他所画的这个女人,这个在蒂索的油画、版画里反复出现的女人:这个印度归来的美女,这个有爱尔兰背景的(她母亲是爱尔兰人)天主教徒,这个离过婚的未婚妈妈,这个在某些传说里苦命、在某些传说里浪荡的女人,这个艺术家的情人,这个如此年轻就融汇这一切传说的姑娘。这个和蒂索过着——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天赐福的快乐”的女人。
但这些事情,和所有过于美好的传奇一样,注定不长久。死神成了他们之间的第三者。凯特琳得了肺结核,开始沉迷于鸦片。病势削弱了她的健康,但给她带来了一种奇怪的沉静和安详。1882年11月,她28岁,逝世了。她一共给蒂索做了六年模特、秘书和情人。
凯特琳死后,蒂索陷入恐怖的绝望与思念中。他无法接受她的离开。他在她棺木旁枯坐四天之久,没人知道那四天里,他与死去的爱人说了些什么。他拒绝再住在那所房子里,一星期后就把房子卖掉,仓皇离开他安身立命、飞黄腾达的伦敦,逃回巴黎。

凯特琳带走了蒂索璀璨烂漫的黄金岁月。1885年他举办了一次画展,依然是带风俗画性质的人物,但主角已非时尚美女。实际上,自那之后,几乎已是时尚业指南人的他,再也不画时装美女了。
某些传说里,同样在1885年,他相信巫师威廉·埃琳顿的话,企图用通灵手段,超越生死界限,重新与凯特琳的灵魂会面、接吻。从那之后,他对天主教的狂热到了可怕的地步。他开始与各类神秘主义者交游,用余生为《圣经》画插图。他的艺术家朋友纷纷为此而诧异,但你可以这么理解:在和凯特琳共度的岁月里,他成了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之后二十年里,除了画《圣经》,他一直在描绘1875-82的生活,不断赞美那是天赐之福,是梦一般的人生,以及:
“凯特琳是我一生至爱。”
直到现在,蒂索的那些画作依然有足够的价值——哪怕不为其艺术价值,单为研究19世纪后半叶的女子穿着和风俗习惯,都已经足够不朽。死神带走了凯特琳,而蒂索对抗死神的办法,就是让凯特琳的美丽容颜在各类画里、在死神触及不到的地方传世不朽。唯一的问题是,你没法确认,他所画的是否凯特琳的真面目,因为你很难排除他对凯特林有多大程度的美化。说到底,很难有一个画家,对他所描绘的女人,有类似的爱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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