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基督教在蒙古帝国的奇幻漂流

纵观整个蒙古帝国的历史，总能看到伊斯兰教的影子（戳文章：读书笔记：横扫中亚的蒙古人，为什么选择主动“同化”？
皈依伊斯兰教的合赞汗实际上，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在当时的蒙古帝国，同样有着很强的存在感。1）基督教在蒙古诸部的传播实际上，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之前，蒙古诸部中就有不少人信仰着基督教（景教）。在具体讨论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景教：
所谓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起源于今叙利亚，是从希腊正教（东正教）分裂出来的基督教教派，由叙利亚教士君士坦丁堡牧首聂斯脱里于公元428-431创立，在波斯建立教会。
聂斯脱里
聂斯脱里提出的“基督二性二位说”，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公元431年被革除主教职务，约于公元451年卒于埃及。
到了5世纪末，他的信徒们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景教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中亚。
蒙古草原的克烈部和乃蛮部，是景教的“拥趸”。
居于土拉河、鄂尔浑河和杭爱山一带的克烈部，“其风俗习惯语言与蒙古人颇相近。此部人奉基督（景）教。”在全员皈依基督教之前，就有信奉基督教的商人，进行了一系列的传教活动。
蒙古诸部所处位置概览
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沿用基督教人名。譬如王罕的弟弟札合敢不的女儿唆鲁禾帖尼，即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正妻，就是一位虔诚的景教徒。
唆鲁禾帖尼
乃蛮部的大多数部众也是景教徒。譬如被成吉思汗击败，逃跑至西辽并篡夺其政权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曾“强其人民弃伊斯兰教，而改信基督（景）教或佛教”，引起了当地穆斯林的强烈不满。
电视剧《成吉思汗》中的屈出律
哲别战胜屈出律后，正因为第一时间保证了“当地民众有信教自由”，才得以迅速稳定当地局势。
2）蒙古帝国境内的基督教徒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后，制定了宗教宽容的政策。因此，以景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各教派，在帝国广阔领土上，有了盛行之势。
譬如拖雷妻子唆鲁禾帖尼去世后，她的儿子按照基督教的礼仪，将其灵柩安葬在甘州十字寺中，“丙申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于内”。
在成吉思汗的大臣中，也有信奉景教的，譬如“长胡子”耶律楚材就是代表之一，辅佐贵由汗的两位大臣瓜达可和真该，也是景教徒。
蒙哥继位后，同样支持聂思脱利教的发展。历史记载，他本人甚至还亲自到教堂做过礼拜。在他的大帐里，景教的传教士们拥有很高的地位，其丞相孛鲁合也是景教教徒。
蒙哥
1253年7月，受法兰西路易九世的委托，方剂各会教士鲁布鲁克穿越克里米亚地区。他不仅得到了金帐汗国拔都汗的接见，并一路畅通无阻地到达了蒙哥汗的宫廷。
1254年，鲁布鲁克成功觐见蒙哥汗。不过，当他表示想留下传教布道时，却遭到蒙哥汗的婉言谢绝，仅仅允许其留居两月以避严冬。
鲁布鲁克
实际上，鲁布鲁克在蒙哥处一直滞留了八个多月。因此，他得以从容地搜集、记录蒙古的宫廷、节日以及一切令他着迷的东方风物，并将沿途各族风土人情、山川地理详细地写成报告呈送给他的国王路易九世。
这份报告，便是在《马可·波罗游记》之前最负盛名的旅华记录——《鲁布鲁克东行纪》。
蒙古文版《鲁布鲁克东游记》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还专门设立崇福司，管理基督教事务。
崇福司长官初为秩正二品，介乎佛道之间，后定崇福司长官为秩从二品，则在道教下矣。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享事。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置，廷佑二年( 1315年) 改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蹄之”。
旭烈兀西征时，残酷地洗劫了巴格达城，并杀死了末代哈里发，几十万居民死于非命。不过，城内的基督教徒受到了赦免。
攻占报达（巴格达）时，旭烈兀之妻脱古思可敦（她是一位景教徒）为景教教徒求情。旭烈兀赦免了他们，并允许他们保有财产。
旭烈兀的军队在围攻巴格达
旭烈兀的继承者阿八哈汗和阿鲁浑汗，也一直对基督教采取着保护政策。譬如在1287年，阿鲁浑汗，为了疏通好与以拜占庭王朝为代表的基督教国家的关系，特意铸造了一批限定款的钱币。
阿鲁浑汗与腓力四世的文书，钤有“辅国安民之宝”方印
钱币的背面，是“十字架+阿拉伯文”的奇妙混搭，那句阿拉伯语翻译过来是“以天父、天子、圣灵之名，一位神主”的钱币。
这在蒙古帝国和四大汗国钱币中，是绝无仅有的。只能说，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蒙古人完全可以做到身段柔软嘛….
3）宗教宽容政策对基督教的影响一直信仰“多神教”萨满教的蒙古人认为，除了萨满之外，人们还应兼容神的其他代表。因此，在当时的蒙古帝国境内，各种教派都很活跃。在今天看来，这样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不仅稳固了帝国的稳定，也对各种宗教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维系帝国稳定，实属不易蒙古人在攻打花剌子模、征讨西夏、派兵攻打中亚的伊斯兰教民族乃至东欧的基督教民族时，并没有消灭他们的宗教的意思。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勿偏重何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待遇平等。成吉思汗认为奉祀之神道与夫崇拜之方法竟无关系。
细密画版本的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大都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前面我们提到，忽必烈就建立了专门机构即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基督教同佛教徒、道教教士和伊斯兰教士一样，享受免税权和获得其他特权。元朝统治者对基督教十分优待，经常豁免租税、徭役和兵役。《元典章》载，至大四年(1311年) 四月，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不叫当差发。当传教士来到蒙古帝国，在得到大汗的特许后，会得到一块“特殊”的金牌。持牌可以在蒙古境内畅通无阻地行走，并且各地长官也必须接待他们，让其在驿站休息。他们还经常得到皇帝的赏赐，甚至还能得到官方发放的传教经费。
元朝的市集，可以看到各种面孔在此政策的引导下，传教规模不断扩大。据《元史》、《马可波罗游记》等典籍记载：元代，在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河北、山东、浙江、福建、新疆等地都有基督教徒。其中不止普通老百姓，还有官员、医生、商旅，甚至皇室里也有不少基督教徒，“北京一隅，奉天主教的至几万人”。
从成吉思汗到蒙古诸汗，都对基督教都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并加以保护。王室成员、大臣、将领、军人、市民中，都有人信仰基督教。客观的说，蒙古统治者们的宗教保护政策，对基督教传播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一言概之，蒙古帝国的建立，为东西方的文化交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像基督教的进一步东传，尤其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不错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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