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宏：城里人张爱玲（经验篇、华服篇）

编者按：九月，是张爱玲的百年诞辰。《长江文艺》曾发表过我的这篇文章，现分几个部分发表于此，算是对她的纪念。
城里人张爱玲
文 | 宋家宏
1. 经 验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哪怕在大城市居住了半个多世纪，他还是认为自己是乡下人。湘西的青山绿水风情民俗永远是他精神上的原乡，他的创作只有写到辰河两岸的故事才鲜活灵动起来，正如他所说：“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后来不能搞文学创作了，我想，他的梦，也还会是那辰河两岸的乡间往事。
张爱玲却是一个地道的“城里人”，而且还是大都市人，在她的成长期，从未有过乡村经验，就连小城镇的经验也没有过，天津、上海、香港，就是她精神上的原乡。八岁的时候，她曾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题名为《快乐村》，并为它绘制了多帧插画，包括了图书馆，演武厅，巧克力店，还有屋顶花园，公共餐厅是荷花池里的一座凉亭。小说虽半途而废，却显示这个只有大都市生活经验的八岁女孩的乡村梦想，完全是城市化的。
这样完全没有乡村、小城镇经验的中国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灿若晨星。完全没有乡村经验的中国作家群体性地出现，所写为纯粹的城市文学，是“70后”作家在九十年代登上文坛才有的事，此前的中国作家绝大多数都有着自然的或者被迫的乡村经验，卫慧等作家登上文坛，带来了全新的城市文学。九十年代后，中国的城市也开始了爆炸式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在激烈的变迁之中。城市，不再仅仅是“罪恶的渊薮”，它还代表着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充满希望的未来。
张爱玲在大众读者中受到普遍的欢迎，也是九十年代以后，这一阅读热潮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系。“70后”作家初登文坛，他们热情地拥抱城市，可是那粗糙的文字，放纵的情感表达，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大众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读到了当下的城市，却体验不到足够的艺术。恰在此时，学者推出了张爱玲，像池塘里落入一石头，一波一波扩散开去，他们终于读到了一个全然的城里人所写的城市故事。精致的文字，内敛含蓄的感情，城里人平凡的故事，没有英雄，没有飞扬的人生，只有城里常见的软弱的凡人，男人女人，他们的恋爱婚姻，他们在不安稳中寻求人生的安稳，极具张力的内涵。
九十年代后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地变迁着的城市，城市文明在粗暴地扩张，生活其间的人们在惊慌失措中，小心翼翼又充满好奇地探索着新的生活方式，人们情感关系也似乎变得比先前更加脆弱了，让生活其间的人们感到了焦躁与不安。读者普遍地喜欢上了张爱玲小说，进而对这个从天而降而又是从旧书堆里重新发现的作家萌发了兴趣。哦！人家不仅是城里人，还是贵族后裔。还有她那高品质缠绵悱恻而又令人伤感的爱情故事，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她的兴趣。从张爱玲的散文以及生平故事中，他们读到了一个城市的“小资”，从她的小说所描写的生活以及她自己的生活方式中他们体会到了一个小资的“范儿”，而对张爱玲小说中所承载的浓重的人生悲剧意识却不甚了然。
我们也去看一下这个城里人的衣食住行，城里人的生活及其感受。
2. 华 服
女人天然地比男人更热衷于服饰，士要为知己者而死，女却自觉不自觉地在为悦己者容，不过经了长期的演化，那悦己者已成为一个潜意识中的存在，女人的服饰与美容好像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在现代作家中我不知道还有谁像张爱玲那样热衷于服饰的，即使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她也刻意求新，美服示人。
从小沉溺于用美服装扮自己，是从她母亲那儿学来的。在她与母亲短暂相处的岁月，“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我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自己简直等不及长大。”继母让她拣穿剩的衣服穿，让她感到憎恶与羞耻，穿在身上像浑身都生了冻疮。继母给她做了新衣，要逼她在母亲和继母之间选择喜欢谁，她说：“喜欢你。”而这次并非说谎，——只因这件新衣！多年以后还耿耿于怀。她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搏得‘奇装异服’的‘美名’”。在香港大学读书，连得了两个奖学金，觉得可以“放肆”一下了，而她的“放肆”是“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至今也还沉溺其中。”
她恋衣成癖。在小说、散文里许多篇章都精细地写到衣着打扮，对文学作品如何描写衣着也特别在意，这些地方别的读者往往是一目而过，她却仔细地品鉴。不仅如此，她还专写过一篇可称为“文化大散文”奠基作的《更衣记》，追溯历代服饰之演变，以及时代变迁中，从衣着上体现出来的生命存在与心理脉动。都说张爱玲对“时代”、“社会”等大词不感兴趣，其实她是冷眼旁观，心知肚明，有明确的价值观。她从服饰的细枝末叶看时代与社会，在描写古代服装时，没有一句对旧时代价值观的否定之语，我们却从她的描绘中感受到了旧时代对人性的压抑。“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奇装异服更是伤风败俗，完全丧失了服装实用功能的数不清的“点缀”，成为有闲阶级的趣味所在。张爱玲对这种消失了人而注重于外部趣味的审美表达了她的厌恶之情。晚清至辛亥，西风东渐，革命到来，被压抑千百年的人性开始得到解放。时装出现了，张爱玲写道：“我们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贵族的有闲阶级连同他们的审美趣味一道，退出了历史舞台。革命到来，人的解放也反映在服装上，“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她从女人的“更衣”看到的是中国时代与社会深刻的变化。
她爱衣成痴。战争时期的上海其实是一座“围城”，即使如此，张爱玲也不会忘了盛装待客，两位朋来见她，“只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混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妆打扮中。”两位朋友以为她要接待什么重要客人，知趣地要走，她却说接待的正是眼前的两位——很熟悉的苏青与潘柳黛，让毫无准备的朋友窘迫无比。战乱之中，华服示人的机会并不多，好似衣锦而夜行，这让爱衣成痴的张爱玲情何以堪！这么急切地要以华服示人，不仅是享受衣着华服的快乐，更深层的思想在于战争期间得到的“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她要在不安稳中求安稳，尽情享受人生的快乐。
她追求奇装异服。当她经济独立，即开始追求奇装异服给她带来的快乐。她无牵无挂的经济独立在现代文学作家中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到印刷所去，工人都停了工看她；穿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十八世纪少妇；她尤其喜欢老古董，祖母一辈的服装经她一穿，别有风味。她曾穿了拍成照片，加工而成做了散文集《流言》的封面。抹去了面目，类似一张速写画，线条简洁，突出了那件特异的服装，宽袍大袖，大镶边，典型的清代女装，而人的发型却是现代的。
她岂是一个“小资”，她是流着贵族血液的千金小姐，只有她才能如此沉迷于服饰。绫罗绸缎的家族辉煌虽已成往事，但毕竟是她的家族记忆，她在衰颓中追寻华丽，无力于时代与社会，只能痴迷于最贴身的“环境”——衣服，在服饰上找到了心灵的放恣与自由。
未完待续……
欢迎关注宋家宏
个人微信公众账号
长按扫码关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