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国宪制（九）

嗯，要把这本书系统性的读完，还有九和十，这是近些年读的为数不多的大书，不光指厚度，苏力教授的视角的高度和深度，像一个巨大的框架，拉起来，整个中国历史，在其内部推动力的作用下，似大江滚滚般展开，这以后，再看任何朝代时间点的历史事件、人物，都能放进这个框架，从底层逻辑上去更好的理解，读完内心是十分感动的。
今天讲作为宪制的皇帝，政治无非三种形态，多数人治（民主制）、少数人治（贵族制）、一人治（帝制，不同于西方的君主制）。
中国从有历史以来，就没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民主这种政体，来源于希腊的城邦，全部公民参与城邦治理，用全民投票的形式来决定城邦的重大事件，（也是民主代表，最多时6000人）但希腊的民主制不同于现在西方的基于民族自觉的民主制，而是建立在奴隶制上的民主制，希腊的公民家里的活都是有奴隶来做的，公民们啥事没有，高谈阔论和参与政治就成了生活的寄托。
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人是政治的动物”。这种说法在希腊那样的以贸易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城邦体是适用的。
但是在以农耕为主，自给自足的广袤土地上，是完全不成立的，中国从古到今的百姓，基层都是去政治化的，“帝力于我何有哉”？是老百姓一直很疑惑的问题。如果不是从上古时就不得不面对的治水和游牧冲突问题，农耕社会的自然趋向就是小国寡民，散沙化的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型社会就可以了。参考印度就是，根本没必要发展什么大规模国家这种东西。
人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撑，所以印度的宗教简直多到无法形容，而不怎么需要制造出一个人上之人以及一大堆官僚来管着自己。
中国历史经历过不算长的贵族制，也就是分封制，很快的走向大一统的帝制，并且长时间保持，可以说是历史主基调的政治制度，这是因为，这种制度是华夏这片土地上政治制度的最优解。
从清末，因为落后了，就一直说皇帝是个坏东西，他是最大的地主，用繁重的赋税和徭役欺压普通农民，王朝更替都只是为了满足某个家族的私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好像百姓怎么样都是苦的，如果没有皇帝，大家都自给自足，关起门来种田过自己的小日子，那才是最好的。
事实上是这样吗？当然不是，散沙化的普通农民，一万个人只能相当于一个人，无论是面对自然变化还是军事战争，都毫无抵抗之力。最好的结果，也无非就是像印度那样，人家想殖民，轻轻松松的就殖了，从古到今都让自己处在被动的位置上。这就很不符合华夏土地上生存的这片人的气质，我们是一定要做大事的，一定要做天下共主的。无论是大型的水利工程，赈灾救灾还是军事抵抗，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每个人付出或少或多的劳动，就能得以安稳的休养生息，当然，有些时候，王朝控制不住自己的征发欲，搞得农民留给自己的劳动不足以养活自己及家人了，那就没办法，揭竿而起改朝换代，换更会更有能力的人来坐那个位置，继续给天下提供安稳和和平。
那，是不是有完整的官僚制就行，不一定非要那么一个具体的皇帝呢？好像王朝更迭总是那些昏君搞事情，取消君主，直接让官僚集团治理天下行不行呢？
答案依然是，不行。因为想当第一是根植于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即便是官僚制，也需要个头，那个头儿，自然而然的，就会成为皇帝，这是人性决定的，即便是像日本那样，天皇就几千年的当个吉祥物，那也必须有那个吉祥物。
再说中国的皇帝可从来都不是吉祥物，是政治闭环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官僚制的天然趋向就是守旧和僵化，所谓官僚制，就是建立一整套的制度让各级官僚来照章办事，变化和例外，是官僚制最不喜欢的，因为没有依据可行，如果让官员自行发挥，那就是乱象的根本，所以官僚制的一切，从上到下各级官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那必须是清楚明白，才能让官僚制有序运行，这个对比今天的公务员就很清楚，每个公务员对于自己的工作范围和内容那必须是清清楚楚的才能把工作做好，而不能说由官员自行发挥。
所以，官僚制越成熟，整个体制就越细致越僵化。而这样的制度只能守成，不能发展或应付危机，比如，黄河决堤了，必须由皇帝指派具体官员，进行救灾赈灾，官员接到任命，再具体办事，比如，北边骑兵打过来了，也必须由皇帝下令，是战是和，怎么战怎么和，是派公主和亲还是派兵出征。这些突发情况，都不是官僚制能够应付的，只能由一个人来面对，然后官僚系统来配合他完成，就像人一定要有一个大脑来发号施令，身体各部分才能协调有序。
这就是精英政治需要皇帝的原因，姜子牙必须等来周文王，诸葛孔明若不是刘备三顾，也只能终身做一辈子农夫。所以，无论是开国，还是守成，政治精英们，必须依附于皇权，依附于皇帝，才能成为政治精英，才能加入这份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来。因为搞事情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决断，就一定需要个领袖式的人物。
在这种制度下，皇帝是唯一的“消费者”，所有货与帝王家的政治精英们，无论是“批发”，让皇帝信任他这个人，还是“零售”，推销自己的某一具体政策主张，由皇帝来选择和决断，需要“法”、“术”、“势”的结合。
所以，天下最难学的是帝王之术，最好学的也是帝王之术。因为作为皇帝的皇帝本人，可以不必是精英。（开国帝王除外，非大智慧大魄力大能力者不能开国）。皇帝的责任从来不是让自己成为姜太公或诸葛亮那样的精英，他只需要通过掌握决断权，成为精英的核心，让他们成为一支合力，而不是一群单打独斗的武林高手。所以，可以没有任何一位政治精英，但却不能没有皇帝，哪怕他昏庸无能，他必须做那个最后的决策者，至于他决策能力的好坏，会将国家带往什么方向，那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天下不可一日无君。”
而作为皇帝的这个人，最大的要求是，他最好长寿，只有他能保证一定时长的在位时间，才能期待国家的长治久安。各朝代有名的各种盛世，无不是超过20年的执政带来的政治稳定，才让国家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一朝天子一朝臣”，如果皇帝的更替过于频繁，国家就会陷入动荡，所以那时候喊“万岁”并仅仅是摄于皇威的谄媚，而是表达最朴素的，希望稳定的愿望。
书中提到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也是在于最高领导人的频繁死亡更替，82年76岁的勃列日涅夫去世，继任的68岁安德罗波夫13个月后去世，再继任的73岁的契尔年科又是13个月后去世，再继任的戈尔巴乔夫时年54岁，进入最高层仅仅1年，这样频繁更替的最高领导人，让苏联高层根本没时间，也没精力，推进本已经确定的改革。
所以各朝代最后定格的继承人制默认项都是嫡长继承制，父子相继在最大可能上，保证了一代君王的执政时长，所以，国家更期待的是稳定的继承者，而不是最贤明的继承者。
其实各种继承制都实验过，立长、立幼、立贤。三种方式都各有利弊，但是权衡下来，还是立长的优势最明显，为什么这么说呢？
立长和立幼有一个问题是共同的，那就是，那位具体的皇子不一定聪明。但这一条其实是最好办的，庞大的官僚制就是配合皇帝的，守成皇帝最好不要太聪明，世界上最坏的那部分坏事都是聪明人做的。
立长最大的问题是，父子年龄可能太近，这问题在清代尤为明显，康熙太子的两立两废就是因为康熙在位时间实在太长了，当了几十年的太子憋不住，造成那么严重的政治动荡。
而立幼最大的问题是古人的孩子夭折太多，如果立幼的话，可能登基的皇子年龄就太小了，“主少国疑”造成权臣、外戚、宦官把持朝政，都是动荡的根源，而且，头上那些年长的皇子有极大的可能会不服，这比立长的问题要严重得多。
而立贤，看起来最美好的一种继承制，其实是最不好的一种，因为贤不贤这种主观判断的东西没有标准，那每个皇子都是可能选项，这会造成皇子间激烈的竞争，“天家无亲情”，为了大位，兄弟阋墙，父子相残都不乏先例，而且，如果是立贤，就会逼着官员们站队，结党，逼着皇子跟官员勾结，以期博得更多的政治资本，这简直是败坏朝纲的根本。所以，其实立贤是最不可取的一种继承制度。
中国的帝制与西方各国的君主制，一个显著的区别是，更强调正统，而不是君主制那样更强调血统，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血统”是一种本质主义，而“正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正当化。
中国的政治正统性，主要不来源于血统，没有皇子的皇帝，过继一个，也不会把皇位传给女儿。
而且，政治合法性的传统，是更看重是否能提供长期的和平，中国的政治精英制度更看重结果，也就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无论你是弑君也好，杀亲兄弟也好，甚至是外族也好，只要能提供和平，就能得天下承认。而无关皇帝本人的道德品质，这说起来足够功利足够冷酷，所以历代开国皇帝无不是用的非常手段，经过血与杀的洗礼，才能开创一代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