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往事（2）：黯然谢幕的“后院炼钢”

记得我们还在小学学习“注音符号”阶段，学校就开始了为“大炼钢铁”的服务活动，就是每周抽出两个半天，四处去搜罗废钢废铁。
特别是1958年10月1日国庆节过后，整个哈尔滨更是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了。
我们家前面不远的新阳路街中心的小花园里也竖起了好几座“小高炉”，每天下午都会冒出始淡继浓的黑烟，这是附近的“道里区人民公社”（区政府）机关干部在响应党的号召，为赶超英国而挥汗如雨地在熔铁炼钢。
我们尚志小学也毫不含糊的加入了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去了，“麻校长”在操场上给全校师生作动员报告时说：
咱们小学生太小，不能直接去炼钢炼铁，但大家可以把家里废旧的钢啊、铁啊的东西捐献出来，集中交到学校，学校把大家收集的废钢铁再送到炼钢工人那里去，就是对超越美英的一个大贡献。
“赶超英国”的宣传画
放学回家，我就开始在大杂院里自家的“柈子棚”——北方住家用来贮藏烧火柴（柈子）和煤块而自行搭建的小仓房——里搜寻各种铁玩意儿。
就这样搜罗了几天，把家里凡是废旧的铁东西，如破铁锅、漏水的铁皮脸盆、生锈了的菜勺子，还有门窗上铁合页等，都陆续地送到了学校。其他同学也和我差不多，都是零零碎碎的家用小铁件。
但是当时家住在二楼、后来搬到三楼和我家成了对门邻居的老施家的大儿子松海（他比我大几岁，也在尚志上小学）却弄了个大家伙——小轿车的废旧的轮子（车轱辘），他父亲当时是开车的司机，他家的“柈子棚”很大，里面有不少废旧的汽车部件。
可是家里的东西毕竟有限，没几天松海家的铁东西也都弄光了。我们正在犯愁的时候，家住西十五道街的我同班同学施锦山对我说，他们大院里有在车辆厂上班的，据说厂子里有不少废旧的铁零件，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找找看。
于是我们又邀上了赵福兴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分队，来到工程街的“三十六棚”。
当年这个地方是清朝末年修建东清铁路时中国工人居住的棚区，前前后后共有三十六个“窝棚”，所以这一带被称为了“三十六棚”。
哈尔滨车辆厂是沙皇俄国兴建的维修客车、货车和车头的总基地，早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就已经开始运作了。
这里可以说是哈尔滨道里区当时最破烂不堪的地方，数百间泥苫的小房子，一个挨一个，窄小的胡同，弯弯曲曲，犹如迷宫。
昔日哈尔滨车辆厂全景
1958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们这三个二年级的小学生来到了车辆厂大门，但是根本不让我们进去。
我们只好沿着工厂的院墙寻觅进去的地方，最后看到好几个比我们大不多少的学生钻过木栅栏偷偷溜进去了，于是我们也紧跟着爬进了厂区。
迎面是一片长满杂草的旷地，有不少大人和学生都在野草丛中翻捡废铁，显然我们已经来得太迟了，这里已经被人翻检了不知多少遍了。
但是，大家依然很兴奋，我们手里拿着榔头和小铁铲，腰上还别着自己作的木头手枪，戴着白色的太阳帽，穿着学校统发的短裤，在茂密的草丛里钻进钻出，在废钢堆里爬上爬下，兴致勃勃地寻找着我们所需要的、又能拿得动的废旧钢铁。
那天废钢铁我们捡到的很少，捡到最多的倒是黄铜或紫铜材质的废旧零部件。面对这些发着暗紫色的铜制品，我们也毫不客气地捡一些，塞进书包里，又吃力地从木栅栏空隙中爬出了出来。
在回来的路上，正好看到一个收破烂的地方，摊主大声喊道：“收破烂喽，废铜烂铁都要喽！”我们一商议，就把铜件卖给他了，整整卖了六角多钱。
我们三个人没有留一分钱，而是连书包里的废铁一起全部上交给了刘老师，因此还受到了“麻校长”的表扬。刘老师很高兴，说我们为班级争光了，还鼓励我们继续去“挖宝”。
我们三个人感到非常自豪，也很神气起来。不久我们三个同时当了班干部，赵福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施锦山是副班长，我是宣传委员。
大概隔了一周左右，我们再次原路进入车辆厂时，已经是四个人了。因为刘老师为了让我们多捡回点东西，特意让一位很有力气的同学加入进来了，他就是体育委员孙仁章同学。
孙仁章体质很好，平时我们三四个也打不过他一个，掰手腕全班第一。他父亲在当时最大的菜市场（八杂市）工作，特意借给了我们几个扒鱼用的小“铁耙子”，以便让我们去在车辆厂废料堆里寻觅废铁更容易些。
前不久，我竟然在一个小本本里发现了孙仁章和赵福兴的一寸照片。这是我们加入少年先锋队后，一起去照相馆照的。照片洗出来后，大家互相交换彼此的照片，作为了纪念。
后来，赵福兴考入了哈三中，孙仁章和施锦山分别考入了二十八和四十一中，我则考进了十八中。从此“挥手从兹去”各奔东西了。
时间已经过去60多年了，我们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联系，不知这些同学现在可好？
一起到车辆厂检废铁的小学同学
但我们四个人这次从木栅栏爬进车辆厂后，发现上次堆积废旧物品的荒草地边上有不少工人在劳动，似乎在清理道路，还有人不断地在摇动着小红旗。
我们怕被发现，就不敢像第一次那样跑来跑去寻找废铁了，只能弯着身，小心翼翼地藏在草丛中，在废料堆周围随手捡了几块紫铜边角料和生了锈的铁管塞进书包，便匆匆爬了出去。
孙仁章感到不过瘾，又爬了回去，他也确实有力气，硬是从废料堆里拽出来了一小段生了锈的铁轨。
夕阳西下时分，我们满载而归，大家轮流扛着那个有一尺长的铁轨，高声唱起了当时流行的革命的歌曲。
我们还是在那个收破烂的地方把捡来的废铜卖了，施锦山则提议：我们用这个钱买几本小人书（连环画）吧，放在班级里大家可以轮流看。他是副班长，总是为班级着想。
我们也都同意他的建议，于是去新华书店买了五六本小人书。其中一本是《小英雄雨来》，这本连环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记着书中小雨来那虎彪彪、气赳赳少年英雄的形象。
当时可以说中国大陆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在搜寻残钢废铁的，甚至浙江的宁波港务局为了开发钢铁资源，还在在1957年3月专门成立了江海沉船打捞队，开始了“向江河湖海要钢要铁”的大行动。
结果他们仅在甬江入海的镇海口海底就发现了七条钢铁轮船。这是抗战初期蒋介石为阻止日寇入侵而“破釜沉舟”，硬是把这些钢铁轮船沉入甬江航道的。
《宁波报》当时以轰动性的标题《丰富的“矿藏”——甬江底发现七条沉船，钢铁千吨！》作了详细报道，港务局也因此受到省政府的表彰。
我1963年考入中学哈尔滨十八中时，在十八中操场的西侧还依稀可见“小高炉”的废墟，散落的砖头和大大小小的铁疙瘩依稀可见，据说这是1958 年师生们进行“后院炼钢”的遗迹。
所谓“后院炼钢”就是在各级政府机关的院子里、学校的操场上、农村的场院中，搭建各种各样的“土法炼钢炉”，来“全民大炼钢铁”。
记得1964年年末的十八中十年校庆展览会上，有很多当年全校师生大炼钢铁的照片,其中一幅照片的说明词我照抄了下来，是这样写的：
在全民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十八中在操场建起了一座炼铁炉，全校停课八昼夜来炼铁。哈尔滨市委书记任仲夷同志也亲自来到现场，参加十八中的大炼钢铁运动。
十八中后院西侧有个小楼（小西楼），当时是市委的宿舍楼，也称“书记楼”，住户是两位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处书记，楼上住的是张树德，楼下住的是郭卫人，他们也都和任仲夷一起参加了十八中的“后院炼钢”运动。
我们这些尚志小学的小学生到处搜罗废钢废铁的活动持续了将近两个月，由于忙于期末考试，这个活动才逐渐停顿下来。
但是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学后也没有再组织这样的活动，新阳路上的小高炉也不再冒烟，似乎“大炼钢铁”已经胜利结束了。
遍布各地的土高炉（《中国重建》杂志1959年1月)
多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大炼钢铁此时不是“胜利结束”，而是“黯然”谢幕了。
当时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工业的规划无疑是宏伟的，但是确实过于激情而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使得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了一大段弯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1958年8月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发出了“争取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我国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号召。
毛泽东主席当时亲自看望了在中南海“后院”里炼钢的中央机关同志们，当场给与了充分地肯定和鼓励。
刘少奇副主席于1958年7月3日在石景山钢铁厂工地还亲自参加炼钢生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在她所居住的北京后海庭院里也架起了小高炉，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淬炼钢铁的运动。
宋庆龄(孙中山遗孀）在她的后院亲自淬炼钢铁
（《China Reconstructs》，1959年1月号）
1958年12月19日国务院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提前10天超额完成了当年的指标。
实际上，这1108万吨的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其他300多万吨土钢和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大炼钢铁在全国造成的损失大约是200亿元人民币。
出生于莫斯科的历史学博士、美国首都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潘佐夫在他2007年出版的著作《毛泽东传》中这样写道：
在全国各地的村子里、城市的院子里、体育场上、公园里和广场上，到处都竖起了土高炉，大人和孩子们把他们所有的一切——破铜烂铁、门把手、铁炉、家庭用具——都扔进了炼钢炉里，而完全没有想到，这些寒酸、原始的土高炉是不可能炼出真正的钢的。
参与这场运动的有农民、工人、教师、大学生和中学生、医生和护士、售货员和会计，总之，凡是能参加的人都参加了。
城乡上空处处都升起了黑色的烟柱，从大喇叭里不时地传出“我们要超英赶美”的战斗歌声。
潘佐夫教授描述的当时情景完全是真实的，也是现在年青人难以想象的。
但是潘佐夫在列举参与大炼钢铁的人员时，漏掉了我们这些小学生。他说到了中学生，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小学生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这场前所未有的“后院炼钢”的运动中了。
至于“十五年钢产量超越英国”的口号，其形成的政治背景和过程也很复杂。据《胡乔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披露，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毛主席在文中写道：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当天，毛泽东致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陈云、胡乔木、吴冷西各同志：“此件请审阅。如同意，请冷西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觉得对十五年要赶上英美的提法不妥，因此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应该“留有余地”的建议。
毛泽东主席阅后写了一段批语：“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于是《介绍一个合作社》在1958年6月1日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同日《人民日报》转载，立即在全国传诵，推动了“大炼钢铁”群众运动高潮的到来。
对于这段时期“大炼钢铁”造成的损失和决策上的失误，邓小平后来说了一段公道的话。这段话是他在1980年4月讲的，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
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
万幸的是这种“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中央高层很快发现了问题，觉察出了这种严重脱离实际的决策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所以，这个轰轰烈烈的运动仅仅运行了几个月，便戛然而止。
我们当时寒假结束，开学后准备第三次到车辆厂去捡废钢铁时，老师却不再提起这事儿了，而是要求我们好好学习，争取门门功课都得5分——当时我们不是百分制，而是五分制。
班级教室里还堆着一些废铁，也由几个维修楼房的建筑工人进来搬走，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
但是，满街大炼钢铁的标语和宣传画依然醒目，直到1959年春节前几天，这种宣传画才在城市的街道上彻底地消失了。
——往期回顾——
共和国往事（1）：从“注音符号”到“拼音字母”的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