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机场上他们默默相望

卡洛·乌尔巴尼医生在河内
2003年3月11日，从河内出发的航班到达曼谷，卡洛·乌尔巴尼（Carlo Urbani）医生疲惫地走出机舱，来到机场的出口。
他看见来接他的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同事疾步过来准备和他握手，但是卡洛·乌尔巴尼却停住了脚步，并且举手作出了“禁止向前”的警告。
他用手帕捂着口鼻，再次用手势告诉对方：不要靠近我，快叫救护车，我可能被感染了！
对方明白了——卡洛·乌尔巴尼可能感染上了SARS病毒，这位接站者马上掏出手机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驻曼谷代表处联系。
然后，他和卡洛·乌尔巴尼分别在不同的排椅上缓缓地坐了下来，隔着一段几米远的距离，两人默默地无语地望着，直到配备特殊防护设备的救护车急驶而来……
曼谷机场出站通道
1.第一个向世卫组织报警的人
在与SARS的战斗中，他是第一个向世卫组织瑞士日内瓦总部“吹哨报警”的人。
正是这位始终奋战在第一线与病人“离的很近”的意大利医生的首先报警，帮助遏制了这一流行病，触发了全球公共卫生对策，最终拯救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生命。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办公室接到一家法国医院的电话，请求派专家来检查一名疑似感染禽流感的病人。当时接到电话的行政官员协商了好几位医生，但都没能成行。
她最终询问了公共卫生专家的卡洛·乌尔巴尼博士，乌尔巴尼几乎没有任何迟疑，立即说：“Of course, it’s me”（当然，是我）。
2003年2月28他到了那家法国医院，对华裔美国商人约翰尼·陈（Johnny Chen）的详细诊治后，确认了此人身上带有“人传人”的病毒，因为已经有多名医生和护士被传染。
确实，这名美国商人的病情不仅迅速恶化，而且医院的几名工作人员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干咳、呼吸困难和发烧。
他确定这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传染性疾病，于是，他立即把此情况通知给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种新的传染性疾病，用抗生素不管用，许多人病倒了，情况紧急！
不久，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把这种当时认为是“神秘的肺病”，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简称SARS），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世卫组织在同一天就“非典”这一疾病发出了全球预警公告，由此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生命。
在给世卫组织发出通报的当天，他当即把翰尼·陈这个病人隔离起来，采取了严厉的抗感染和防扩散措施。
他要求医院隔离所有有这些症状的病人和工作人员，以防止疾病的传播。医院对公众关闭，外面派警卫，而医院内的工作人员开始戴口罩和其他防护服。
他不顾家人和朋友们的反对和担忧，决定留在河内这家法国医院中坚持工作。他鼓舞医院的同事们要坚守岗位，正确处置，减少他们对SARS的恐惧。
他还动员医院职员做出自我隔离的决定，为了保护他们的家人和社区安全，在这一时刻，许多工作人员作出了艰难的决定，隔离自己。
因为SARS具有高度传染性和毒性。在首批60名非典患者中，超过半数是医护人员。他和这些医护人员冒着极大的危险，决定留宿在医院中，以有效地将他们自己与外界隔离开。
3月15日，尽管病例和死亡人数仍然很少，但世卫组织公开宣布该综合征为”全球健康威胁”。世卫组织从未对疫情作出如此迅速的反应，这主要要归功于乌尔巴尼。
在WHO的其他专家到达了现场之后，他还动员了无国界医生组织作出反应，派出工作人员和提供预防感染的装备。这些装备是以前为预防埃博拉（Ebola）——一种可以导致出血热的线状病毒暴发而储备的。
这些装备在河内被迅速应用，帮助世卫组织有效应对这一十分严重而危险的流行病。
2.力劝越南政府把疫情公开
正是乌尔巴尼的贡献——他力促越南高级领导重视在河内一家法国医院(一家有约60张病床的私人医院)中发生的由约翰尼·陈导致的SARS病。
于是在3月9日召开了在国际传染病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会议，越南高层人物参加了会议。
经过4小时的讨论，乌尔巴尼面对越南当局的高官决定，力陈SARS的危险性，强烈建议医院工作人员必须使用高滤口罩和双袍等等防疫措施。
在他的要求下，越南卫生部开始隔离疑似患者和筛查旅行者，这减缓了患者的感染速度。
越南政府还决定采取超乎寻常的措施，隔离越南的这家法国医院，在其他医院中采用新的感染控制措施，同时发出请求国际专家协助的呼吁等等。
越南冒着损害国家形象和经济下滑，甚至可能有崩溃的风险，公开和果断地处理了SARS的暴发。如果当时越南选择秘密地传统的暗箱操作，结果很可能是灾难性的。
从此，在完全透明化的情况下，越南的SARS得到了快得出乎意料的“消灭”了。
河内处置SARS疫情的经历，揭示了政府怎样做才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国家选择公共健康和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和优先于政治的范例。
3.生命的最后时刻
仅仅两天之后，为了争取更多的外援，乌尔巴尼搭机飞往曼谷。在班机上，他突感不适，怀疑自己可能被感染了。但他没有感到恐惧，没有出现慌张。
他下了飞机，想到的依然是同事的生命，不让同事靠近他。也不大声说话，因为他担心自己口中的飞沫会飘向人群，会引起传染。
他被送进隔离区后，在重症监护室里，他戴着氧气面罩留下了遗言：一旦呼吸停止后，把肺组织保存下来，供进一步的医学科学研究。
他躺在病床上整整18天，终于让SARS夺去了生命。时间是2003年3月29日上午11:45，此时他才46岁，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乌尔巴尼始终在第一线处置病人和研究病情，这是高度危险的工作，他在3月11日便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感染，但是他没有离开“战场”。
越南疫情中所有死亡的病人都是医生和护士，乌尔巴尼是其中最为知名的专家。在香港，大约25%的SARS病人是医护人员，包括医院管理局的行政长官。
乌尔巴尼重病在曼谷的一个临时隔离病房中，通过对讲机和外界进行通讯，他宽慰妻子朱利安尼·奇奥里尼说:
如果我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我来这里是为了什么？是参加鸡尾酒会或电子邮件闲聊？显然都不是，我在这里，因为我是医生，而且是传染病预防医学的医生，我必须留在这里。由于他的肺部被感染而功能减弱，只好戴上了呼吸器。他用对讲机对意大利驻曼谷大使馆说，他希望他死后，把他的肺组织保存起来，用于医学科学研究。
经过18天的重症监护后，乌尔班尼于2003年3月29日上午11时45分去世。乌尔巴尼医生去世后，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肯定了乌尔巴尼的杰出贡献和敬业精神。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2003年3月29日）
4.死的其所，重于泰山！
卡洛·乌尔巴尼是“无国界医生组织”（Medecins Sans ?Frontiers）的成员，也是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任命的设在河内的西太平洋区域传染病主任，也是首屈一指的的传染病专家。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标志
他1956年生于意大利沿海城市卡斯特尔普拉尼奥，他的父亲是安科纳商业海军学院的教师，母亲是一所小学的校长。
他在意大利安科纳大学获得医学学位，并在疟疾和医学寄生虫学领域从事研究生工作。
1990年，他成为意大利安科纳综合医院马塞拉塔传染病科副主任，他很珍惜这个职务，他在世界各地执行其他任务时，也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职务。
1993年，他开始为世界卫生组织（WHO)工作，WHO要求他研究马尔代夫的钩虫（一种导致严重肠道感染的寄生虫）。他在那里集粪便样本，在干旱和酷热的环境里，一干就是好几年。
乌尔巴尼在非洲工作照
他在控制寄生蠕虫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并且成为了第一个报告血吸虫在毛里塔尼亚传播的紧急疫情，由此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赞许。
“无国界医生组织”也发表了声明，称赞他：”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医生，是为世界各地弱势人群的健康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人。”
随后他众望所归，在1999年被推选为意大利“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主席，代表“无国界医生组织”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在领奖时乌尔巴尼说：
My duty is to be closer to the patient. This award is awarded to such an ideal that human health and dignity are inseparable.我的职责就是离病人更近一些。这一奖项是授予人类健康和尊严不可分割这样一种理想的。
就是这种极为高尚的“离病人更近一些”的品德，使得他始终战斗在疫病的最前线。
在他的建议下，“无国界医生组织”把这笔诺贝尔和平奖的奖金，设立了一个“促进为世界上最贫穷人口提供基本药物的国际运动”的基金，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受到全世界的赞誉。
在他不幸离世的那一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博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卡洛·乌尔巴尼的病逝，令我们大家深感悲痛。他的行动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在公共卫生方面取得进步是真正的责任和工作。然而今天，我们都应该放下手头的工作，稍作停顿，向这位杰出的医生默哀，永远记住他，永远怀念他！
由于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这种21世纪的最新疾病，并一直坚持奋斗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一些科学家提出以他的名字命名“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以示对他的纪念和表彰。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封面图标
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3.6）发表署名文章，以极为沉痛的语言表述道：
乌尔巴尼医师对非典果断和坚决的干预措施，为人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生命。由于他最早发现了非典，全球监测工作得到了加强，许多新病例在感染医院工作人员之前已被识别和隔离。我们怀念乌尔巴尼医师，为他对医学无私献身的精神而感到骄傲，伴着他离去后，给他全世界的同事心中，留下的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悲伤。
世界各地的同行们在他逝世后没几天，就自发联络起来，提议为乌尔巴尼医师建立一个合适的纪念碑，并建议WHO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导致SARS的那种变异了的冠状病毒。
他除了是一名流行病学家，乌尔巴尼还是一位充满激情的摄影师、专业的超轻型飞机飞行员和优秀的管风琴家。
由于他的无私忘我的行动，被世界卫生组织赞誉为“公共卫生的英雄”（public health hero）——这是最高的荣誉。
2019年3月，在他殉职16周年的日子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图文，标题是《If Dr Carlo Urbani were alive today……》（如果卡洛·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摘录于此，以飨读者：
如果卡洛·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他会骑着摩托车周游世界。他骑摩托车的样子很酷，他甚至可以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较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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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他本可以开一个画廊来展示他一生所拍摄的照片。他喜欢捕捉瞬间，欣赏大自然中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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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他会喜欢和他可爱的妻子一起度过很多时间，和全家人一起去度假。他是一个深情的丈夫和身体力行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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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如果他不选择永久居住在越南这个国家，他会很高兴看到他的孩子们继续与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人民的联系和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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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他将继续成为同事的导师、兄弟、朋友，甚至是父亲。他是一个”大哥”，是一位伟大而鼓舞人心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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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乌尔巴尼博士今天还活着，会回到自己的祖国意大利，过着退休后的平静生活。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终还是要去世界上最贫穷的社区，为改善那里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而继续忘我地工作。
如果他今天还活着，他将成为世卫组织使命的缩影——促进健康、维护世界安全和为弱势群体服务——这些就是”乌尔巴尼博士”的精神，将永恒世间！
乌尔巴尼是一位医生，却有着极为高尚的品德，他是一个患者，却有着极其伟大的情操。他英年早逝，却死的其所，重于泰山！
他难道不就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所赞誉白求恩医生的那种“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吗？
——N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