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八八”中国父亲节

今天是中国的父亲节（Father’s Day）。1978年台湾的“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行文，建立了一个“中国父亲节”，时间是每年的八月八日。但是大家更可能有所不知，这个台湾的“八八节”实际上早在抗战时期的1944年就已经开始呼吁创立了，而发起创立者竟然宁波人！这个宁波人就是当时的鄞县（现鄞州区）的史致富先生（1906年6月－1962年6月）。他是中国近代制药工业的先驱，在中国最早试制成功机器制糖衣药片，在中国近代医药学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史致富（1948年，上海）他曾任民国时期上海市参议员、上海市新药业公会暨药剂工会理事长、万国药房总经理等职，去台湾后，担任台北市与台湾省药剂工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等职。他出身贫寒，是从学徒工一点点干起来的，没有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全靠自己用功。他看见药业界的很多学徒也和自己一样贫苦出身，没有读书的机会，就在1938年便创办了一所上海药学补习学校，教授化学、制剂、生物、植物等，他们是晚上上课，白天工作，非常辛苦，但深受欢迎。当时上海的《海燕》周刊（1946年第13期）说：“史先生很老实，在宴会场合静默如处子，所以很多人都说他是‘好好先生’。”这位“好好先生”有强烈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他在1946年抗战胜利后发表谈话，曾极为愤慨地说道：美国的原子弹在广岛投下的是去年8月6日，在长崎投下来是8月9日，可是日本的原子炸弹，却在中国投了整整8个整年！
他在1948年为《抗战遗族学校周年纪念特刊》的题词”忠魂克慰“，表达了对抗战烈士和后人的深切感情。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上海租界地区极为嚣张，他对那些称日人为父以及附逆叛国之辈切齿痛恨。为了对这些丧失国格行径进行谴责，史致富先生萌生了创建“中国父亲节”念头，以弘扬中华民族父慈子孝的伦理，重整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理念。为了鼓舞民众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也为了颂扬和纪念在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父亲们，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1944年初他开始联络上海各界领袖——如不给日伪演戏而蓄留胡须的梅兰芳以及曾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的颜惠庆、书画大师袁希廉等著名人士，来共同筹建“中国父亲节”。筹备数月后，他们联名正式发表了声明，倡议每年八月八日为“中国父亲节”。为什么选为八月八日？史致富等人是经过缜密研究而确定这个日子的，他在报章上发表文章说：八八连缀，形同“父”字，而音又与“爸爸”二字近似，顾名思义，便于记忆。为此，他以“万国药房”的名义在上海大街小巷做了上百件宣传父亲节的路牌，一时间，街谈巷议，影响很大。他亲自起草的倡议书中还规定，父亲节这天的纪念仪式是子女佩胸花：父亲健在者佩一朵红花，逝世者佩白花，从而体现“承欢尽礼，丹红之爱日长辉；失怙与悲，清白之家风宛在”之意。抗战胜利后，更多的社会名流加入了呼吁设立中国父亲节的行列，他采纳这些名流的意见，经过反复征求社会意见，最后确定：把子女所佩戴的花类型，定为素有“父亲花”之称的石斛兰。父亲健在者佩戴红色石斛兰，亡故者佩戴白色石斛兰。
被誉为“父亲花”的石斛兰
此举立即获得广大民众振奋热烈响应，上海市各界在租界里举行了庆祝中国父亲节成立的社会公益活动，如义卖、义演等，获得了极大的反响。当时上海市的《申报》和《新闻报》报社，还收到各地人士捐赠的奖助学金，以父亲节的名义嘉惠家境清寒而好学的学子。尤其是他请艺文界名人费穆作词、国立音专毕业主音乐家黄贻钧作曲，为“八八父亲节”创作的《父亲颂》的歌曲，争相传唱，风靡一时。费穆先生写的歌词朴实无华，却充满了感情，令人过目不忘，深受教育。其歌词为：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羊跪乳，鸟反哺，爱我母，爱我父，为我拿起鎚与斧，为我拿起弓与弩，荆棘山林耕与锄，绿野千里田与圃。苍苍古树根与土，世世劳苦父与祖。点点汗，粒粒谷，父与祖，子与父，风风雨雨愁与苦，子子孙孙歌与舞。劳苦劳苦父亲苦，我爱我父肺与腑。抗战胜利后，史致富会同其他发起人成立了“父亲节推行委员会”，先后两度联名陈情上海市社会局，并转请当时的国民政府通令规定每年八月八日为法定节日，由全国各地遵行。但由于种种原因，此申请未获当局批准。史致富到台湾后，依然不断呼吁设立“中国父亲节”，但是每每都不予批准，使他万分失望，直到他1962年病逝，此申报案也便被束之高阁了，使他抱恨终生。直到十六年后的1978年，台湾的“家庭教育协进会”根据史致富先生的遗愿和民众的要求，再次以公函的方式函请“台湾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及台湾行政部门立案。经过反复讨论，最终得以核准，正式发文，确认了这个由宁波人倡导的“中国父亲节”，时间为每年的八月八日。从1945年开始申报算起，整整经过了三十三年才被批准，这大概是最漫长的一个节日的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