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徐道来话北京︱您没看错！这位大师曾住西长安街大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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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本文标题，也许有人说你写错了，大栅栏在前门外啊，怎么是在西长安街？您别着急，看完今天的节目文图，您就知道了。
西城往事–张恨水的故事
一条平整的胡同，大概长约半华里吧站在当街向两头一瞧，中国槐和洋槐，由人家院墙里面伸出来，在洁白的阳光下，遮住了路口。这儿有一列白粉墙，高可六七尺，墙上是青瓦盖着脊梁，由那上面伸到空气里去的是两三棵枣儿树，绿叶子里成球的挂着半黄半红的冬瓜枣儿。树荫下一个翻着兽头瓦脊的一字门楼儿，下面有两扇朱漆的红板门，这么一形容，你必然说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节选自张恨水散文《翠拂行人首》
张恨水是民国时期的北漂一族，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现代章回小说大师级人物。张恨水先生当年在北京居住了30多年，大部分都居住在西城区，所以，我们本周西城往事的特别策划主题，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张恨水先生在北京的漂泊情缘。
未英胡同原名“喂鹰胡同”张恨水先生住进了未英胡同。然而巧的是，张恨水所居三十号院右邻，是一旗籍旧家，尝自夸为黄带子，意为皇亲国戚。他曾在张恨水面前吹牛，说：“少年富贵无所事，弹歌走马，栽花养鱼，驾鹰逐犬，无所不能。不料今沦居陋巷，寒酸增人谈笑也。”不过，张恨水的确看到过这家人处理所养老鹰时的情景：
其家有老仆，以衰病谋去未能。一日于院中树下缚老鹰，将割之。予曰：噫！其肉可食乎？仆曰：当吾主人坐高车，住华屋时，是曾捕杀多禽，深得主人欢者。吾不彼若也。今主人贫，当谋自立。不复以杀生为乐，是物留之无用，嘱吾释郊外。然吾殊不耐，有斗酒，将烹之以谋一醉也。言时，鹰目灼灼视予，若欲为之乞命。予怜之，以二角钱向老仆购取，纵之去。鹰受伤不能高飞，纵翼复落予院中。小儿辈喜其驯，以厨中腊肉喂之。三日，为狸奴所创，死焉。”
关于这所宅院，张恨水之前，谁曾在此住过？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查清代王府地址简表，以及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名单和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及王府名单，不仅没有三十号院，甚至没有未英胡同。可知这所院子虽大，却未必是王府或名居，不然他的右邻也不会说“沦居陋巷”。然而，这所院子的月租却只有三十元，张恨水曾得意地说，“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租一所这样的院子住住，并不特别的为难。或者你以为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但他告诉你：“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
尽管如此，以张恨水的实际收入而论，每月三十元的房租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民国十六年（1927）以前，张恨水的居京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的收入离全家的实际生活需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他的大妹妹张其范回忆：“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生存压力之大，由此亦可想见。在重庆的时候，他写过一篇《做长子难》，就谈到自己作为长子的苦衷：“上要供养寡母，下要抚育诸弟妹，对内对外，还要负担着经济上的责任。”为了肩上的这点责任，他必须想办法多赚钱。但他是个文人，所能做的，只有卖文。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写作“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而作文字，消遣是为兴趣而作文字”。
有个朋友很赞赏他的毅力，说：“我看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天天看见阁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又在其他的报上，日日看见你的文字。在这五年之中，我曾离开北京四五次，而每次回来之后，总不见你离开了本职。这种恒心，实在难得了。”对于朋友的恭维，他只能报以一笑，然后说：“我们干的这个职业，是做一天的事，才能拿一天的钱。一天不干，一天不吃饭。他见我天天发表文字，却没见我天天吃饭用钱。”
那此后的张恨水是怎么出现生活转机的？他在北京还住过西城区的什么地方呢？
大约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张恨水开始给外报写小说。先是写了长篇小说《京尘幻影录》，逐日在北京《益世报》连载。“这部书，完全是写北京官场情形的”，“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多，总有五十万字以上”。不久，北京《晨报》亦约他写个长篇，于是，他便写了《天上人间》。民国十七年（1928），蒋冯阎的军队进驻北京，《晨报》被迫于六月五日停刊，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完。直到《上海画报》、沈阳《新民晚报》、无锡《锡报》先后转载，才把它补齐了。
这时，由于《春明外史》的影响，他的稿约多起来，在随后几年里，他写了《春明新史》，《青春之花》，《鸡犬神仙》，《剑胆琴心》《似水流年》等等。在民国十五年（1926）到民国十九年（1930）这四五年里，张恨水除了完成世界日晚报的编辑工作，写两报的连载，通常还有两三部长篇同时进行。他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还要编新闻，看大样，极度劳累却不能按时领取全额薪水，而一家人的吃喝总要他来打发，闷时，他也只是“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最后，还大病一场，大病痊愈之后，张恨水第一次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报社老板说了许多挽留他的好话，张恨水碍于情面，只好收回辞呈。没过多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发生了“欠薪”风波，张恨水再次愤然提出辞职，报社老板依然是好言相劝，不肯放他走。无奈之中，张恨水没有坚持非走不可，而是勉强留了下来。
民国十八年（1929）春夏之交，经朋友介绍，张恨水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转过年来的春天，便有了《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连载。这时，他第三次提出要辞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所有职务，报社老板不好再强留，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这期间，他与胡秋霞又添了一双儿女。儿子小水民国十七年（1928）一月出生，民国十九年（1930），小女儿康儿也降生了。添人进口，喜气盈门，张恨水也感受到一种春风得意的满足和幸福。尤其是仰仗着《啼笑因缘》带来的声誉，他竟成了南北报馆和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不仅新的稿约应接不暇，许多旧作也被翻了出来，除了在报纸上连载、转载，还有人结集出版，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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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间，他应邀赴沪，在赵苕狂先生的撮合下，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以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并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这样，待他回到北平时，手上便有了六七千元。十八年后，他忆及此事说：“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俱，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他这里所说的房子，即西长安街大栅栏（读大扎啦）十二号。您看，这可不是前门外的大栅栏。这样一所宅院，月租金只有四十元。大约这是张恨水居京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虽然很忙，“约有六七处约稿，要先后或同时写起来”，但他并不感到紧张和压力，反而“心广体胖”，神清气爽。这里我说一句，“心广体胖”是张恨水自己写的词，不是心宽体胖pán，但是一个意思。
这一年秋天，他把第三个妻子娶进了门。这个在婚后被张恨水改名为“周南”的女人，几乎小他二十岁。然而，他们的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有着说不尽的喜悦和甜蜜。张恨水对这次婚姻由衷地感到欣慰，他相信，这正是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爱情之果。这时，虽说全家都在大栅栏十二号的深宅大院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他还是另租了铁门胡同一所小院，与周南共建了一个小小的爱巢。转过年的八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张恨水的次子二水，得子之乐总算给两月前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张恨水带来一些安慰。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民国二十五年（1936）初，他把全家迁到南京，在旧南京城北的唱经楼附近安下了家。这一别，就是十年。民国三十五年（1946）三月，他回到刚从日寇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北平，心情很难平静。战前，张恨水曾在这座古城住过十六年。他既爱这座城市，也享受这里的一切。这次久别重逢，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回到北平不久，张恨水便托邓季惺在内四区的北沟沿（今赵登禹路）购买了一所四进院落的大宅子，门牌甲二十三号，位于砖塔胡同西口。砖塔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西起北沟沿，东临西四南大街，因胡同东口有一座著名的元万松老人塔而得名，是元大都时代留下的遗迹之一。张恨水买下的这所宅院，共有三十多间房，张恨水把他的书房题为“南庐”，陈铭德、邓季惺伉俪送了一套很漂亮的西式家具给他，他又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包括书橱、大写字台、转椅、多宝格、大圆饭桌、小茶几等，“配合着大厅里的木装修，红漆的柱子，绿窗格，雪白的窗纸，明净的大玻璃窗，很豁亮”。
不过，张恨水一家在这里仅仅生活了四年多。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正给读初中的二水、张全补习外语，突然感到说话困难，口齿不清。两个儿子刚扶他在睡榻上躺下，他便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家人立刻请来他的好友张大夫，诊断为脑溢血，遂将他送进中和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经医生及时抢救，他在昏迷数日后苏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极大损伤，不仅说话相当困难，除了周南，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不认识了。
张恨水这场大病，使张家财政很快陷入了危机。家里人口多，八个孩子，只有长子小水考上大学，不靠家里供养了，剩下的，五个读中小学，张正两岁，张同还在襁褓之中，都要家里负担。张恨水养病吃药，补充营养，也要花钱。但他既不能写作，也就断了财路，过去的一些版税也拿不到了，又没有积蓄，生活几乎难以为继。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又以一百四十五匹二厂五福布的价格，买下砖塔胡同东口四十三号（后改为九十五号）一个小四合院住了下来。这里距原来那个院子的后门只有百余米。
在这里，张恨水度过了他的余生。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离家两年半的张明明回家结婚。张恨水欣喜地给爱女操办了一个简陋却很体面的婚礼，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快乐。婚假结束后，张明明要回四川去了，分别的时候，张明明写道：“父亲蹒跚的追到院中，老泪纵横，斜倚在哥哥的身上，向我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这句话真成了一句谶语，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而致命的，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多难而辉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岁。然而，在这个“我亦潜山人”的一生中，倒有三十七年是在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度过的，可以看出他对北京的爱有多深。
选自著名作家解玺璋先生的文章《“北漂”张恨水的北京情缘》，原载于《北京晚报》。本节目略作删节修改。
附录：
告别未英胡同
白 桦（作家）
逝去的岁月和逝去岁月中的故事，像焚毁了的花朵，很难再拾起来，那些变成黑色或灰色的碎片都散落在哪儿了呢？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多，大部分时间住在西单未英胡同四号，那是一条很僻静的胡同。
四号是个三进大院，当时是总政治部电影处和文学创作室。第二进的北房改建为一个小型放映间，来看电影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军，经常可以在那个简陋的放映间里看到罗荣桓、贺龙、萧华……等高级将领。一九五五年春我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可疑分子名单，就是贺龙在那间小放映间里看嘉宝（Garbo）主演的《茶花女》时提醒我，我才知道的。
至于军内外的作家，在未英胡同出入的更是数不胜数，有些已经作古，如宋之的、马寒冰、杜鹏程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就是与我为邻的时候完成的。
未英胡同虽然僻静，却很方便，右一拐是西单，左一拐是和平门。去湖南馆子“曲园”吃汤粉，经常可以遇见齐白石；去山东馆子“丰泽园”吃烤馒头，遇到过裘盛戎；去“全聚德”吃烤鸭，遇到过程砚秋。去“长安大戏院”听杨宝森压根就不需要坐车，遛个弯儿就到了。
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熟悉我，总是喜眉笑脸地看着我走来走去。我不想去回忆在未英胡同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只想把我最后离开未英胡同之前一件与一个生命相关的小故事写出来，我曾为了那个生命多年都不能平静。
经过一九五七年漫长的夏天、短暂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经过军队中、上层领导人的讨论、僵持、争辩，我在一九五八年春天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亦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痛苦绝不亚于临刑前的死刑犯。我躺在第二进东厢一间小屋里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等待着迟到的流放。
这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为响应毛主席消灭“四害”的号召，连小脚老太婆都上了房顶，敲着铜脸盆，以疲劳战术消灭麻雀。
我很羡慕那些有资格参战的人。我知道，我已经被划到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边了。
当一只失魂落魄的麻雀从窗外落进我的房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开始，它以为我是一个有权对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吓得蹲在桌子上颤栗不已地看着我。可能它渐渐看出我的目光和它的目光非常相似：惶恐，迷惑，对这个残忍的世界深为不解。它稍稍安定了一些，对着我乞怜地叫着，
此时，我所考虑的是：
一、把它抓住，上交。看着它的脖子被拧断，往山丘一般的麻雀尸体堆上一丢？不！把它交上去不就是一种出卖吗？而且谁也不会承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革命行动，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白眼和轻蔑的一声哼。
二、把它赶到窗外，让它被追杀得心碎胆裂而死？不！虽然这样我看不见它的死活，但和这个念头同时出现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时辰，我就会像它一样被赶出这间屋。我实在不能在自己被放逐之前做一次角色颠倒的演习，它不就是我么！
三、把它收养起来，等这场浩劫过去之后再放它逃命？不！一个连自己也庇护不了的生命，怎么可能去庇护另一个濒危的生命呢？如若被发现，我还要承担窝藏反革命的罪责。
这个惊魂未定的麻雀，和无计可施的我四目相对了两个多小时。忽然“砰”地一声，门被人踢开了，那个来宣布我去向的人走了进来。小麻雀立即扑翅飞起、夺门而出。我从卧式变为坐式，第一个感觉是得到了解脱，至少不是我赶它走的，它在我眼前消逝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
我离开未英胡同的时候，没有小麻雀的仓皇，像具活尸那样木然。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变得陌生而冷酷，对我视而不见。
从此我再也没敢回顾过那条胡同，因为我的过于短暂的青春和那只亡命的小麻雀，同时从那里惊飞而夭折了。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1点重播。
2018年开始，每天凌晨1点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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