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以重要影响的两位民主人士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己亥猪年正好是我的“古稀”之岁。凭栏迎风，回顾历程，不由想起了两位对我有重要影响的民主人士。
我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963年。那时我才14岁，刚刚初中一年级。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营养不良和天寒地冻等原因，当时我班十几个同学都得了关节炎。我也是其中之一，严重到了蹲下就站不起来的地步。
放寒假时，父亲带我到道外区桃花巷（现今叫南勋街）的一个老人家里治疗。这位老先生姓张，个头不高，头已谢顶，戴着眼镜，面目慈祥。
桃花巷的老胡同
桃花巷不是一个巷子，而是由好些迷魂阵似的胡同和几个不同的小马路组成的三角地带。我和父亲一连穿过了好几个胡同，才到了张先生家。
他住在一个破旧大杂院里，进入他的小平房，里面狭小而且阴暗，床上放着一个吃饭的小方桌，上面放着几本书和一个针灸铁盒。
父亲告诉我，他过去是很有学问的专家，由于1957年所谓有“反党言论”而被定为是“右派分子”，现在正在接受改造，老婆也离婚了。
父亲和张先生寒暄了几句，就去单位上夜班去了。张先生看样子还没吃饭，他一边忙着生火做饭，一边让我仰卧在小床上，双腿踡起，然后他拿起一根金属针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我“怎么样，敢不敢？”
我心里有点害怕，他又说了好多鼓励的话，然后趁我不注意，猛地一扎，几乎是在我毫无知觉之中，针便刺入了穴位之中。就这样，大概在膝盖周围和小腿上刺进了七八根银针。
然后，他一边打听我的学习情况，一边快速地捻针，这时我才感到了刺疼，接着便像触电一样又麻又胀起来。
他让我继续半躺着，靠在床头上，要留针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里，他打开了一个小匣子，从里面拿出一些棉花似的绒团，用火点燃，固定在针体上，熏烤我膝盖上的穴位。
我首先闻到了一股扑鼻的芬芳的香气，然后觉得膝盖特别温暖而轻松。他告诉我这是艾灸，针刺与艾灸两厢配合，病才会好得快。
针灸完毕，当我离开了时候，腿已轻松了好多，心中十分高兴。他问我还来不来了，我说：“来！一定来！”后来连续扎了十多次，我的关节炎基本上痊愈了。
我每次来他这个小屋针灸时，都能在他的床头看到《光明日报》和《民盟报》，有的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有的是新的，不少文章还有他用红铅笔画的横杠杠。
我便在“留针”的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翻来覆去地看这些报纸。张先生告诉我：民盟是一个民主党派，是一个拥护党和政府的团体，很多知名人物都是民盟的。
由他的口中我才知道我们这些中学生当时非常崇拜的华罗庚、苏步青竟然都是民盟成员。
可以说这次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起到了重大影响。一是他使我认识到了中医疗效的真实和技艺的高超，使我后来报考了黑龙江中医学院；二是张先生本人大智若愚、待人亲切的态度，使我对民主党派人士有了认识和好感，最终使我加入了当时以医药卫生界人士为主体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当时的农工党的中央主席还兼任民盟中央的副主席，但在1957年也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他就是《光明日报》社社长、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先生。
1957年批判章伯钧场面
所谓“右派”，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其中中央级5人，分别为章伯钧（农工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彭文应（民盟中央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储安平（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那次关节炎的治疗中，使我头一次认识了一个“右派”老中医，之后整整过了10个年头，即1973年的初夏时节，作为知青，我在呼伦贝尔盟广阔天地里，通过推荐、选拔和文化考试，成为了“工农兵大学生”，进入了黑龙江中医学院（即现在的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这一年上大学考试期间，还发生了辽宁张铁生考试“交白卷”的事件，但我们那个地区的知青是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数学、语文、理化文化考试的，没有任何人交白卷！
实际上，张铁生也没有交白卷，他的考试成绩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他在物理化学卷子背面写了《给尊敬领导的一封信》，从此他的命运发生了始料未及的变化，打倒四人帮后，他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张铁生人生轨迹之前半部
我们入学不久，就不断地到农村、山区去“开门办学”，也确实学习了不少东西。当时，大家迫切地需要了解国外传统医学方面的动态，但是普遍缺乏外语能力，而且学院那时也没有给我们安排外语课。
当时师生们表达意见，常常用大字报的形式，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基本上都可以在主楼的大厅里张贴出去。在这个背景下，我写了一张大字报。
我这张大字报题目是《强烈要求开设外语课》，这是鉴于中医学院不开外语课，将影响毕业后对祖国医药宝库的发掘和提高工作。
这张大字报联署的同学有不少，记得北京的田庆华、上海的李文、天津的宋长凤、哈尔滨的冯振波、温州的杜正达、牡丹江的杨令家、内蒙的杨国瑞、大庆的高学军等都签了名。
但是由于师资、教材等原因，此建议最终还是被束之高阁了。也就在这时，药用植物分类课的老师王迪对我说：日语对中医药很有用处，如果你要想学日语，可以到药圃（学院里的药用植物园）去找看管药圃的邢绍周，他是日本伪满洲国医科大学毕业的，不过现在是个“摘帽右派”。
全班师生到大庆“开门办学”
第四排左二是王迪老师（1974年7月24日）
我当时想，和接触学习，也不会犯什么大错误吧？于是我到药圃去了几次，但都没有看到邢老师。后来还是在王迪老师的指点下，在中药系栽培教研组找到了这位”摘帽右派“。
这老先生满有精神，鼻子很大，脸也很长。听我说要学日语，高兴得眼睛了眯成一条缝，连说：“好好好！”他也没问我姓名和班级，马上在一张纸上，写了一些日文字母交给我说：你先熟悉熟悉这日语五十音图，就从这学起。
于是从这张邢老师手写的五十音图起步，我在他的辅导下，开始了自学日语的历程。
在这期间，我才知道这个邢老师相当不简单，他1946年就参加了革命，曾经是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副队长，回国后还担任过黑龙江祖国医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精力充沛，知识渊博，和蔼可亲，没有架子，与人为善。
他对右派一事，只是简单而有些凝重地说道：“共产党还是了不起的，搞错了就给摘帽，就是将来不知道能不能平反？光摘帽没平反，心里不踏实啊！”改革开放后，他才得以平反，是学院里为数不多的“离休干部”。
后来，我能看懂一些日文书籍，完全是他业余教我日语的结果。1980年我和其他同学又返校参加“工农兵学员提高班”（也叫“回炉班”），在校图书馆用日汉词典翻译出了《日本东洋医学十二年》，几乎每一段邢绍周老师都给我认真修改过。
毕业后，我一直在医学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第一篇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就是用日文写的，标题是《人参与五灵脂并用的研究》，首发在1980年第9期日本的《漢方研究》上。如果没有“摘帽右派”邢老师日语的启蒙学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附带说一下，邢绍周老师作为民主人士虽然在政治上历经磨难，但是他心胸豁达，为人厚道，很少计较个人得失。2014年在他98岁的时候，还在《科学养生》（第10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我的长寿经》，他在文中说道：”宽心、爱心、上心、静心“是他得以长寿的基本经验。
邢绍周先生的养生之道
从我上大学那年计算，又过了10个年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阶段的1983年，我在宁波市医学科学研究所的岗位上，经过民主党派成员、名老中医张沛虬、徐文达先生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也成为了广义的“民主人士”。
几个月后，我就作为最年轻的代表，从杭州集中乘飞机飞到北京，出席了为期18天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们受到邓小平、胡耀邦、彭真、邓颖超、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农工党九大代表（局部）第四排右起第三人是作者
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回到下榻的友谊宾馆挥笔写下了一首《满江红·出席农工党九大》（1983年12月6日）：
由杭向北，
车窗望、
云飞江山。
榻“友谊”，
弯月美倩，
红茶潋滟。
加入农工六月整，
盛会京城十八天。
群英聚，
数我最少年，
须恭谦。
大会堂，
邓公见；
中南海，
故居看。
振中华，
切莫滔滔闲谈。
政通人和共克难，
民主春秋神州间。
从此后，
风雨永同船，
肝与胆！
弹指间，从那以后又整整过了20年，到了21世纪的2003年，我在组织的安排下开始了党派的专职工作，把当年老一代民主人士留给我的平易近人、宽以待人、善于协商、敢于谏言的作风带到党派机关。
在真诚参政，虔诚议政的过程中，总结了农工党宁波市委会作为不可或缺的参政党十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出版了60余万字的《参政如歌》一书，时任市委书记的巴音朝鲁（现为中共中央委员、吉林省委书记兼省人大主任）亲自题写了书名，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巴音朝鲁同志题写的书名
在这期间，我当选了农工中央十三和十四届中央委员，调到宁波市政协任驻会副主席，分管人口资源环境城建委和港澳台侨外事委的工作，一直到66岁那年的金秋季节（2015年10月末）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我们这些与共和国同龄的人，也已经到了“杖国之年”。
回首往事，对在这七十年历程中，给我以重要影响的这两位民主人士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