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徐道来话北京︱《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背后的故事-再说中轴线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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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这首短短28个字的儿童歌曲,传唱了近半个世纪,成为漫长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几代人共有的童年记忆。但在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歌词作者金果临当年只是一个13岁的小学生,曲作者金月苓也不过是一位19岁的青年女工,巧合的是,他们还是一对堂姐弟兼表姐弟,而在创作之前,两人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天安门……
也许有听众会问了,这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是怎么回事呢?那他们都没见过真正的天安门,怎么会写出基本上中国人都会唱的这首歌呢?
今天,我就和您说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背后的故事。
金果临微博截图
《我爱为北京天安门》背后的故事
作者: 姚文婷蔡懿鸣
■1970年2月,《我爱北京天安门》首刊于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杂志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一首颂赞毛泽东主席的歌曲。创作于1970年,于1971年正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播。因为歌曲旋律清新、节奏活泼,只有9度音域,演唱的适应面广,富于儿童特点,不同于当时占据乐坛的”语录歌”、”忠字歌”这些千篇一律的进行曲、战歌那样的高亢、声嘶力竭,在当时迅速脱颖而出,并成为了上世纪70年代的儿童和青年人传唱的经典歌曲,并且还入选了幼儿园小学的音乐课本,知道今天,仍然在传唱着。
 
对于天安门而言,1949年注定是个特殊的年份,2月12日,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召开。7月7日,北平各界人民纪念“七七事变”爆发十二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10月1日,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自此天安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余年间,天安门成为每年“五一”、“十一”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的地方,是国家重大政治活动的中心,这里记录了新中国从艰难起步到奋发前进的历程。虽然歌唱北京天安门的歌曲数量很多,但只有这首歌家喻户晓老幼咸宜,那这首歌到底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
1969年的上海,仍处在非常岁月的狂澜之中。此时的歌曲词作者金果临只有13岁,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读五年级。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幻莫测,对他来说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绘出心目中的天安门形象——太阳光芒万丈映衬下的城楼,无数招展的红旗和盛开的葵花——始终是件重要的工作。
  但因为外界运动的影响,学校里上课也是时断时续。得了空闲的金果临常自己在家画画、写作,陆续创作了不少儿童诗歌。
1969年11月29日,金果临写下了自己的第13首儿童诗歌,取名《金光照的全球红》:“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个七字句采取“顶针续麻”的技巧。
  
金果临后来回忆:“创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像是绘制墙报上的一幅画那样——北京天安门,上面是光芒万丈的太阳代表毛主席,还有葵花、红旗……”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就有了这首诗的第一稿。
  
其中的第一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最初来源于当时英语课本中的两句内容:“I love Peking. I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金果临巧妙地将之组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
  
作为一个13岁的学生,那时的金果临未必是一个多么熟练的诗人,但他与时代不尽相同的思路,或许又暗合了某种创作规律。如今回过头来看,“我爱”两字也许是成就这首歌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因为在那个年代,讲究的是整齐划一,人们穿着相似的服装,理着差不多的发型,说话也都是近似的口吻,张开嘴往往先是“我们”二字,反而把“爱”的个性和力量淡化了。而另一方面,就像金果临所说,虽然用的是第一人称单数,但“我爱北京天安门”又是一句极具普遍性的话,“实际上全国人民都会说的”。
  
在此之前,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份新作让他颇为满意。由于在1967年之后,小学里的“少先队”组织已经被“红小兵”所取代,他便以一个红小兵的身份,将之投稿给了一份名叫《红小兵》的刊物。这也是刊发金果临“处女作”的杂志。投稿前,他已经将题目改成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刊发时的署名则是“金果临”。
  
但是,诗的后两句在见报时被做了调整。这两句他前后颠倒修改了五六遍,最后登出来的时候,后两句被改成了‘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但是,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个事情很简单——“我不管他是谁改的,只要诗登出来,而且题目‘我爱北京天安门’是我自己起的,就可以了,我就很高兴了。”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刊登在了1970年2月出版的第三期《红小兵》杂志上。此时的金果临,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低调”,根本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家人。但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19岁的金月苓意外在报摊上看到了《红小兵》杂志和弟弟的大作。
  
金月苓和金果临,两人的父亲是亲兄弟,母亲又是亲姐妹,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既是堂姐弟,又是表姐弟。小时候,姐弟两人都曾住在奶奶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算短,感情也比较深。她和弟弟金果临虽是童年的玩伴,但青少年时期,都不住在奶奶家里,联络交流不像过去那样频繁。金月苓对弟弟在美术和诗词方面的创作天赋不是很清楚,与此同时弟弟也不知姐姐对于音乐的热爱。
  
此时的金月苓在上海第六玻璃厂工作。看到弟弟的诗作印成了铅字,金月苓既是高兴,同时也被激发了创作灵感。她以前做过班级文艺委员,因为停课便在家学习基础的音乐理论,工作后还在单位的“文艺小分队”里写过歌、写过沪剧。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
  金月苓没有和金果临“打过招呼”,只是对着这28个字,自顾自地创作了曲调,写完之后就把自己作成的歌曲寄往《红小兵》杂志投稿了。
  金月苓还记得1970年9月歌曲正式发表后,她收到《红小兵》杂志寄来的两本样刊。那天她上夜班,终于按捺不住激动,悄悄告诉身边要好的同事:“我的作品发表了。”可是,机器隆隆,对方没有听见她的话。她把样刊给同事看,对方却很诧异。
1971年的中国进入了一个酝酿巨变的时代。这个夏天,杂志社的一位编辑告诉金月苓,这一年国庆节上午10点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备播放来自上海的八首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其中的一首歌曲。尽管如此,金家姐弟的生活依然一如既往地平静。
  
直到有一天,已升入中学的金果临被校长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吴校长问15岁的金果临:“你是不是写过《我爱北京天安门》?”他回答是的。然后校长说:“北京发过来一个函,说要使用你这个作品,在全国推广这首歌,现在征求我们学校的意见。”
 
 他一下子懵了,心想:“中央都知道了,这事情弄大了。”
  
最后,校长还给他留下了两句宽慰的话:“如果说这个歌唱得好的话,这个荣誉是你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也不要怕,这个责任是由出版社承担的。”此外还鼓励金果临努力学习、工作。
■1972年1月金月苓在北京天安门
    
校长的话有其深意,也有时代的特征——那时候政治风向变化很快,即便是一首歌也可能很快“过时”甚至“转向”。
  
这次谈话的深意,那时的金果临并未完全理解,而谈话背后有多少“文章”,或许他们姐弟二人至今也没有完全知悉。但很快,《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个面向全国的巨大舞台上粉墨登场。
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并且刊登10首歌曲,其中便有这首《我爱北京天安门》。此时歌曲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又一次被修改,将最后两句改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由此歌词也最终定稿。
  
之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纷纷转载这首歌曲。仅仅一个星期之后,《我爱北京天安门》就在全国大规模传唱开来。
  
登上这三个报纸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曲作者金月苓就去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创作会议,会上对《我爱北京天安门》也给予了肯定,还被收入了文化部编的《战地新歌》。
  
这一年的“五一”,由当时的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北京“五一”游园会》专题节目中,突然出现孩子们伴随着这首歌曲欢快起舞的场面。
  
金月苓记得那时自己的哥哥看到了关于中山公园游园会的纪录片,告诉她活动中唱了这首歌。之后,她自己去静安寺的新华书店,也碰到有人追问售货员歌本中有没有收录《我爱北京天安门》这则作品。当时,她就知道人家开始注意这首歌了。事实上,它就是“火”了。
  
“一曲成名”之后,金家姐弟的生活终于有了些许的变化——最直接的,也许是让天安门终于从梦中的神往之所,变成了日后的亲眼所见。
  
当时的国家体委在搞儿童广播操,他们开座谈会,开完了以后有一个老同志说这首歌写得蛮好的,就邀请金月苓去了北京。1972年11月22日,金月苓上午刚刚参加完爷爷的追悼会,下午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临走前,奶奶就把自己的呢子裤子给了她,特地叮嘱说,“白东西不要戴,到北京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到了北京,同行的朋友问她:“你给《我爱北京天安门》作曲,你自己去过天安门吗?”金月苓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于是,他们趁着休息日出游,金月苓第一次站在了自己所爱的天安门面前。
  
那一份激动她至今记忆犹新,她后来这样描述她当年见到的天安门:“和在电影里看到的太不一样了。电影毕竟就那么小一个银幕。而亲眼看见的天安门,巨大,壮丽,令人深受震撼。”
   
但是,在亲见自己笔下的北京天安门这件事上,金果临并没有姐姐那么幸运。直到“拨乱反正”后的1982年,26岁的他才利用出差的机会,见缝插针得以到北京天安门拍几张照片留念。
  后来,在采访时,金果临说:“在我26岁以前,我人生最震撼的就是到北京,到天安门广场去拍照。我真的感觉太激动太激动了。”因为时间很早,广场上没有什么游客,更不会有人知道他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因为担心照相效果,旁边一有游客经过,我就让他给我拍一张,接连拍了十几张。”那天他套着工作服,里面穿了件事先特意挑选的红毛衣。
  
就这样,《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终于和他们心目中的圣地团聚了。此时,距离歌词的第一稿诞生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
1982年10月,金果临在十多年后终于见到了真正的天安门
金果临近照
1976年,为期十年的浩劫彻底终结,而从1966年开始取消的高考,也在1977年重开大门。十年里被堵死了求学之路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来走高考这座“独木桥”。
  
这一年,金果临和金月苓又不约而同地坐在了高考的考场里。
  姐姐金月苓此时已经27岁,她报考的是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虽然老师都知道她是《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者,但是要求仍然很严格,“基础理论、考配器、写歌、和声,最后还要考文化课,都要考,一个不落,每项考试都要通过”。最终,她顺利地被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录取,重新开启了求学之路。而想考美专的弟弟金果临却名落孙山。
  金月苓那一届同学中间涌现出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谭盾、郭文景、陈佐湟、刘索拉、叶小钢、陈其钢等都是她的同窗。但在入学之时,她的知名度或许远在这些同学之上。1982年,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的金月苓回到上海,进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音乐编辑。她又先后创作了《水龙头》《蒲公英》《小小雨滴》等一大批儿童歌曲——有的已纳入教材歌曲;有的成为声乐考级的歌曲。
  曾经有位老作曲家告诉金月苓,“如果当年有稿费的话,就凭这首歌,钱会多得不得了。”这笔钱或许可以让姐弟俩一辈子衣食无忧。
  但事实上,直到1980年,这首歌曲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1954至1979年)”二等奖,两人才领到第一笔奖金:每人17.5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个时期出版的歌谱中,两个作者的名字被署在页面右下角最不起眼的角落里,甚至一些书刊中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署。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金月苓和金果临也几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这说明你创作一首歌曲,是为社会做贡献,不能计较名利的。
  
时间过去了30多年,人们的想法不一样了,对于“知识产权”的尊重早已成为社会的共识。有趣的是,就在创作《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辉煌日渐与他们的生活无涉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后续事件”—2004年,48岁的金果临跑到派出所,要给自己改名字。
  
金果临说,事情的缘起是自己看到书店里的音乐CD、VCD等收录了《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最初他甚至还没有想到版权问题,只是觉得“这事情是怎么出来的我都不知道”,想来也许是出版商联系不到自己,于是他买了一盒VCD,主动打电话给了这家在广州的出版企业。对方告诉他,音像制品出版前已经向音乐著作权协会支付了版权费。
  
于是金果临又找到了音乐著作权协会,对方当即表示:“金老师,你来了就好了。因为找不到你,这个钱我们一直给你存着。只要签一个协议,就可以把版权费转交给你。”
  
但此时,30多年前旁人的一个疏忽,却成了领取应得的版权费用的一大障碍。原来,金果临48岁前所使用的名字一直是“金菓临”—“菓”是“果”的繁体字—他所有的证件上的名字都是“金菓临”,包括大部分刊物上《我爱北京天安门》的词作者也署名为“金菓临”,但偏偏最有影响、最重要的《人民日报》上刊登出来的却是“金果临”,这个果字没有草字头,也由此造成了一些转载时的以讹传讹。
  
“怎么办?我也没办法让《人民日报》改,看来只能我自己改了。”于是金果临到了派出所办理申请更名;“改名字的过程蛮复杂的,派出所的工作人员看了以后说,好像变动蛮大的,得由所长审批,然后办理时间大概要15—20天,还有很多方面的材料要整理齐备。”
  
碰巧,金果临认识其中一位工作人员,当对方得知他是因为写《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之后所产生的阴差阳错而改名,立即表示大力支持,还说“这是杨浦区的光荣”,所以办理的过程也十分顺利。
  正式更名为“金果临”之后,他也顺利地领到了属于自己的版权费。
  
近几年,曾经有人分别找到金月苓和金果临,提出对这首歌曲进行改编,特别是想改动原有的歌词,使其变成广告歌曲。对此两人早有共识。
  
金果临说:“这个词是我自己的词,改一个字都不行,曲是她的曲,改一个音符都不行。”金月苓说,“我们不在乎赚不赚钱,但是我们不愿意这歌被别人改编。”
  
这样的态度不能不说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
  对于金月苓和金果临这对姐弟来说,他们第一次无心的“合作”创作出了一首风靡全国几十年的歌曲。如今,金果临、金月苓都已经退休,他们还可能有穿越几十年风云的“第二次合作”吗?
  姐姐金月苓说,她一直有这方面的想法,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没有“动作”。他说自己知道:“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会受欢迎了……”
  或许,对于金家姐弟来说,一辈子妙手偶得地创作了这样一件作品,便也足以书写一生。更何况,《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曲调是大部分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而且,它并未被人们忘却……
以上部分文字摘自《档案春秋》2015年第2期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制作人:小强
录音制作:乐乐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1点重播。
2018年开始,每天凌晨1点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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