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厚江老师提出的“共生教学”已被越来越多的语文教师认同和践行,他们在语文课堂上,努力追求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主体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文意与语言、阅读与写作等关系之间的和谐共生效应,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笔者以为,在众多的共生关系中,教师与文本之间的共生共长,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所谓教师与文本之间的共生,就是教师与文本之间,因为教学的需要而相互作用,从而生出新的教学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研读文本有了新的体验和发现,教者的阅读眼光得到了提升;文本被重新开掘而有了更丰富的意蕴和内涵,文本的教学价值得到了更高层次的开发。
一、反复研读:教师与文本共生的解读智慧
现行的教材,很多文本尤其是经典作品,经过一轮一轮的教学开发,基本上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主流教学取向,有些老师囿于自己的阅读局限,有些老师迷信教参结论,于是就这么一轮轮教下去,教材文本成了固定不变的乃至僵化的学习材料。因此,我们需要抛开定论,直面文本,反复研读,在文本的矛盾处、关节处、细微处读出新意。
以前备教《五柳先生传》,总是把目光聚焦于“一个怎样的五柳先生”,这也没错,有一次,读文章最后一节,读到了“黔娄”,课下的注解是:“战国时齐国的隐士”,笔者思考,陶渊明之前的隐士很多啊,为什么他单单以黔娄自比呢?于是,笔者就去查找历史资料,结果有了意外的发现:
“黔娄,战国时齐人,鲁恭公曾遣使者致礼,赐粟三千钟,聘他任宰相,黔娄以立志清守,不意仕途而拒绝;齐王又派人送去黄金百斤,聘他为卿,他也以无功不受禄而拒绝,他是一个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
黔娄贫困一生,死后停尸在破窗之下,身着旧袍,垫烂草席,盖的短衾竟不能蔽体。”
如此看来,陶渊明和黔娄,不仅都是隐士,而且都是清高坚守的隐士。不仅仅如此,我继续考证,还发现了这么一个小故事:黔娄死后,孔子的弟子曾参前去吊唁,发现黔娄盖着的破毡太短了,脚露在外面,这是不合古代礼法的,曾参就建议把毡子斜着盖。黔娄之妻拒绝了他的建议,说:先生生前一直守护着“正”,我怎能违背他的遗愿呢?
所以,陶渊明引黔娄自比,不仅想表达清高坚守的决心,更是为了凸显他内心的正气,那就是不为清寒生活所改变、不为恶劣世俗所左右的做人原则,因此《五柳先生传》不仅是作者的自画像,也还是一曲正气歌。也正因了这正气,陶渊明的自传,才显得与众不同,在172个字的短文中,出现了九个“不”字,就是例证,于是,笔者就增加了品析九个“不”的学习环节。
不经意的一次考证,居然能帮助我们更切近地解读陶渊明,帮助我们读到了超越以往阅读经验的很多东西。教师擦亮眼睛,努力读出文本新的意味,并且用好这新的教学资源,往往能在课堂实践中赋予文本以新的生命,学生从而有新的收获。当然,这里的“新”并不是刻意求新,而是相对于师生以住的认知水平或生命状态有所突破、有所改变。文本教学价值对于“新”的要求,反过来又作用于教者,不断激励和磨练教师的研读文本功力,不断提升和开阔教师研读文本的眼光,这样,在教师与文本之间就达到了共同生长的状态。
二、活动设计:教师与文本共生的转化意识
如果说教师与文本的直接对话属于单向度的交流,那么在课堂中教师、学生与文本的对话就属于多向度的交流。在师与生、生与生、师与文本、生与文本等多向度的对话交流中,文本的内涵会被进一步挖掘,教师对文本也会有新的发现。在课堂教学中,活动设计至关重要,它能为师生走进文本、获得发现提供合适的空间。教师要善于将自己备教时的阅读发现转化为有效的课堂活动,并借助活动的展开进一步丰富自己对文本的认识。
有一次听一位老师执教《愚公移山》,探究主旨环节,这个老师跟学生还在“不怕困难”这个结论上不断转圈子,显然是浅解了文本。后来我们一起反思教学环节,笔者建议在这个环节安排一次讨论:今天,我们向愚公学什么?要求结合课文来阐述。我们当场进行了文本的重新研读,发现“愚公精神”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包含:不怕困难的决心(方七百里,高万仞)、想法化作行动的果敢(聚室而谋曰)、聚集众人之力的威信(杂然相许,跳往助之)、采取行动的策略(箕畚运于渤海之尾)、持之以恒的毅力(寒暑易节,始一反焉)、面对嘲讽的勇气(河曲智叟笑而止之)、高瞻远瞩的眼光(子子孙孙无穷匮也)……可以想象,如果再组织《愚公移山》的教学,增加了这个学习活动,文本的阅读魅力将会吸引学生去深读文本,并能升华他们对“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认识。
活动设计优化了,学生品读文本就更为深入了,文本因此而生长出新的阅读魅力,学生、教师因此而享受到阅读的成就感,这是阅读对话的“双赢”。
三、捕捉契机:教师与文本共生的临场机智
课堂教学中,学生积极参与,与文本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对话。在此过程中,教师作为活动的组织者、引领者、参与者,与文本之间就存在一个二次对话问题。因为这个二次对话,又是在学生、文本、教师三者之间展开,所以执教者必须在教学现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迅速对活动信息迅速进行判断、梳理、筛选、整合,以形成新的活动资源,在此过程中,如果能有效捕捉活动契机,扩大战果,对于发现文本解读新维度,将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这样的契机,肯定不是在“一问就答,一答就对”的教学语境下出现的,而是出现在课堂活动偏移或凝滞之时,出现在学生有争论乃至出错之际,出现在“打横炮”之类的课堂意外之时,而此时,也是最考验教师教学智慧的时刻。
抓住契机解决问题的抓手,还是在文本。学生课堂上文本研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继续研读文本来解决,这就为师生与文本之间产生共生效应提供了可能。笔者在执教《我的叔叔于勒》时,引导学生探究下面两句话的心理:“是他,真是他!咱们怎么办呢?”“应该把孩子们领开。若瑟夫既然已经知道,就让他去把他们找回来。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前句的心理是恐慌,没有异议;对于后句的心理,有学生说是镇定,也有学生说是恐慌,我顺势追问,如果是恐慌,克拉丽丝为什么恐慌?有学生认为,“最要留心”四个字,说明她害怕女婿知道了真相,会觉得上当受骗,还可能离婚,这将影响女儿的幸福;还有学生说,她害怕于勒回来重新拖累这个家庭;有学生认为,她害怕于勒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她们相认,很丢人;有学生分析,她的发财美梦破灭了,未来还得继续过拮据的生活,也许想想有点怕。
“克拉丽丝内心恐慌的四层原因”,这在以往的教学参考书、文本欣赏分析或者其他名师的教学中,都未曾涉及。这个教学生成,本不在我的教学预设中,或者说,教学预设中也只是认定了克拉丽丝的“镇定”,这确实与菲利普的恐慌有着鲜明的对比。然而当学生就“真镇定还是假镇定”开始有了分歧以后,笔者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契机,随即组织了讨论分析,学生通过对克拉丽丝的心理活动的分析,不仅对人物形象有了深入了解,也对莫泊桑短篇小说的语言张力有了直观的体会。
夸大一点说,文本具有无限的解读空间。在课堂里,文本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教师、学生在与文本之间时常会有“以活激活”的现象出现,只要我们教师对文本不墨守陈见,不盲目崇拜,就一定能发现、激活文本解读新维度。
捕捉到课堂活动的契机,可以使师生重新走进文本、提高认识、丰厚文本,这个过程是教师、学生、文本三者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这样的课堂活动绝非“妙手偶得”,而是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有善于发现问题的学生;其二,有尊重学生的老师;其三,执教者有足够的教学智慧,具有发现文本新维度和重建文本审美的功力。以上第三点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需要教师超越自己对文本的原有认知,并能接受来自学生和文本的挑战,对文本进行解构和重新建构,发现文本解读的新维度。
文本是常读常新的,文本也是常教常新的。所以在教师的“读”和“教”的过程中,文本也不是被动地被发现和挖掘,文本因其新内容而更为吸引师生研读,更不断激励着教师去主动发现和培育文本新的生长点,这样,教师与文本之间就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共生关系。只要我们教师不带着陈见去研读文本,不带着结论去组织教学,我们跟文本之间,保持着一种平等互动、共生共长的关系,我们就能发现文本中更有意味的地方,我们的教学也会因源源不断的共生资源而显得更丰厚、更有魅力。
追求教师与文本之间的共生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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