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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胡同的名字那也是千奇百怪。北京人艺对面，有一条胡同，这里边儿有好多中国顶级的历史研究部门，您兴许会想：这条胡同怎么和历史这么有缘啊。再一看胡同的名字，这里居然叫“东厂胡同”！明朝那会儿，这里曾是“东厂”的总部。这里的总负责人，一般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太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魏忠贤。那这东厂胡同的历史是如何变迁的？
今天，我们继续本周的特别策划主题，北京胡同游。我就和您说说东厂胡同的前世今生。
提起东厂胡同，了解明史的人并不陌生，很自然想起明朝的特务组织——东厂。东厂胡同在中国美术馆的南面，是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全长319米，宽7米。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国都由南京迁到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为了加强统治，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皇宫东安门北侧，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胡同由此得名。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审理，到了明末，东厂权势加大，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明代太监中的第二号人物。
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它是一个罗织罪名、镇压反抗臣民的反动特务机构。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
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扩大到了全国，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电影《龙门客栈》就是这个背景发生的故事。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明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即位，此时东厂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他更是变本加利排斥异己，诬陷忠良。东厂建立的二百多年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反抗，维护统治地位，利用这一庞大的专政工具杀人不可胜数，它成了制造冤案、诬陷、迫害无辜的深渊。当时人们一提起东厂，全都不寒而栗。
明朝灭亡以后，东厂被废除了，但其所在胡同的名称虽几经变更，最后还是沿袭了下来。
据史书记载，清初的明史馆就设在“东厂”。乾隆时期，东厂胡同、翠花胡同一带是镶白旗满洲官兵的驻地。清乾隆年间，该胡同曾一度改名为东长胡同，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东厂”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最初任太常寺赞礼郎，后来升至礼部侍郎、尚书，咸丰年间拜相。英法联军侵入时，他带兵迎战，打了败仗，被罢官。同治年间又被任命为两广总督。瑞麟的后人佛荷汀在院内“大治屋宇，又辟园亭”，取名为“馀园”，即富贵有余之意，园内“丘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木尤佳”。据说，北京之有摩电灯，就是从这个宅子开始的。
清代同治年间的军机大臣、光绪年间的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沈桂芬，他“清慎持躬”，“居家俭素”，自己无房，只好借住在瑞麟的府第“东厂”。
清末光绪年间的大学士、深得慈禧信宠的直隶总督荣禄，后来拥有了“东厂”这座大宅第。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为了笼络副总统黎元洪，从荣禄的后人手中买下“东厂”宅邸，送给了黎元洪。当时乱事频仍，黎元洪是个不露锋芒、人称“黎菩萨”的人物，在政治上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他居住“东厂”期间发生过两次“拒封”事件，还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图谋称帝，当时黎元洪任参政院长，虽然黎是反对帝制的，却不敢挺身而出公开反对。当袁世凯称帝后，以封黎为“武义亲王”拉拢黎元洪，但黎坚决不受。袁亲笔书写了“武义亲王”的匾额，派人挂到“东厂”黎家门口，待人走后，黎立即把它摘下来扔到马厩里。袁世凯称帝失败，一病而亡，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受任仪式就是在“东厂”黎宅举行的。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搞复辟，拥戴溥仪登基，派人见黎元洪，要封他为“一等公爵”，黎也不受，并向来人说：“余久欲弃总统而不为，胡爱此区区勋爵？……至余之生命，早经付之度外，今值此奇变，余自分余之寿数，与共和同其修短，但得为共和而死，则余之荣幸为不浅矣。”来人回报张勋，张再无计可施。当时，黎元洪在家中对前来谒见的外国公使说：“洪宪时代武义亲王尚薄而不为，焉有此时而受是项乱命乎？”因此世人评价黎的为人是“外和而内介，词缓而意绝”。
东厂胡同一号南墙外有石桩，上刻“黎元洪宅”，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仍在。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这期间“东厂”曾是日本帝国主义搞文化侵略的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所在地。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人用所谓退还的庚子赔款开办的，在北京设立了“东方文化研究所”，一九二六年向黎元洪家买下东厂胡同的房子，并在大院的东北角盖了一座三层土黄色的书库楼。王府大街九号（现王府井大街二十七号）的大门可能就是这时开的。
日本占领北平后，将东厂胡同改名为东昌胡同；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昌胡同又恢复了原来的旧名——东厂胡同。胡适、邓广铭等人都曾在此居住，解放后郭沫若曾在此办公，一条看似普通的胡同，承载了近六百年的历史。
今天的东厂胡同已成为普通市民的居住地，昔日的东厂署邸已成居民住宅。位于东口的余园现在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在地，胡同的中部是公安医院的门诊部。上世纪九十年代，胡同两侧是早市，车水马龙，喧闹异常，经过整治，老房粉刷一色，胡同绿树成荫，忙于生活的人们行色匆匆，只有寻觅历史痕迹的人不时在此驻足。
大家都知道，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叫“东厂”，位于北京的东厂胡同。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几百年时光过去，在这块土地上，都经历了什么变化呢？特别是近百年来，这里又都和哪些名人有关？历史学家邓广铭之女，原北京日报文艺部主任邓可因女士，曾是这里的老住户，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四年在东厂胡同一号居住十八年，对它的历史沿革很感兴趣，对它的园亭山石也倾注着感情，并且还写下了文章《世事沧桑话东厂》，记叙了这里的历史沧桑。
她在文中写道：在原王府大街北端的路西灰墙内，翠花胡同以南、东厂胡同以北，西至太平胡同，这是一个方圆四十八亩的大院落，解放前南侧的门叫东厂胡同一号、二号，东墙门叫王府大街九号，这里，可能就是明代时东厂的所在地。近一百多年来，这里住过不少政治、文化界的名人，也发生过不少值得记叙的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八月，沈兼士，也就是著名书法家教育家，原北京大学校长沈尹默之弟，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人员，接收北平市各文化部门，其中包括日据时期的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东厂”这时已分为一号院和二号院，当时沈兼士将一号院交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是傅斯年，以一号院的东院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北平分所，而把西院，一个三进很讲究的四合院，借给北大，作为校长胡适的宿舍。
傅斯年当时是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他住在东院一个叫“兴安门”内的精致四合院的北房，房前东西侧各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和一棵花果繁茂的海棠树，院内遍种丁香。
解放后，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曾在北房里办公。
现在这个四合院只剩北屋三间，是社科院考古所的资料室，屋前小院内只有那棵白皮松还在。
胡适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从美国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就住在东厂胡同一号的西院。头进院南面是宽大的客厅，北部五间正房，东西有走廊，院子宽敞，也植丁香、碧桃，房子很讲究，可能就是当年黎元洪的居室。后面两进院房除他和结发夫人江女士的卧室外，其余全做藏书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他乘飞机逃往南京，匆忙中，他的藏书全部留在东厂胡同一号了。
胡适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写了《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撰），还写了多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主要内容是为戴东原辩诬，论证戴对于《水经注》的校订工作并非剽窃。胡适任北大校长期间，正值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高涨。北大学生游行请愿时，也经常结队到东厂胡同胡适住处。
解放后，范文澜同志就住在原来胡适住的院子里。
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汤用彤，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首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后又担任北大副校长，也曾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住在东厂胡同一号花园的北侧一排别致的平房里。
这一时期，先后在这个大院里住过的还有梁启超之子、考古学家梁思永，史学家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等。东厂胡同一号院内东面的园亭区，也就是“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图书馆所在地，抗战胜利后，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馆北平分馆，一九四九年北平解放后曾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当时这个“馀园”虽已荒芜破落，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基本格局和模样还保持着建园时的原状。
园子的东半部以一座六七米长的小桥为中心，桥下干涸的池塘面积有一亩多，桥东垂柳的后面，是一堵弧形有雉堞的石头城墙，深邃的门洞两边，刻着状景状物的楹联：“莲叶东南临水槛，柳条西北看山楼”，横联为“竹石幽趣”。墙内是座依土山而建的假山群。拾阶而上到一平台，可以外观街景，内览园容。山上有个蓄水池，沿一道石沟通向桥下的池塘，形成园内小巧的跌水瀑布。
池塘南北长约七八十米，东西窄，四周皆植垂柳，间有樱桃、核桃。北岸有一片榆叶梅，东岸有几十株紫丁香。从早春鲜红的榆叶梅开花开始，园内杏花、海棠、丁香、芍药……依次绽放着。
楹联中的“山楼”，那是桥西北高坡上的两排有勾连搭屋顶的房子。由于它西临一个高大的藤萝架，所以又被称为“紫藤轩”。
“紫藤轩”山上的石桌石凳旁竖立一块近三米高的青石，上刻“嵚崎磊落”四个大字。不远处还有一块石头，刻着“崖半亭高”，这“亭”不知何所指。
这座山崖之西，隔着一个满栽着芙蓉花、芍药花并点缀着几块太湖石的小院落，就到了园子的西半部。这里比较开阔，中间有一大片草地，四周山石错落，花木扶疏。南面叠山上矗立着一座石垒的八角房屋，屋顶的平台居高临下，是赏月和赏雪的好地方。西面丁香丛中夹着一座四角亭，春季亭中小憩，可感花香醉人。西北沿着一条松树夹道，通向被称为“花厅库”的一个大房间，房前那个宽大的平台，可能就是当年的戏台。
当年汤用彤家就在“花厅库”东北的石阶台上，面对着园子。
当年，邓可因女士常在园中徜徉。有一次在山坡上的荆棘丛中，发现一块倒卧的石碑，刻于同治年间，上面的十六个字，该是对“馀园”盛景的写照：“青岚高耸，绿幛纵横，峰峦争秀，讶似蓬莱。”
现今由于“东厂”分属诸家，各自发展，这个大院的房屋和园亭已被拆毁，后建似无统一规划。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院建了近代史所的大楼，东院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建筑群也早已拆掉，而“紫藤轩”被四面切割后，在一座高大宾馆的天井里成了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盆景”。
大约那三间资料室、一棵白皮松和这“盆景”，就是 “馀园”的遗迹了。
哪里能听：
播出电台：北京交通广播103.9兆赫
播出节目：《徐徐道来话北京》
主持人：著名相声演员徐德亮
播出时间：每早六点首播，翌日零点重播。
2017年开始，每天零点也增加一次播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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