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 ‖ 关于文化诗学：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问

一、您怎样理解文化诗学？
近十多年来，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极力倡导文化诗学，把它视为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我中心已故教授童庆炳先生曾著书立说，对文化诗学有过详细阐释；李春青教授也写过好多文章，对文化诗学做过相关思考。但他们对文化诗学的理解并不一致。我个人认为，文化诗学是文学理论的发展遇到挑战的产物。原来的文学是比较单纯的，文学理论也能对它做出有效阐释。但随着文学的商品化、市场化，随着文学越来越受到大众文化、消费文化、视觉文化的渗透和裹胁，非文学的因素越来越多。这样，原来的文学理论就不太能够解释新出现的文学和文学现象了。除此之外，在理论层面还有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才有了所谓的文化诗学。
因此，我所理解的文化诗学是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接合（articulation）与互动，即一方面延续文学研究的美学分析，一方面借鉴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分析；既在文学研究中增加文化研究维度，又在文化研究中增加文学研究维度，这样才有可能应对已经变动和正在变动的文学，从而也能让文学理论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二、文化诗学目前的研究热点问题有哪些？
去年十月，我们中心与福建连城县政府联合举办了“文化诗学与童庆炳学术思想研讨会”，这次会议收到一批论文，也大体上能够体现出一些研究热点。例如，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如何拓展，文化诗学的“现实性”问题，文化诗学与行为结构、文学活动的关系问题，文化诗学与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西方文论的关系问题，等等。当然，更重要的是，文化诗学主要还是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以此方法形成的问题意识，展开的研究有许多，不太好一一列举。
三、当前学术界对文化诗学的研究有哪些新成果？
整个学术界的文化诗学研究成果我关注度不够，这里仅以我们中心为例简要提及。近年来，我们中心正与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陆续出版“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丛书”。目前已出版三本：童庆炳先生的《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2015），此书可看作他对文化诗学理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此外，方维规教授的《20世纪德国文学思想论稿》（2014），我本人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2016）也在这套丛书里。
其他如李春青教授的《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2014），钱翰博士的《二十世纪法国先锋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文本”概念研究》（2016），季广茂教授的《反启蒙与现代西方思想进程》（2016），陈太胜教授的《语言的幻象——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研究》（2016）等等，也都可看作文化诗学的新成果。
2017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