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中产阶级：从文化整容到学术编码 ——读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这是一篇旧文，近日上课又向学生推荐了这本书，便又想起了这篇文，特推送于此，请各位师友、同学指正。
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6月版
中产阶级：从文化整容到学术编码
——读《中产阶级的孩子们》
很可能是读过丹尼尔·贝尔那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后，我开始对西方1960年代的学生运动产生了兴趣，于是，这方面的书籍就一本一本走进了我的书架。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卡拉奇的《分裂的一代》，克利夫德的《从嬉皮到雅皮》，夸特罗其和奈仁的《法国1968：终结的开始》，阿里和沃特金斯的《1968年：反叛的年代》，若弗兰的《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收有詹姆逊等人论文的《六十年代》，许平、朱晓罕的《一场改变了一切的虚假革命——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吕庆广的《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还有纪录片《嬉皮年代的乐与怒》（Berkeley in the Sixties），贝托鲁奇的故事片《戏梦巴黎》（The Dreamers）……。有了这样一个前期铺垫，再来读程巍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我并不感到特别陌生，却依然在书中发现了许多令人振奋的论述，不由得暗暗称奇。
在谈程巍的这本书之前，或许还需要提及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应该是国内学者研究马尔库塞的一部力作，此书对马尔库塞的研究之透总会让我想起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赫伯特·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Herbert Marcuse and theCrisis of Marxism,Berkeley: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84）。凯尔纳的马尔库塞研究显然是英语界的抗鼎之作。当年我读马尔库塞，这两部研究著作让我获益甚多。
?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否定性思维》中有一个关键词：中产阶级富家子弟。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解释：“实际上，1968年在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马尔库塞）理论影响下爆发的大规模大学生造反运动，其参加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子弟。那么是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诉诸的历史主体从理论上说是无产阶级，可实际上却是中产阶级的子弟？也许有必要区分‘两个马克思’（这是马尔库塞在1932年的发现）：一个是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他诉诸的历史主体是无产阶级，以‘平等’为其原则，可无产阶级遭到了失败，或者说，最终被纳入了平等的社会结构。这个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1932年终结了。1932年后，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他对人的异化感的分析，对存在在价值上而非数量上的意义的强调，对人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的热情，使他把哲学原则置于不可替代、不可减损的‘个性’之中。无疑，这个马克思，只对社会中少数人才有吸引力。这就是那些受过高级的贵族化教育、不愿像父辈一样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子弟。”（P9－10）关于“两个马克思”，西方学者的论述已不计其数，但就笔者目力所及，似乎还没有见过如此阐发的。马尔库塞倒是反复提到过他对无产阶级的失望，所以寻找历史主体成了他一生中的重要事情。不过，也许连他也没有意识到，在詹姆逊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改变历史进程的革命主体居然替换成了中产阶级的富家子弟。倘若九泉之下的马克思知道20世纪的60年代发生过一次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文化革命，究竟他会作何感想呢？
如今，这个关键词变成了《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的主题词，作者所要论述的则是这样一个核心观点：迄今为止，资产阶级已进行过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经济革命（工业革命），目标是要夺取经济霸权；第二次革命是政治革命（法国大革命），目标是要取得政权；第三次革命便是60年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革命（反文化运动），目标是夺回旁落已久的文化领导权。（P52）对于那场西方的“文化大革命”，此前我们其实已有一个通常的理解：那是造反学生对资产阶级体制的宣战，很大程度上，他们是在继续着无产阶级的未竟事业，但为什么作者却说这是一场资产阶级的内部革命呢？作者莫非是要呈现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暧昧与吊诡？让我们来看个究竟。
?五月风暴
原来，资产阶级在取得了经济霸权和政治霸权之后，并没有把文化领导权收入囊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领导权依然牢牢控制在贵族阶级的手里。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一方面因为这是贵族阶级最后的救命稻草，他们必须抓住不放，否则就会变得一无所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文化领导权的易手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一个人可以一夜暴富，然后披金挂银，珠光宝气，但是他不可能一夜之间修炼得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一个阶级可以用三年五载的时间推翻另一个阶级，然后耀武扬威，招摇过市，但是它不可能在三年五载中把自己打造成文化巨人。满人入关似乎没费多大周折，可是面对汉文化，他们却没办法不自惭形秽，结果，他们只好拜倒在汉文化的石榴裙下。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用了多长时间？或者他们取得过属于自己的文化领导权吗？当然，这已不是阶级之战，而是民族之争，但道理却是一样的。凡是文化上落后的个人、阶级或民族，即使他（它）的经济霸权如何坚挺、政治霸权如何结实，也依然无法理直气壮；他们还需要文化霸权为自己涂脂抹粉，甚至吸脂整容，如此才能去掉市侩气、鄙俗气、流氓气，让自己变得大气秀气儒雅气。文化云云说起来玄听起来虚，但谁都需要这身行头。因为这话说白了不外乎这么个小道理：经济上、政治上合法那不过是小法，美学上合法才算是大法。
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之后便陷入到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他们是经济巨人和政治骄子，却又实实在在是文化侏儒。作为文化侏儒，他们对文化艺术惟一能够采取的姿态就是恭而敬之。“没有哪个阶级对待艺术像资产阶级那样谦卑。它认为自己外行，不仅对‘伟大传统’顶礼膜拜，而且对现代主义或先锋派艺术也诚惶诚恐，在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中，把从印象派的画作一直到伪艺术家的信笔涂鸦统统算作艺术，高价收购，挂在客厅或艺术收藏室”。（P63）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无法摆脱其尴尬：“假若它不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就被认为是粗俗的，而如果它试图去了解艺术上的事，则被认为是可笑的。文化领导权的旁落，使资产阶级手足无措，而贵族（包括精神贵族）和下层阶级却分别获得了美学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引诱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和女人们离开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P63）于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逐渐走向了反叛其中产阶级父亲的旁门左道。
但问题是，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既然被贵族阶级和下层阶级所引诱，他们就既要从前者那里获得美学营养，还要从后者那里拿来道德资源，这就意味着他们在文化层面上已然成为贵族阶级和下层阶级的盟友，但为什么他们还要发明出“亚文化”来反对贵族阶级的“高级文化”呢？在这个关节点上，作者似乎还没有提供出足够有力的阐释。如此一来，中产阶级的孩子们的反叛就显得目标不明，逻辑不清。因为中产阶级父亲（老资产阶级）与贵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是死对头，在文化上似乎又是把兄弟——他们借用贵族阶级生产出来的文化来装潢门面，附庸风雅；而当中产阶级的孩子（新中产阶级）受到那种美学优势的吸引时，他们又最有资格成为贵族阶级文化的继承人。贵族阶级不得不保护高级文化，老资产阶级不得不亲近高级文化，新中产阶级似乎也没有理由反对高级文化，一根线上拴了仨蚂蚱，跑不了你蹦不了我还走不了他，中产阶级的孩子的反叛又从何谈起呢？
但是，中产阶级的孩子确实是反叛了，这是事实；他们还确实用“亚文化”反叛了“高级文化”，这也是事实。那么，是否可以说这种反叛歪打正着，他们以反叛那个没文化的“父亲”始，却不经意间为那个压在贵族阶级文化大山下的“父亲”报了一箭之仇？我想，作者想要表达的很可能正是这个意思。我们来看看作者绘出的那张“政治地层图”，问题也许会变得清晰起来：
最表层：是“新左派大学生”反叛资产阶级体制（阶级冲突）；
第二层：是中产阶级孩子反叛中产阶级父亲（代际冲突）；
第三层：是60年代反叛50年代（时代冲突）；
第四层：是东西海岸地区大城市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叛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小城镇的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地区冲突）；
第五层：是资产阶级清除自身人格构成中的非资产阶级因素的革命（心理冲突）；
最深层：是资产阶级夺回旁落于贵族和左派之手长达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文化领导权（阶级冲突）。（P398）
作者欣赏詹姆逊的意识形态批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距离，是意识形态批评大有可为的地方，因为造成这种距离的正是意识形态。”P244），而这张“政治地层图”显然也是作者运用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把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理解到那张“政治地层图”的最表层或第二层，但这依然是“现象”。在“现象”层面，人们很容易生发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然来临的幻觉。可是，这场运动的“本质”是什么呢？是新中产阶级为他那个不争气的“父亲”夺回了文化领导权。以我的直觉判断，这种解释比西方一些大牌理论家的解读更深刻也更富有启发性。比如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在批评被马尔库塞理想化的青年学生时曾经指出：“他们在进行第一个由父母出资补贴的革命运动时，看起来似乎更像一个新版的儿童十字军东征（the children’s crusade），而不是一次革命运动。”[1]大名鼎鼎的贝尔先生也有类似看法。现在看来，他们的这些论断是不是还在拿“现象”说事，以至于把鸡毛当成了令箭？当然，麦金太尔等人形成上述说法时，这场运动才远去不久。对这么大的一个历史事件形成判断，确实需要一个时间距离。马克思不是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吗？也许只有当后现代文化修成正果的时候，当亚文化蔚然成风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拥有反思“反文化运动”的能力。
可是，究竟什么是后现代文化、亚文化和反文化呢？与此问题相关，又会引发出如下问题：为什么60年代学生运动失败之后，后现代主义能够长驱直入？人们经常把大众文化与亚文化混为一谈，或者把亚文化看作大众文化中的一个分支（比如笔者以前就有这样一种模糊的认识），但大众文化与亚文化是不是一回事？贝尔不承认有“反文化”一说（“与其说这类玩意儿是反文化，不如称作它假文化[counterfeit culture]”[2]），如果有人依然在“反文化”的思维轨道上向前滑行，就必须对“反”的何种“文化”作出解释，否则便会让人云里雾里。还有，放眼当今西方世界，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它与60年代的学生运动有无关联？或者更明确地说，文化研究者掀起的这场学术运动，是不是那场政治运动的延续？——那场政治运动当然早已结束了，但是它何尝又不可以转辙改道？革命者既可以走上街头，也完全有可能在书斋里发动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
以上所有问题，或者可以在《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一书中直接找到答案，或者可以刺激人们继续思考，不由得让我喜出望外。比如，对于后现代文化，作者做出了如下界定：“所谓后现代文化，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文化，它以‘市场’为特征，对应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政治。市场，这是资本主义的特征，它倾向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实现自己。”（P183）对于反文化，作者的清理也耐人寻味：“‘反文化’一词中的‘文化’，不是一个像如今这样无所不包的泛指词，而是特指经典文化或高级文化，不是中产阶级文化，也不是大众文化。高级文化用‘文化’这个具有普通意义的词来装扮自己，为的是隐藏自己的阶级性。它仿佛在说：除了‘高级文化’，就不存在任何可称得上‘文化’的东西。因此，‘文化’一词又暗含一整套基于某个特定阶级意识形态的价值评判。当说某人有‘文化’时，那通常不是指他会打制石器，识字，或会一门手艺，那只是‘文明’而已。但60年代后，人们开始习惯于把《圣经》、歌剧、打油诗、牛仔裤、肥皂剧、街头杂耍、大麻等统统称作文化。这是反文化运动的一项历史功劳，它以‘文明’这个中性色彩的词偷换了‘文化’这个表示价值等级的词，而根据文化人类学的价值中立原则，不同文明只是不同而已，并无等级之分。”（P141）
把“反文化”的“文化”定位成“高级文化”，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一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贵族阶级生产出来的高级文化，并以此为衡量尺度而形成了严格的文化等级制。从美学的层面看，高级文化确实精致地道，它诉诸于人的心灵世界，并对完美人格的塑造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这一层面上思考问题，任何一个阶级的成员恐怕都不得不对高级文化生出崇敬之心，怀有虔诚之意。不过，一旦转换到意识形态、权力、等级制等层面重新面对这一问题，高级文化似乎又难逃其咎。于是审美云云不再显得纯洁无瑕，那上面已经浸透着贵族文化的意识形态内容。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把高级文化拉下马，等于是对西方文化传统的一次祛魅，从此往后，西方社会开始进入后现代文化的“全面抹平”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反文化运动”，就没有后来的后现代文化。而在后现代文化与“反文化运动”之间，我们大体上可以列出这样一个等式关系：后现代文化＝新型的中产阶级文化＝对老资产阶级文化的取代或起码是对高级文化的“降格”处理＝亚文化＝反文化运动的成果。从这个等式中可以看出，60年代学生运动与后现代主义的来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历史常常存在着惊人相似的一幕，西方社会的这种景观，无法不让人想到中国的60年代。当年的红卫兵小将“破四旧，立四新”岂不是也在“反文化”？当然，其中的区别也是巨大的：西方经过了中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迎来了一个文化民主的新时代，中国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后却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一个文化上的无产者。那个时候，中国只想着铆足劲实现四个现代化，后现代究竟是什么东西无人知晓。90年代初期，一些年轻学者终于觉悟了，于是后现代主义这尊神被请到中国，但它飘洋过海之后似乎又总是有些水土不服。究其原因，西方的“后现代”对的是“反文化运动”的茬，所以顺理成章；中国的“后现代”跟哪个“运动”能接上轨，不得而知。
话说回来，既然“反文化”反的是高级文化，用什么来反高级文化？答案很简单：亚文化。“反文化运动”之前，大学显然还是高级文化的生产基地和传播基地，亚文化自然无法进入这个神圣殿堂。“在文学艺术等人文专业里，根本看不到当代实验艺术和黑人艺术的影子，教授们一提及它们，就直皱眉头，说那是一堆垃圾，可这正是中产阶级大学生热爱的东西。为什么莎士比亚这个死了三百年的英国佬儿竟如此重要，足以把美国当代电影、流行歌曲全部挡在门外？”（P47）或许，当大学生产生如此疑问时，他们的造反冲动已经潜滋暗长。50年代后期，当金斯堡们把标准英语词典中未收入的“四字母词”（如fuck, shit, damn等）带入到诗歌朗诵会上时，亚文化对高级文化全面反击的信号弹已升上天空。“把脏话带入文学作品，正是亚文化‘分子入侵’的一种方式，它模糊了一度谨严的标准文学语言的界线。”（P136）而在60年代的文化革命中，大学生已开始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属于自己的种种亚文化形式：摇滚乐、吸大麻、性解放、象征式的街垒战、甚至那些“越革命就越想做爱，越做爱就越想革命”之类的标语口号。亚文化生产者和消费者摆出一付爱谁谁和满不吝的姿态，招摇过市，我行我素，吓得高级文化守护者花容失色又防不胜防。“毛泽东和托洛茨基的战术被‘反文化’派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农村包围城市’，一方面不断在城市秘密发动起义，最终夺取城市。”（P246）结果，高级文化节节败退，亚文化则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这正应了中国那句俗话：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就怕不要命的。高级文化温文尔雅，软；亚文化方头楞脑还跟你玩儿命，如此过招，它哪里是亚文化的对手？
如此看来，在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中，阿多诺等人与造反学生的冲突也就变得在所难免。按照作者的观点，包括马尔库塞在内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是贵族主义者，也都是高级文化的守护者。他们虽然名为左派，但在文化上与右派却是同路人。于是，他们也就成了中产阶级造反学生的文化敌人。（P44）这个观点并不新鲜（凡是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者，差不多都会在“文化贵族”的层面上做文章），却也依然引人深思。我在想，阿多诺当年批判大众文化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捎带上了后来成型的青年亚文化，以至于造反学生对阿多诺的反感不光是基于他与霍克海默等人奉行的“冬眠策略”，也基于他批判大众文化时那种搂草打兔子似的打击面和杀伤力？在阿多诺的大众文化辞典中，他确实没有对大众文化与亚文化作出区分（比如爵士乐就曾被他当作大众文化炮火相加，但现在看来，爵士乐岂不是也可以看作青年亚文化的雏形），但两者显然还不能完全划上等号。许多时候，亚文化确实采用了大众文化的形式或包装，但它的生产主体主要应该是青年人，所以亚文化常常以反抗作为其基本武器；而大众文化，根据阿多诺的经典论述，则主要是文化工业的产物，它的生产主体是文化商人，所以赚钱赢利、唯利是图是其最终目的。而且，它还暗中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从而帮助资产阶级转换了一种统治方式——变原先的硬着干为后期的软着来。所谓的整合大众即可以在这一层面作出理解。拿中国的例子说事，陈凯歌的《无极》显然是大众文化，而胡戈的《馒头》却应该是亚文化。阿多诺的理论对准《无极》开火现在看来依然有效，但若是跟《馒头》叫板，很可能就会形成一种错位。
那么，作出这种区分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8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刮起了“文化研究”的龙卷风，而在我所接触到的相关论说中，文化研究者差不多都是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质疑者与批判者。文化研究拿阿多诺开刀固然原因多多，但这种质疑与批判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错位？阿多诺主要以高级文化为依托批大众文化（当然，由于他的笼而统之，他很可能已捎带上了亚文化），文化研究者主要以亚文化为支点批高级文化。高级文化是造反学生的敌人也是后来文化研究者的对头，阿多诺在这一层面上挨批被斗逻辑上还说得过去，但为什么那个批判大众文化的阿多诺也成了文化研究者的批判对象呢？他们拿亚文化基础上生成的那套理论来对抗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究竟演的是哪一出？莫非是欧美版的关公战秦琼？
我想，谜底很可能依然在“文化领导权”这个关键词上。60年代，造反学生虽然把亚文化推广到了巴黎或纽约的大街上，亚文化的合法化因此迈出了重要一步，但那种语言和行动上的“通货膨胀”却依然被人指责为瞎胡闹或小玩闹。这个时候，如果说文化领导权已被夺取，也只能说是在象征的意义上。真正把文化领导权拿到手中，应该是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事情。在这个年代里，原来的造反学生已全面登上了社会舞台；这个舞台对于他们已不是原来的表演区，而就是实实在在的建设改造区。学术界的话语位移或许更能说明这一问题：60年代大街上的歇斯底里当时被看作力比多能量的情绪宣泄，但越往后走，它们却越来越被看成是一门后现代艺术。原因何在？关键是因为当时的造反学生可以狂呼乱吼，但他们却没有获得对这种狂呼乱吼的话语阐释权，话语阐释权或美学话语权依然控制在那些老左派（比如阿多诺）的手里。而当他们后来进入学术殿堂，他们的体验与记忆开始在学术研究中苏醒，学术研究也因此打上了一个个鲜明的身份戳记。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话语阐释运动风生水起——它既要为亚文化进行学术编码和美学赋形，也要为高级文化选择一块合适的学术墓地。而从一开始，这场书斋里的革命就设计出一个联络暗号：文化研究。
通过对“英文系的制度史”的梳理与分析，《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文化研究的生成图：
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左派学者对大学的大规模渗入标志着学院马克思主义松散群体形成的话，那么，70年代后陆续进入大学任教的前造反学生及远道而来的前殖民地的学者，则给人一种主题各异、流派林立的印象。他们像是一群群牙齿细密而锋利的鼹鼠，在英帝国“高级文化”的地层中四处打洞。文化等级制终于遭到溃败。黑人研究、族群研究、贱民研究、传媒研究、女性研究、性别研究、新历史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等等，全都进了英语系——或发端于英语系。它们在方法上有一个共同特点：起于文本分析，成于文化批评；在理论资源上，也有一个共同点，即阶级理论、解构主义及知识考古学等。文学作品，对他们来说，不再是一个个文学文本，而是一份份政治－历史文献，里面隐藏着权力关系。（P237）
从这一描绘中可以看出，文化领导权的真正确立其实在于学术话语权的真正获得。而文化研究，这场学术领域的“反文化运动”，如今显然已大见成效：通过一系列繁琐复杂的解读、阐释和论证活动，高级文化进一步变得灰头土脸，来历可疑，如同一个个“历史反革命”；亚文化则坐到了正宫娘娘的宝座上，仰天大笑出门去，春风得意马蹄疾。于是，老左派黯然神伤，新左派扬眉吐气。而老左派发明的那些美学问题似乎也已经开始失效——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那些问题已被解决，而是说它们已被新的学术话语所删除，以至于在学术场域中失去了显身发言的机会。
但是，阿多诺所谓的大众文化呢？在这场热热闹闹的学术话语权之争中，我们基本上见不到大众文化的踪影，那么它究竟隐身何处又现身哪里？我的看法是，这里面很可能隐含着一种概念的转换或话语的诡计。当年阿多诺批判的大众文化是mass culture，如今文化研究者谈论的大众文化是popular culture，然后又把popular culture和subculture牢牢焊接在一起。经过了这番重新命名的无害化处理之后，文化研究者就把阿多诺思考的问题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你不是要批mass culture吗？我现在说的是popular culture或subculture，所以你的理论打不着我。但问题是，为什么文化研究者要用自己的理论去攻打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呢？这么个打法，岂不是也在大错其位？看来，中产阶级从文化领导权的获得到美学阐释权的拥有再到学术话语权的建立，是以牺牲许多的历史细节为前提的。当然，这也是任何一种宏大叙事的通病，中产阶级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马尔库塞（左）与阿多诺（右）
因此，在作者所谓的后现代时代的“重新命名”活动中（参见P471），除了以“中产阶级”替换“资产阶级”，以“白领”、“蓝领”替换“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以“劳动密集型企业”替换“血汗工厂”，以“全球化”替换“西方化”“殖民化”，以“西方民主社会”替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不妨再追加一个替换：以“亚文化”或“通俗文化”替换“大众文化”。这也是把“价值判断”话语转换成“价值中立”话语的重要步骤。一旦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文化研究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就心中有数了。
2006年10月29日写毕于北京大兴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英]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马库塞》，邵一诞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第92页。
[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