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浪屿记忆：内厝澳的“妈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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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客社》关于钟妈送的文章发出后，一位读者转来李向群先生记录整理的钟玛送三子钟友国口述的回忆钟妈送的文章，另一位读者传来了查资料找到的钟妈送的照片，原来，钟妈送又名钟玛送，是民国时期鼓浪屿名人洪显理（英国人）的轿工、花工与大厨。钟玛送在洪显理家呆了18年，病退时获赠1000银元养老金。钟玛送用这笔钱，在内厝澳买了幢楼开小杂货店，这就是日后闻名鼓浪屿的内厝澳13号站，而钟玛送也从此被称作“玛送伯”。——林鸿东
玛送伯与内厝澳13站( 口述人：钟友国 记录整理人：李向群)
说起玛送伯，在上个世纪的鼓浪屿应该算是无人不知，因为他和他的“内厝澳公用电话13站”，曾经联系着多少年鼓浪屿岛上的市井生活，牵系着多少老鼓浪屿人的情思。玛送伯是一位平凡的老鼓浪屿人。他的内厝澳13站也就是在当时鼓浪屿岛西部唯一的一个公用电话站。一位平凡人，一个不起眼的公用电话站，却能有几多不太平凡、不太起眼的小事、琐事和往事，于是，采访玛送伯的三儿子钟友国先生，就成了我们窥探老鼓浪屿的一个触点。记忆的火花一经触发，过去的、古早的时间和空间便在瞬间照亮，记忆力相当好的老教育工作者钟友国先生一次次地接受采访，终于拼接出一幅关于他父亲玛送伯和“内厝澳13站”的往日画面，同时一段段与之相关的百年来鼓浪屿的平民社会生活场景也就呼之而出。我的父亲玛送伯我的父亲钟玛送（又名妈送，婴仔），是福建惠安县人，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初一出生于山腰乡钟厝畲族社。他的童年家境十分贫困，生活相当艰难。在他16岁时，带着姐姐给他的一块钱，打着赤脚离家开始自己谋生。他就这样光着脚丫，走了走200多里路，一个人只身走到厦门，开始他在厦门、在鼓浪屿数十载的人生旅途。初来乍到的他真是尝尽人间的苦头，他先在鼓浪屿三丘田和记码头当“捆工”、就是码头上最初级的搬运工，后来还当过仓库工。过了一段时间，后又过海去海沧替人种田。到了18岁时，才由他的姐夫、我的姑丈介绍到一位英国洋人家做工。这家洋人在鼓浪屿也不是一般人，他是英国的苏格兰人洪显理牧师。要说洪显理，老鼓浪屿人对他还是很熟悉的，他在鼓浪屿的时间很长，而且还做过不少事，是有一定地位的外国人。1917年担任过英华书院主理，最有影响的是他还当过鼓浪屿工部局董事长，还担任英国伦敦教会牧师。我父亲在洪显理牧师家和他身边工作了18年。刚开始我父亲是以做花工名义，被他聘请，到了洪显理牧师家，第一份的事是当轿工、抬轿的工人，就是轿夫。洪显理牧师出门的时候，我父亲和其他轿工就要给他抬轿子。洪显理牧师个子不高，瘦瘦的，经常拿一把扇子。鼓浪屿人大家对外尊称他洪牧师，私底下都戏谑地叫他“矮子洪”，这当然是在背后叫的，是洪显理的绰号。洪显理牧师的轿子不是很大，一般来说，他出门时。前后各一个轿工，到了较陡的路，有时候再加一个轿工，加在中间，三个一起扛洪显理牧师的这顶轿子。我父亲从开始当洪显理牧师的轿工，扛着洪显理牧师的轿子，陪着洪显理牧师走遍鼓浪屿的大街小巷。干了一段时间之后，洪显理牧师看我父亲表现比较好，也就是为人诚恳、忠直，就让他改行，让他回到住所，去当专职的花工，专门养护他家里栽种的花，管理和维护整个住所院落内的花圃。洪显理牧师那时候当英华中学的校长，住在英华中学的后山上，当时，外国人统治管理鼓浪屿，就是雇请很多我们华人要去帮外他们做事，外国人雇我们中国人，雇主与被雇佣者之间，大多数还是关系不错的，还有不少外国人雇主与我们中国人之间还建立了友善的朋友之情，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鼓浪屿人与人为善，懂得与外国人交流的表现；就用在现在思维方式来观察和思考，这应该也是早年我们中国人与外国朋友友好交流的开端嘛。就说我父亲在洪显理牧师受雇的经历，这其实是还是让我父亲学习和掌握很多技艺的过程。洪显理牧师把我父亲从轿工调到家里当花工，我父亲干了几年，也把洪显理牧师家里的花花草草打理的美观又规范，大都符合洪显理牧师的审美要求和生活起居观赏的需要，使洪显理牧师家里的花园景观水平大大提高了，这当然也是得益于洪显理牧师的经常点拨、不时指导。等我父亲的花艺水平过关了，洪显理牧师感到他很灵巧，在我姑丈推荐介绍下，我父亲被调到洪显理牧师家的内厨房。先是在厨房协助烹饪“头手”（大厨师），打打下手，我父亲很勤快，还不时帮助洗菜、整理食材，帮助当当洗碗工。又是几年下来，我父亲又在餐厨方面得到信任和栽培，从打下手的厨工，到被洪显理牧师培养成为厨师，而且是洪显理牧师身边的主厨，是一个能够符合外国有地位人西式餐食习惯的西餐师。据说，洪显理牧师用餐是满讲究的，讲究摆盘的规矩、讲究上菜的程序，洪显理牧师吃饭的时候，所有餐食菜肴做完以后还要摆盘，要按照他的要求摆得好看、美观，方才用餐。就这样，我父亲在洪显理牧师家从当轿工、到当花匠，再到当厨工、当厨师，最后再到担任主厨，总共在洪身边待了18年。我父亲于他做事勤快，认真负责，这就得到洪显理牧师和家人的的赞扬和赏识，所以，就不断让我父亲扩大技艺学习的机会，使我父亲逐步接受和掌握西式烹饪的技术。记得，我父亲还告诉我们，当时在洪显理牧师家虽然是被雇用，但是洪显理牧师夫妇还在空余时间教我父亲识读罗马白话字，让我父亲也用罗马白话字识读一些读物和进行交流，就这样，我父亲会用罗马白话字读所有的圣经和一些故事，我母亲也会。在洪显理牧师夫妇的带动下，我父母本来从内地来时没信教，后来也成为基督教徒。洪显理牧师确实不是一般的外国人，除了是鼓浪屿工部局董事长顾问之外，在海关也有担任职务，还要巡视督管闽南教区，确实很有名望、有一定权利。这就需要洪显理牧师出门做事，比如去处理闽南或者福建教区的大事小情，都要带上我父亲，是因为我父亲主要是他的贴身厨师，又要帮他处理一些生活起居方面的琐事。就这样，我父亲就跟着他走了那么多地方。我父亲走那么多地方，也学到不少烹饪上的绝招，我印象中，我父亲还亲手做过一道名菜让我们一家吃过，这道名菜现在应该可以称作绝活了，这道菜是“无骨鸡”。这道“无骨鸡”就是把整头鸡的所有骨头一根不剩地抽出、剔掉，只剩完整的皮和肉，然后，往里面塞五香料、卤料、海参等，真是好吃。我们解放后吃过一次，由于，做起来很辛苦，所以我父亲的这独门中西合璧的烹饪名菜，也就没有传授给我们这些子孙辈的了。我父亲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和洪显理牧师的关系相当密切，对于洪显理牧师后来的遭遇，一提起总是难免唏嘘不已，尤其是讲到洪显理牧师的死，那更是难过，人在一起，总是会有感情的。关于洪显理牧师的有些情况和他的一些往事，我还是听我父亲说的。洪显理牧师是苏格兰人，有英国贵族的血统，在英国很有名分。十九世纪末英国教会派他来中国传教，其实是当教区的总负责人，担任英华书院的校长时，还要监管厦门以外几省教会的理事，还要当鼓浪屿局董事会理事，经常去几个省的教会视察，在厦门主要任务是传教和办学。洪显理牧师在鼓浪屿几十年，去世也是在鼓浪屿，不过他的死也是很惨的，这应该也是日寇侵占厦门的罪行之一。洪显理牧师是怎么死的呢？他当时是鼓浪屿工部局董事会主席，是鼓浪屿万国租界的行政主管，在当时的鼓浪屿算是很大官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正式登陆鼓浪屿，第一天就派人去把洪显理牧师抓起来，抓到日本集中营关起来。当时洪显理牧师应该算是“好命人”，都是被人服伺、养尊处优、生活非常舒服，可他被抓到集中营之后才两三天，就传出他死了的消息，就是因为经不起日本集中营的折磨。洪显理牧师是死在日本集中营，日方宣布洪显理牧师是自杀。死的时候，所有英国人都不知道，他的死讯传出来以后，没人去过问，最后，由当时英华中学校长王世全和鼓浪屿自来水公司的经理黄省堂两位鼓浪屿知名人士，相约去日本集中营认尸。洪显理牧师是倒在地上死的。当确认是洪显理牧师之后，才收尸、入殓。这样的收尸、入殓之后，要埋葬，可要埋葬在哪里？黄省堂就说，要不就先葬在他们家族的公墓。就这样，洪显理牧师就下葬的地方就是在鼓浪屿内厝沃骆驼山旁边，就是现在省工艺美术学校北侧。像洪显理牧师那么有名的人，惨死在日寇的统治时期，他死的时候，也只能草草用一个很薄的棺材埋起来。听说过了三四年，抗战胜利后，英国派一支军舰来厦门访问，同时也来查洪显理牧师是怎么死的、查死因。几经了解，才得知他的死因，还了解到是谁帮他收尸的，谁帮他处理后事。英军舰长亲自登门请王世全和黄省堂两个去英军军舰座谈，其实是请他们吃饭。吃饭的时候，王世全和黄省堂他们将所了解的洪显理牧师死的过程告诉英军舰长。英军舰长非常感激，赞扬他们是很好的中国人，表示感谢。英军舰长还询问说洪显理牧师有没有交代什么，他们说到日军集中营时已经发现洪显理牧师已经死了，没交代什么。英国人问他们二人需要什么，他们说没有。后来，这件事情在鼓浪屿广为流传，很多鼓浪屿人都知道。英军舰长很是感激，临别时，感到没什么好致谢的，就送了军舰上的两大桶油漆给他们。据说，王世全和黄省堂两位就把那两桶油漆转送给鼓浪屿电灯公司。作为洪显理牧师家的厨师、主厨，我父亲当时的西餐厨艺在鼓浪屿应该是小有名气，记得他还跟我们兄弟姐妹讲过他主持过的一次“大办桌”，这次“大办桌”对我父亲来说，应该算是他厨师生涯相当辉煌的经历，那是鼓浪屿富绅黄奕住要为他母亲操办60岁寿宴。黄奕住的人脉很广，因而应酬面就很大，那次为母亲办寿宴，请了当时鼓浪屿和厦门所有社会名流共1000个人赴宴，这次宴会在鼓浪屿历史上算是空前绝后的，被称为“千人宴”。宴会地点设在中德记花园，也就是现在的鼓浪屿人民体育场。黄奕住举办千人宴，要求是自助式的西餐。黄奕住请我父亲去主持承办寿宴的原因是，我父亲是洪显理牧师的家厨、主厨，打理西餐，有经验，再则，刚好洪显理牧师去国内一些地方出差巡游。我父亲接受黄奕住的约请，并为那次千人宴做了精心的设计，还编排了菜单，使整个宴会办得十分成功，为黄奕住长足了面子。我父亲除了去主持办理寿宴，还亲自给他做两样菜，一个是无骨鸡，另一个是大型的生日蛋糕，我父亲亲自做蛋糕的糖面、还亲手做糖花，这些都受到黄奕住和他母亲以及亲友的称赞和感谢。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当时黄奕住想为他母亲生日宴时，他母亲曾问黄奕住，“我生日你花了这么多钱，花的起吗？”是他母亲不忍心花那么多钱。黄奕住告诉他母亲说，“放心，我的钱非常多，如果四块银元叠在一起，整个体育场排都排不完”。他母亲这才放心。那次生日千人宴场面非常大，来宾很多，寿宴后还合影，那张合影是分三次拍，然后再把分别拍的三张照片进行粘合起来。关于那次千人宴还有个小插曲，那次生日千人宴举办得非常隆重，黄奕住家里很有钱，也很慷慨。办寿宴那天，有人经过他家，只要向他母亲敬礼祝寿，他就会发几块钱给人家，叫做祝贺费，一个人两个银元，即便是乞丐来也是。但是为了避免来太多乞丐不好看，他首先跟厦门市的丐帮说好，你看有几个乞丐要来，现在就讲清楚，到时候不要来了，我先把钱给你。虽然这样，还是漏了些乞丐没通知到，那些乞丐还是来了，黄家还是给人两元。为了防止冒领、多领的情况发生，黄家就在门口放一个桶，里面放很多银元，桶里装满紫药水，只要人的手伸进去拿钱，每人一块，手和手臂就沾了紫药水，就不会、也就不好意思再去伸手拿银元了。后来，我父亲身体不适，生了病，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得了肠炎，我父亲几经考虑，主动向洪显理牧师申请辞职。该怎么营生，这时在内厝澳有人刚盖好的连体几栋两层红砖小楼，要卖。我父亲用在洪显理那里做18年的退休金1000多块银元，买下当时叫做内厝澳40号的那栋楼。这一栋是我父亲很满意的，他说楼在路口，最好，二楼可以住一家，楼下就办个小店，卖杂货。解放后路牌整顿，内厝澳40号改成内厝澳179号，小店开始代售邮票，被定为邮票代售处。到1958年后，鼓浪屿邮电局又将一部公用电话安装在店里，确定为内厝澳公共电话13站，简称13站。我父亲的内厝澳13站我父亲就这样开始了自行创业的营生之路，和我母亲一起经营那间小杂货店，没有雇请工人，夫妻两个自己打理整间店的事，我母亲看店卖货看孩子，父亲“跑外环”（闽南话意为：在外奔忙揽货）忙着补货，开的就是夫妻店。做的小本买卖，讲的就是人缘，我父母在鼓浪屿住了几十年，与左邻右舍关系好，尤其是在内厝澳人头熟稔，所以，鼓浪屿邮电局在一讲要在内厝澳设立公共电话站点，我父亲的小店加邮票代办处当然成为首选。我父亲小店地点不错，是南来北往几个方向和路口的必经之地，当时笔山洞还没开挖，从从内厝澳往来龙头路市场一带，或到轮渡码头，都要从这里经过，所以，在那里设一个公共电话点。当时整个内厝澳这么大的地方，只有两个单位有电话，一个是内厝澳公安派出所，另一个是水产试验研究所，还有就是后来设在我们家的这一个公用电话—内厝澳13站。那时，我们我父亲的小店店里就挂上一个牌。13站是一个铁牌，说明打电话的是需收费的。自从设立13站以后，我父亲就就开始为大家服务，原来主要是代售邮票，设立公共电话之后，只要是有电话打来，要请人接电话，我父亲都会应允，都会马上去请受话人来店里、来13站接听，久而久之，“叫电话”，就是传呼电话，就成了我父亲的额外工作任务。只要有人来电，我父亲就会起身出门去“叫电话”，可以说，基本上内厝澳每个角落我父亲都会去“叫电话”。半夜一两点有电话要找谁他多晚都会去叫。这“叫电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知道，内厝澳的门牌号没有规律，比较乱，以前都是盖完房子自己设门牌号的。如果是熟门熟路，一时半会儿要准确找到接电话的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做好事也不是那么顺当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份真心为人服务、为他人着想的心思。我母亲曾经告诉过我，说我父亲是一个很讲信用的人，“叫电话”就是最能体现他的性格。比如，有个老人要打电话给在杏林的孙子，打过去人不在，就在店里继续打，直到第四次才找到人，但是我父亲没收他打四次电话的钱，说只有第四次找到人，就只收了第四次的钱，其实那三次每次都是已经拨通，只是没找到该接电话的人。那时候打一次电话才收4分钱，所以没怎么赚钱，大部分是提供服务。在“文革”期间，有位著名音乐家回鼓浪屿，有一天晚上，已经半夜了，从北京单位打来电话，要这位著名音乐家接电话，请他赶快回北京，参加对外演出。那么晚天黑路滑，他家住鸡母山，内厝澳距离鸡母山还有好长一段路，我父亲他也就跑着去通知。家里人都说那么晚了就不要去叫了，我父亲说，越晚说明事情越重要，而且全鼓浪屿内厝澳就只有我们13站这一部电话。可见在当时，通讯业不太发达，人们对信息通畅也是十分的渴求，但是如果没有像我父亲那样真心为人们服务，不发达的通讯条件，也不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要说“叫电话”，其实还不止通通消息的功能作用，有时更多的会起解危救困的作用。记得，有一天晚上，很晚了，13站的电话铃声响起，那是住在厦门市区的老伯打来电话，告诉我父亲说，你赶快去告诉我儿子，说我在这里中风了，在厦门中风了。他儿子住在四棵松。那天晚上又逢下雨，我父亲二话没说，冒雨出门，他就只戴斗笠、穿拖鞋，赶紧往外冲，老人家确实有那么一颗乐于助人的心，就这样冒雨走到四棵松，告诉老伯的孩子，你父亲在厦门中风了。老伯的儿子也就赶快起身，穿起衣服，赶去搭末班船到厦门。对此，老伯的儿子非常感激。后来，老伯的儿子到厦门工作，晚上回内厝澳住。回家路上一有经过13站我家门口，每次都向我父亲行礼致意，甚至有时候走到我父亲面前跪下致谢，说要是没有我父亲这么好，这么负责任地传呼我，他父亲不可能活着。那个青年人跪着向我父亲感谢的场面，我印象很深，真是记忆犹新。还有个例子，就是有位许牧师的儿子，打电话要找许牧师，我父亲也去叫他，那可是一件难事，因为路太远、岭高、要从内厝澳翻过笔架山，老人家这样的“叫电话”一去一回，就要快一个小时，说实在，他很辛苦，“叫电话”的范围很大，可贵的是他只要谁有需要，他一定会谁叫谁到，不论平民，还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他都一视同仁。内厝澳13站这个地方也是鼓浪屿人很熟悉的地方，这也因为的地理位置相当适合邮政业务的开展，同时，也有利于“厝边头尾”（闽南语意：街坊四邻）的走动、交流。我父亲在这个点上和内厝澳的人互动起来，可真是乐此不疲。13站也有卖邮票，对面有个邮筒，当时人们只要在13站买了邮票，贴好，就可以走到对面投寄，相当方便。除了卖邮票，我父亲早上还会在门口摆个小橱子，卖点小吃、小玩具的给往来的大人小孩。所以鼓浪屿的人都说我父亲和他的内厝澳13站真是鼓浪屿、内厝澳的一宝。我父亲的鼓浪屿、内厝澳情结那是1963年，全国都在学雷锋，鼓浪屿岛上的人都认为我父亲就像雷锋，天天如此，坚持多年。那一年，当时许祖义副市长在全市干部会上，就把我父亲的事迹作为学雷锋做好事的例子，在大会上进行宣传、表扬。全市干部会会后没过几天，《厦门日报》在第一版上还刊登专题报道，介绍我父亲的事迹、好人好事，反映他做人好，得到群众的爱戴。一出报纸，更多的内厝澳人，经过门口，都来告诉他。这些 给他的赞誉，又让大家多加了几分对他的尊敬。我父亲为人正直，会做人，事事、处处以和为贵，处事公平，与左右四邻一直是和睦友好，从来没有跟任何人吵过架。最可贵的，也是人们都知道和嘉许的，就是谁有困难他都肯帮助，讲具体点就是肯出钱出力。比如，抗战前，闽南这边很多人要去南洋谋生。那时我父亲在鼓浪屿已经开店，有少许收入，很多人特别是原来惠安老家的同乡要去南洋谋生，都会经过厦门，我父亲就会了解他们有没有什么需求，有什么需要，当看到有的同乡或朋友手头紧，比较拮据，他都会慷慨解囊，资助资助。其中比较突出的，抗战胜利后，南洋跟大陆通，有的人回来，在南洋做生意不错，回来要感谢我父亲，说当时资助他去南洋，要拿钱来还，拿几百元银元。我父亲坚决不收。后来那个人到和兴饼店，作了一个大鸡蛋糕，来答谢我父亲。再比如老乡卢生伯，也是我们老家的亲戚，要下南洋去新加坡谋生，经过厦门是来过我家，我父亲知道他双手空空，马上凑了几百块钱，让他出洋时手头有点资金，好去创业。抗战胜利后，卢生伯从新加坡回来，来看望我父亲，还要来答谢，并要来送还当年我父亲借给他的钱，我父亲执意不收。他认为人在需要的时候、困难的时候，相互间的帮助，能够促成人家的事业发展，这就行了，至于当年借出的钱，人家要还，他都笑意相迎，婉言谢绝，分文不收。我们还记得我父亲去世时就只说了一句，恳恳切切地告诉我们这些子孙辈的，“要是街坊邻居来我们店里买东西，欠我们钱，千万不要去讨”。鼓浪屿、内厝澳的人都知道内厝澳13站有这样一位老少妇孺皆知的可敬的老人，不管大人孩子、还是七八十岁的老人，都称呼他玛送伯。1978年，我父亲去世，没有发讣告，也没有跟人家说什么，我们按照老人的交待不要打扰人家。可到那天出殡，很多内厝澳的人都来参加追悼会，厦门也过来很多人，是特地赶回到内厝澳来。我父亲的追悼会规模很大，大概来了1000人，都是自发地来。追悼会是由鼓浪屿邮电局局长主持。我当时在市教育局工作，我们教育局的同事基本都参加了，从股长到干部，除外出公事不在厦门的，基本都来了。送葬的人从内厝澳一直走到了龙头路，转到码头，长队一直排着，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为了给我父亲送葬，内厝澳的邻居和同事们弄了个棺材罩，棺上面罩了个花罩。说起这个花罩都是鼓浪屿的朋友们四处找花来制作的，他们从鼓浪屿四处摘花，这是因为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鼓浪屿岛上栽种花草的地方不多，所以就得四处找花。最后连鼓浪屿宾馆的花也摘来制作花罩。许多单位都有派人来参加追悼会，中小学都送花圈，并派代表参加。一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受到那么多百姓发自内心的尊敬，从葬礼的举行就可以看出，我们作为子女也深受教益。我父亲过世后，当时我们盘点一下，他的葬礼献花圈有88个，我们接收到的奠仪品等，也是88份，最使人感慨的是我父亲和我母亲去世后，当时已有的子孙四代也是88个人，总之，我父母身后留下的3个88，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圆满的巧合吧。
图片源自 duck_ye我眼里、心中的父亲与内厝澳13站为了纪念我敬爱的父亲，我对他的一生进行了回顾，我把他一生拍摄下来为数不多的照片，都汇集成册。我们就用这样的形式，深深地、时时地怀念他。最后，我想把我在2003年写过的一篇关于我父亲的文章拿出来，以此再次表达我们的敬意。玛送伯—–我们敬爱的父亲 “玛送伯”这个名字，在内厝澳乃至全鼓浪屿，几乎是家喻户晓。在前不久由鼓浪屿区政协主编的“鼓浪屿文史资料”第三辑中专门写道：在内厝岭脚有一家小食杂店，店主钟玛送先生是个好老人，常替人传呼电话，于是，此地又被称为“玛送伯”。这亲昵的称呼，是公众对家父的尊重和爱戴，我们作为玛送伯的子孙深感自豪。家父，钟玛送（又名妈送，婴仔），福建惠安县山腰乡钟厝畲族于一八九三年十一月初一出生。童年时由于家境贫困，生活艰难，16岁时，带着姐姐给他的一元钱，赤着光脚，行走300多里路，只身来到厦门，先在鼓浪屿三丘田和记码头当搬运工、仓库工，后又去海沧替人种田，18岁时，才由姐夫介绍到一位英国洋人家做工，开始当个轿夫、花园的花工，后又当厨工，洗莱、洗碗，由于他做事勤快，认真负责，深得洋人的赞扬和重视，三年后，就能独立主厨，当“头手”，能举办大型西式宴会，擅长西餐，是当时鼓浪屿有名气的西餐大师傅，原厦门知名的企业家黄奕柱先生为他母亲做六十岁生日时，在中德记中楼前（今体育场）举行千人大寿宴，是我家父主厨料理。由于家父烹调技术水平高超，在担任外国人厨师十八年中，他经常陪洋主人北上上海、青岛、大连，南下广东、海南等地。家父在22岁时，工作较稳定，经济稍有好转，即回惠安家乡和家母何瑞（惠安山腰人）结婚，并即携带母亲到厦门，继续当这家洋人的厨师，并在内厝澳购置一栋房子，在家中开个小杂货店，常年都卖些食杂、百货、汽油等。抗战开始，日军占领鼓浪屿，大家庭的人口增加，共生养子女八人（三男五女），一家十人，生活很艰苦，母亲每天都要和我大哥友恩拉着板车跑禾山买地瓜，割杂草，回到鼓浪屿卖些钱，日子十分艰难，为了让我们八个兄弟姐妹都上学读书，每年圈养二、三头猪，以卖猪的钱来交学费。解放后，父母都已过五旬，他们热爱国家，遵纪守法，在住家的一层设一小店面，承担着邮政代办处工作，58年开始，市邮电局又在邮政代办处基础上，加设整个内屠澳范围内唯一的公用电话，号称“内屠澳13站”。家父的一生艰苦奋斗，生活朴素，勤俭持家。童年时代，由于家中清贫，没有文化，到厦门后在英国洋人太太帮助下，学会白话文，通读闽南话文章，学看白话文圣经，唱圣诗，在新盖住宅的客厅上，挂上两句家训“勤与俭创业良图”、“过心处自有好处”条幅，以勉励自己的子孙。家父平时为人博爱友善，邻居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友谊的手，帮助或赞助。惠安家乡的下南洋打工，路费有困难，他就出资帮助，邻居生活有困难，来店赊帐购买食品时，他从不主动讨还。家父热心社会服务工作，“内厝澳13站”除公用电话外（每次4分），还承上门叫接任务（每次不论多远，均为6分钱），不管是白天黑夜，只要有呼叫，使三更半夜，刮风下雨、天暗地湿、脚上关节剧痛，就是上爬“笔架山”或远走“四裸松”，他都能及时上门叫接，帮助大家解决许多困难，解放后，年大体弱他都能积极参加街居会，组织老人督导队工作，经常带头下水沟清污泥，扫马路深得大家的称赞。家父的一生，极重视子女的培养和教育，要求每个女子都要努力读书，努工作，要出力奋斗，尊师敬老，文明正派，和睦相处，不沾烟酒，不准赌博，做坏事，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圣经的教诲他都会努力去做，家父母的楷模永远是我们当女子的学习榜样。家父母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不但是我们全家最受爱戴的长辈，他的为人也得到当地公众的赞誉和尊敬。记得文革前，市政府副市长许祖义先生曾在一全市干部大会上，表扬了内厝澳13站钟妈送同志助人为乐，热心社会工作的生事迹，并在厦门日报点名表扬。家父对鼓浪屿内厝澳一带的情况和住在这一带人都非常熟悉，经过这里的路人，不管是老年、青少年、小孩，经常会在店口和父亲互相亲切地打招呼问候，男女老少都称呼他“妈送伯”，一直到现在，人都把岭脚这一带广称为“玛送伯”。一九七八年农历九月初八，家父在家中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慈母于一九八四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去世，享年也是八十七岁。在家父逝世出殡时，内厝澳、鼓浪屿的亲友邻居近千人自发地前来告别送行这位慈祥和受人尊敬的好人，追悼会由鼓浪屿邮电局局长主持，仅献花圈有八十八个，送轴等纪念品也是八十八份，那次葬礼非常隆重感人，至今许多人仍记忆犹新。回顾家父一生十六岁从惠安到厦门谋生，二十二岁回惠安和我们的母亲结婚，直至年过八十多岁，传下的子孙四代，当时统计也是八十八人，这些统计数目真是有意思。今天，我们整理这个家庭人员名录表，以子、女各个家庭为填写单位，是了了解各家庭成员的情况，以加强联络，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和尊重，发展进步，兴旺发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继承我们敬爱的父母遗志弘扬父母的品格，表达对家父母的无限感恩，报答我们敬爱的父母亲时我们抚育之恩。
三子：钟友国2003年春节写于鼓浪屿内厝澳17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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