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闪 | 人类的马赛克式命运——读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

人类的马赛克式命运
——读贾雷德·戴蒙德的《剧变》
文 | 西闪
伊斯坦布尔有一座举世闻名的马赛克博物馆，我在那里获益良多。马赛克（镶嵌艺术）至少有4000年的历史，它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成熟于古希腊，繁荣于古罗马。在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镶嵌艺术步入巅峰，教堂、道路、宅邸、花园、广场、公共浴室，无处不见马赛克的身影。贵族为了炫耀，甚至设法把金箔烧制到玻璃里，造出华贵的金箔马赛克，用来装饰自家的厅堂庭院。
马赛克的历史让我意识到，大多数事物都不会像岩缝里涌出的山泉，自然而然地发生，理所当然地存在，悄无声息地消亡。公元726年，拜占庭皇帝颁布诏令，禁止偶像崇拜，掀起圣像破坏运动，直接导致了镶嵌艺术的没落。可以想见，当世上第一次有人想到用质地不一颜色各异的东西创造一种全新的平面艺术，肯定也伴随着某种突然、偶发以及重大的转折。截然不同的细小元素，竟然可以聚合成形，呈现出惊人的整体效果，这就是艺术的魅力。难怪马赛克（mosaic）的词源和音乐（music）一样，都来自希腊文中的艺术女神缪斯（musa）。
再一次关注“马赛克”这个词是因为最近读到的《剧变》一书。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多次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个人或国家内部截然不同的元素艰难共存的状况。
关于戴蒙德其人，我就无需过多介绍了，只要说起他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几乎无人不知。这本书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认为假如没有这本书，无论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还是尤瓦尔·赫拉利的《人类简史》都将失去立论的基础。
也有人对这本书所持的“环境决定论”颇有批评，觉得作者把地理和气候当作人类社会决定性力量的观点要么大谬不然要么言过其实。其实戴蒙德本人从未使用过“环境决定论”这一类字眼。他只是提醒人们，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重大事实，环境对于人类的选择空间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制约。
从这个角度看，《剧变》既是戴蒙德为自己的观点做的辩解，也是完善观点的必要补充。他想告诉读者，环境的确限制着人类的选择，然而选择还是存在，人类保有做出选择的意愿和能力。为了证明和完善这一观点，戴蒙德把目光集中在一个问题上，那就是现代国家是如何处理重大危机的？
其实说起来人类面临危机处理危机的历史是戴蒙德一以贯之的写作主题，《枪炮、病菌与钢铁》《崩溃》等著作都是如此，《剧变》的主要区别在于时间维度。以前，戴蒙德的历史尺度都是以千年、万年乃至百万年计，但这一次他的考察对象是现代国家，基本上把时间限制在一百年左右的范围。
时间限制让戴蒙德在《剧变》里采用了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在我看来，他在过去的作品里表现得就像一个理工男（顺便一提，《枪炮、病菌与钢铁》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们最爱的书籍之一），那是因为长跨度的时间尺度可以提供详尽的量化数据。而《剧变》考察的历史太短，从统计学的意义上讲，量化分析的说服力不够。这迫使戴蒙德放弃了他擅长的定量方法，像一个传统的历史学家那样进行定性研究。
不过，戴蒙德也没有全然放弃他最擅长的视角。像以前一样，他认定理解自我的最好途径是观察他人，“只研究一个国家的人最终一个国家都不了解”，所以他坚持使用比较研究的办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剧变》这本书里我认为他的这种坚持是有效的。
那么，《剧变》的主要内容写了什么呢？戴蒙德选择了七个现代国家，比较它们在面临危机之时的状况、选择以及后果，借此反思危机应对的得失，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现实和未来的风险。
戴蒙德考察的7个现代国家分别是芬兰、日本、智利、印度尼西亚、德国、澳大利亚和美国。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作者对这些国家都很熟悉。他在其中的六个国家长时间居住过，并且会运用这六国的语言。只有日本显得有些例外，我想作者选择它，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中应对危机的次数和后果都非同一般。
在正式比较研究之前，戴蒙德严谨地考察了危机这个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在他看来，“危机”是“转折”的一种，但这种转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时间上的紧急——事件刻不容缓，解决问题的时间窗口稍纵即逝；二是性质上的重大——一旦发生，它将剧烈地改变事情的发展走向，或者造成巨大的损害；三是频率上的稀有——它必须是长间隔的、罕见的、戏剧性的剧变；四是观念上的冲击——当人们遭遇它，会突然意识到挑战，意识到过去的思路和办法无济于事，必须寻找新的解决之道。
经过一番概念的考察，这时候深入《剧变》就会非常有趣。例如书中的芬兰，完全可以看作戴蒙德式历史观的经典阐释。一开始他就交代了这个国家的环境制约，强调地理气候等恒久因素对这个国家的塑造。接下来讲芬兰遭遇的外部危机，尤其是对抗苏联的那场惨烈的冬季战争。然后讨论战争之后芬兰人截然不同的国家意识和外交思路。整个阐释非常清晰，非常有说服力。
过去，我像很多一知半解的人那样，对那种邻近强国不得不“以小事大”的国家轻蔑地称之为“芬兰化”。但是通过戴蒙德的分析，我算是比较理解也比较尊重这一现实选择了。每个国家面临的情况都是特殊的，关键在于如何取舍。尽可能维护自己最珍爱的价值，总是意味着意义重大的牺牲。芬兰就是如此。他们保住了国家的独立、国民的安全，建起了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高福利国家，付出的代价则是国际事务上对苏联的顺从。得失之间，惟有芬兰人可以评判。
与芬兰相比，日本、智利、美国又或者印尼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它们的外部危机与内部危机区别在哪儿？应对方法的得失如何？地理气候的因素和社会政治的因素在危机中分别占了多大的比重？戴蒙德一一做了比较。当然，不出我的预料，他在《剧变》的后半部分对更加宏观的全球危机做了判断和预测——相比文字，他还是更喜欢数字。因为数字能揭示那些反直觉的事实。
比如他在讨论美国人对石油的依赖，对气候变化的怀疑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抵触的时候，对比了一组很有趣的数据。一些美国人反对使用风力发电机，因为这种机器一年要杀死45000只鸟。戴蒙德却告诉读者，经过他的计算，风车杀死的鸟仅仅相当于150只猫干出来的“好事”。
相对于数字，戴蒙德对危机之道的解释我认为不及他之前的作品，短处仍在于时间尺度的限制。谁都知道，现代史比古代史难写。因为相较标本一般的后者，前者就像活蹦乱跳的百足虫，很难把它的触角和足脚一一数清。不过我认为《剧变》还是保持了较高的水平，有助于人们直面现代社会的诸多危机。
就在最近，戴蒙德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时谈到了新冠肺炎这一全球危机，他的观点在《剧变》里可以找到事实支撑。采访中他还再一次谈到了“马赛克”。他说所有的民族都是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变化不断重构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都是马赛克式的。这让我一下子想到，《剧变》这本书其实也是马赛克式的。戴蒙德把七个不同的国家“镶嵌”成了一幅人类命运的宏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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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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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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