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秘密：档案中的生命侧影

档案中的生命侧影
文 l 艾晓明
有关档案，很容易查到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定义，一般都会认同：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它的本质属性。档案的原始记录者里既有组织，也有个人；但经验告诉我们，以人事档案为例，无论是其本人，还是为之写作的其他个人，都是为一个机构或者组织书写。保存在组织机构里的档案有其共时性，也有历时性。共时性指的是，在同一时间阶段产生的不同文类的文字或者图像记录，例如我们在前文里分门别类的关于陈寅恪的直接材料——个人档案记录与当时学校发生事件的报告、会议记录、大批判文章等；历时性是指这些记录有其延续性。最后，作为档案，它的保存时限不同，个人档案中的某些材料可能归还给个人，而不再由单位保存。或者，由于单位本身解体，个人与单位这些不同类别的档案一一流散，湮没了，或者通过文物市场而回到民间收藏者手里。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不可替代，但它需要一段时间来积淀成型。档案中的信件、报告、账目、会议记录、照片、草稿和最终稿件，当它处在当下的活动中时，隶属于各个不同的责任群体。唯有时间使其重要程度发生变化，得以进入归类、保存的案卷而沉寂下来。可以说，时间是档案的另一个权力所有者，因其时间，档案或被解密，或者根本就当作废纸下架了这时，它的原始性开始启动另一场生命历程，成为研究一段时期历史与人的宝贵证据。这方面的例证有杜高档案、聂绀弩档案、束星北档案等。随着越来越多的个人档案与遗稿进入历史研究的视野，它对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宏大叙事，起到颠覆性的作用。我前面说过，档案在当代中国的1950、1960年代是有着某种恐吓效力的事物。这是许多同时代人亲历的恐怖，因为档案中有关个人历史、家庭、社会关系的记录，直接决定了一个单位的组织部门是否给予某人能否升学就业机会。更有甚者，在政治运动中，一旦被抛出档案中的不利材料，这个人就可能成为批判的靶子，轻则在政治上受到处分，重则全家被扫地出门，当事人被送劳教、劳改；这是1957年反右后被划为右派者的普遍处境。从陈寅恪的个案来说，当我们论及吴定宇研究中的档案史料时，一部分记录属于人事管理方面陈寅恪本人的记录，一部分是学校工作和运动中产生的有关陈寅恪以及有关政治运动的记录。纵观所有这类记录，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一位合格的高校学者，必须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高度一致。就此而言，当陈寅恪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时，他不仅将自己置于危境，他也给在政治大潮裹挟下的学校管理者、系里党总支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出了个大难题，他们将如何应对？以下从吴定宇书中选择三个人物，从今天的视角回顾他们当时的立场和后来的结局。一、批陈的领导者杨荣国时光倒回到1958年，那时的杨荣国在政治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根据李锦全先生的研究，杨荣国在抗战时期加入中共，一直保持秘密党员身份。1953年他来到中大，成为中大八大教授之一。相对于旧派学者陈寅恪等，他是“马列主义学者”，以民盟成员身份出现；直到1956年他的中共党籍才公开，因此他也进入了中大的学校党委。在全校范围内，他负责统战工作，这与他曾经的民盟成员身份相宜。在历史系，他取代恪守儒学的刘节而担任了系主任。历史学批判对象陈寅恪：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陈寅恪并没有参加鸣放，但他平时正式与非正式的言论都表示了他的政治态度。根据这些记录，1957年10月25日，在学校给上级的一份报告中，把他划为“中右分子”，1958年他成为批判的重点对象。
2015年冬在甘肃玉门马鬃山公婆泉当年的劳教遗址，艾晓明与向导张遂卿先生（1957幸存者）
1958年继反右之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制定了“厚今薄古”的跃进方针，史学界掀起一场大辩论，从而决定了其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的史学走向。所谓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界定已经将对史学家的学术观点做了政治分类。在全国范围内，反右已经对一些知识分子进行了清洗和处理；此时的批判重点在所谓清除影响。通过对陈寅恪这样的学术权威进行政治批判，党内的红色专家不再有学术障碍，得以取而代之，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中坚。中大历史系在一个月里完成批判论文71篇，专批陈寅恪学术思想者占了36篇。陈寅恪的课堂教学言论遭到检举揭发。杨荣国批判陈寅恪的文章（批判锋芒指向陈寅恪，但未点名）收入了专书。吴定宇做了如下比较：在历史系召开批判会之前，杨荣国还曾托人带话给陈寅恪：“我们党是尊重陈寅恪的，现在尊重，将来也还尊重，这次辩论主要解决我们自己的方向问题。”但在中共历史系总支给中大党委会所提交的报告、以及中大党委会据此给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所提交的报告中，却说“两年来陈在政治态度上只有轻微的进步。……对党仍然有严重的保留”，“历史系党总支认为，在整风运动中必须着重扫除陈寅恪的影响。这一步不能做到，则历史系的自觉革命不能胜利完成。”看到这里，不禁令人想到：一个人得经过多么长久的党性训练，才能够如此娴熟地割裂人的情感与思想，在进行情感安抚的同时，又能部署政治批判。与杨荣国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刘节，他是杨荣国之前的系主任，因受到杨的批判而辞职。刘节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在历史系里召开批判陈寅恪大会之前一日，吴定宇写到，中大一些与陈寅恪有过师生之谊的教师都惴惴不安，希望给陈寅恪通风报信但又望而却步；唯有刘节无所畏惧地前往陈寅恪家中。文革中，又是刘节替代陈寅恪接受大会批斗，并且当场对批斗学生回复他以此为荣。文革结束后不久的1977年，刘节患喉癌去世。除了其他学术著作外，刘节还有《刘节日记 1939-1977》上下册传世。吴定宇引用了其中的相关资料来叙述这万古流芳的师生情谊。吴定宇没有隐去杨荣国的名字，也许是因为实在绕不开这个名字，也许是因为这个名字不会再威胁到作者；我不能确定是哪一个。众所周知，杨荣国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里闻名全国。笔者1974年进入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那时他的文章是工农兵学员评法批儒的必读篇目。现在我读李锦全有关文章才知道，到了文革初期，杨荣国也被迫害，他遭到毒打，左胸和肾脏受伤。他的妻子被折磨成精神病，弃家出走而溺水身亡。文革结束后杨荣国担上“批邓”的罪名，接受审查和批判，于1978年8月离开人世。将近四年后，他才得到中共广东省纪检委的审查结论，未发现与四人帮有组织联系，同意不给处分。像杨荣国这样紧跟党的政治部署的人，最后也家破人亡，以不清不白之身谢世，呈现了处于历史夹缝中另一种人生悲剧。这是为什么？当他在孤独和疾病的折磨中，从特级病房一级又一级地降到多人合住的普通病房时，他是否体会到了陈寅恪“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的痛苦？在阶级斗争的纲领主导下，每一场政治运动都在分裂人群，制造敌人。党外专家陈寅恪，党内高干陶铸、红色专家杨荣国……全都无法幸免，还不足以说明这种机制的荒唐悖谬吗？二、批陈专家“岭南才子”吴定宇笔下的“岭南才子”当时是历史系副系主任，在1956年，他还担任过陈寅恪的助手。根据书中相关细节检索，不难查到他就是金应熙。从广东省地方党组织的角度来看，金应熙证明了《党对马列史家的大胆使用》（http://www.gddsw.com.cn/web/books/145866/62.html），这篇文章提到，金应熙先后受业于许地山、陈寅恪等名师，1949年加入中共，“对于这位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家，广东党组织一直是大胆使用，充分发挥他的领导才干的。1950年金应熙在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1953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历任副教授、教授。后一度借调中央，从事中俄关系研究，为党中央中俄关系大政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这篇文章将金应熙与陈寅恪的关系看作有积极影响的师承，但抹去了金应熙在1958年对陈寅恪的沉重打击。金在他的《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一文中强调：“认真批判陈寅恪史学方法，对于在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两条道路的斗争，拔白旗，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他将老师研究方法中重视证据作用，称之为“乞怜于一种直觉”，是“依靠‘神游冥想’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指导”……吴定宇最后评价说：尽管文风恶劣，强词夺理，这篇文章“在当时却是投向陈寅恪的一颗重磅炸弹。它的杀伤力就在于混淆了视听，对陈寅恪学术成果的肆意贬低与粗暴否定，极大地刺伤了陈寅恪的心。”金应熙文革后在暨南大学任教，担任过历史系主任，在广东省史学界享有盛名。他的一位学生回忆道，金老师对陈寅恪先生最为敬佩，兴之所至，在黑板上写了陈寅恪的一大段话，全凭记忆，如数家珍。可惜的是，“除了在国外讲中国通史和给我们介绍外国学者研究的讲义，像金老师这样的旷世奇才居然没有写出一本自己的学术专著，真是让人扼腕痛惜。”三、矛盾中的史学家周一良参与批陈的周一良是北大教授，吴定宇将之作为处于良知与功利的矛盾中的典型人物。在我看来，周一良和王越、杨荣国、金应熙这几位先生一样，都有过典型的旧时代知识分子的求学经历；都是才华出众、有相当学术造诣的人，也都先后皈依共产革命。周一良也是先加入民盟后又加入中共，在史学界打倒了旧权威后成为六十年代的学术中坚。如果说在批陈中也有各种不得已却最终依附了权势，当时北大的历史系副系主任周一良肯定比其他人更痛苦。吴定宇写道，周家与陈家是四代世交，陈寅恪对周一良帮助很多。但1958年，周一良也在北大贴出批判当年恩师的大字报。《炎黄春秋》网页上有周一良的儿子周启锐所写的回忆文章：《家父周一良教授的尴尬人生》（http://www.yhcqw.com/35/601.html），对父亲的政治选择，做了痛心且冷静的描述。周启锐尖锐地指出了这类学者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政治和心理原因：“只有这种把自己批判得体无完肤，抄家退还的存款也全部上缴党费了，就剩下一条命也已肝脑涂地了的学者，才能接受如此光荣而特殊的任务。这就是‘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前身，后称‘梁效’。”周一良参加了梁效写作班子，与杨荣国文革结束后的遭遇相同，几乎一夜之间成为“反面人物”。周启锐的语气越写越无情，说的何止是父亲，哪一处不是时代的荒谬：“在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上，今天批胡适，明天评陈寅老，否了这个否那个，到头来又回过头来向先师请罪，真不知这些年是在干什么呢！尤其发现噩梦醒来已黄昏，烈士暮年，恶心不已，一肚子话还不能直说”。其实也算是说了，借魏建功先生这种近乎严酷的自我解剖，话说得再直率不过：“万万想不到老了老了还当了回奴才。”“这足见上宠之可怕。”吴定宇写到周一良的反思，1999年11月27—29日，中山大学在广州举行第三次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周一良重病在身，不能到会，他向会议提交了《向陈先生请罪》这篇文章。其实他写批陈文章，并未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周一良依然背负了终身的悔恨，在会上，他请人代致忏悔，得到一片唏嘘。
《向陈先生请罪》文章节选
周一良的人格比很多批陈者高尚，那些人终其一生也没有勇气表达内疚。书中的“扬州世交”在编订个人著作目录时略去了当年发表的批陈文章，而自封为与陈寅恪并肩“以诗证史”派的代表人物，全然抹去了当年的反戈一击。吴定宇在写周一良时，他还以新的史料，来表明周一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恻隐之心，这在危难之际殊为不易。当年，作为新党员，周一良明知驳不倒陈寅恪，却不能不服从北大历史系党总支分配的任务。而在中大有关部门发函外调陈寅恪时，他选择了保护老师的做法。他对陈寅恪的家世明明非常了解，但是，1962年3月17日，在回答有关陈寅恪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时，他“为了不给老师在政治上惹麻烦，采取了装糊涂和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所知几乎等于零’、‘不清楚’、‘不详’、‘可能’等遁词，回避了对陈氏及其父兄关系的调查。”周一良自己从未引此例证来减轻自己内心的重负，但是吴定宇从档案中发现和抄录的这份史料，呈现了政治风暴中一位知识人的谨慎和同情心。四、史学革命者的牺牲如上所述，这些积极投身史学革命的先锋者，差不多也先后掉落进了给对方挖的坑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为所谓“资产阶级史学”挖掘坟墓时，他们预备了自己的牺牲，精神与肉体的。然而，就他们的个人命运来看，被当作工具，以其学术成果服务于政治目的，何尝不是另一种虐待呢？只不过，当他们春风得意之时，不会想到陈寅恪处境的惨痛。
陈寅恪故居内景（墙上挂着陈寅恪全家照）
吴定宇书中引用了陈寅恪的这样一封信，1959年6月28日下午，生物系负责人来到陈家，通知陈寅恪其二女婿林启汉（被划右派）从外地劳动返校，安排在校内养猪。今天看来，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惩罚，但在当时，知识分子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就是给出路的做法，在校内养猪，更是一种照顾了。况且，学生物的去养猪，不是正好专业对口吗？而陈寅恪怒不可遏，第二天给校方写信。吴定宇在书中全文引用了这封抗议信，仅从以下两段话，也能看出其中的悲愤：我自救之计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坦白告诉高先生并请转达要害我的人们。我被逼走或将要逼死时，一定要说明此中原委。否则人们不会了解，生物系某一部分人，何以能逼走历史系的我。现在我已算七十岁，离死已不远。请他们快点抓紧时间，不必用钩牵之法，更为直截了当。有人说小彭的思想影响林启汉。就是说我的思想影响小彭。照此逻辑，林启汉是小右派。陈小彭是中右派。我是大右派。如果依他们的话推论起来，我是应该处死刑的。他们要打击我，便直接打击我。用不着这种绕湾 （弯）的手段，未免太不光明磊落了。我被此辈捉弄。走或死皆不甘心。至于文革中陈寅恪被折磨的情形，这里不一一复述了。如今，当我们捧读陈寅恪文集时，不能不去体察陈寅恪身处的政治环境，还有去认识如陈序经这样的教育家、蒋天枢、刘节、吴宓等一批史学家，从而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何以这样一些人能够谨守良知，能够珍视、守护和协助陈寅恪完成他的学术研究，并奋不顾身地为中国文化保留下这一遗产呢？五、档案与权力写到这里，应该为这篇长文做一小结。浅显的结论是：档案对研究高校的历史和知识分子的个人境遇非常重要。这个结论对本文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重要又如何，当档案馆中的这些档案已经不再对研究者开放，无论是陆键东看过的那些，还是吴定宇看过的那些。这里，重要性的问题已经被悬置了。也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结论将要导向一个不正确的方向，那就是档案和权力的关系。档案，无疑是权力的表征物，它是权力机构圈藏起来的历史记录。如果把个人和组织的位置进行排列，显然，这里有下与上的关系，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推演开来，我们还可以说，是命令者与接受者、审查者与被审查者、提交证言者和使用证言者……诸如此类，各种不对等的关系。归根结底，档案汇集了权力运行的原始轨迹；这就是它需要被保守的秘密。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学术成果，是在与思想管控机制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目盲腿膑的困境中，他以不屈不挠的口述写作实践了他早年对科学院的回复：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如果历史按照陈寅恪的愿望发展，中国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会是什么局面呢？或者，假设未来这个研究原则可以确立，是不是也能让杨荣国、金应熙、周一良这类学人同样得到解放，让他们可以真正成就自己的学术伟业？如今，几乎每个对社会政治有意见表达的人，都会被约喝茶；高校教师因言论被举报、调离教学岗位甚至遭到更严重的对待，例子也不少见。回顾陈寅恪所经历的那个时代，总能让人多一些思考，因为不同的角色会走向哪里，那里已经有了终局可供选择。这篇文章里还遗漏了一个问题，至少是没有充分展开，那就是道德。当我们回顾档案中的批判斗争时，批判者是否面临了伦理的拷问？这个有关道德的问题常常被架空了。表面上，监控与报告只是运行工作程序和行政命令，那些执行者虽然是个人，但他们肩负组织的使命，只是权力的化身。个人在这个此刻，常常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后果，因此也不认为将要承担政治责任。然而，实际情况未必真是这样，在下一场所谓整风或者纠偏运动中，前任的工作可能被继任当作偏向而遭到否定。或者，当整个政治方向发生大的逆转时，组织的责任也常常被转移到个人。这时，这个当初的执行者开始体验到不公正，但他已经投诉无门。直到这一刻到临之前，在权力位置上处于优势者，他的违背师德或者伤害他人的行为几乎不会激起道德上的羞辱感。不仅不会，紧跟潮流才能自保并且获得鼓励，这个奖惩机制如此有效，以至于在整个单位以及大多数同事中，恐惧与顺应权力塑造出人们基本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接受言论管控，另一方面对他人的痛苦保持沉默。结果，只有当监控或执行命令的人自己跌落到不利位置，同理心才会产生；良知通过体会耻辱与羞愧而被唤醒。我想到英国作家加顿艾什写的那本书《档案：一部个人史》，梁文道为那本书写过导读，题为《出卖作为一种美德》，不过，他那里讲的档案是过去的秘密警察保存的检举、跟踪与监控案卷，我说的校史档案还不是这一种。它并不是以直接以警察系统的控制和震慑力量来加诸于普通公民的记录，而只是在一个单位内部通过各层级组织实施的日常管理记录；它更多地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因而更容易持续，其管理的人事范围也更普遍。在读着吴定宇这本书的时候，我还想到过，陈寅恪的往事因着陆键东、吴定宇的研究而在中大长久地流传，这也是对陈寅恪所代表的学术信仰的守护。陈寅恪因此成为中大精神的不朽传奇，它是对这一代教师的庇护，也是祝福。陈寅恪坚守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原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也是对学校管理者良知的召唤。
陈寅恪虽目盲，1958年前仍在家居的走廊给学生授课
也许，我这样说，没能阐明定宇兄这本著作更深远的意义，但我相信，在我们内心，在中国的学术文化界，因陈寅恪的坚守而激起的思想共鸣是永久的。就此而言，这也是对定宇兄最好的纪念。后记：大约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们华中师大七八届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随导师陈安湖教授，到中山大学游学。我们拜访了中文系的吴宏聪教授，他给我们介绍了有关鲁迅研究的状况；他的研究生应该也在座。其中当有定宇兄，但我对此却印象不深。我记得更清楚的是，后来我们之间开始关于巴金研究的通信。那些年，国内做巴金研究的年轻学子如上海的陈思和、北京的李存光、李辉……我们彼此都有联系。我在写作硕士论文期间，还收到过巴金先生的亲笔复信，回答我有关他早年信仰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给我很多指教。而我们这些研究巴金的年轻人，内心充满求索的热情和正义感，也真诚地分享着研究心得和史料信息，因为巴金著作和译作的早期版本以及发表他文章的刊物，分布在全国不同的图书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为对方提供协助。我1981年秋毕业，次年春，在绵绵雨季的广州，我再次来到中大，为修改书稿查找资料。记得事先就和定宇兄联系了，从公交车下来进了校园，是他来接我，也是他事先为我在研究生女生宿舍找好了住处。那时我们经济都不宽裕，能省则省。我的床位是一位家在校园的女生空出的。定宇兄所住的房间，我印象中是特别大而简陋，也许因为本地的同学没有在宿舍住。他用小电炉为我煮了挂面，那热腾腾的汤面之美味，我至今也不知他放了什么秘密武器。也许因为当年我们都是穷学生，也许就是饥饿本身的刺激。不过，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定宇兄是四川人，四川人煮面，那还有不好吃的吗？1994年秋，我从北京调入中山大学，我们又在同一个教研室相聚。我们合作开课，指导研究生；一同接待来访学者，处理日常教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我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师长和朋友。“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定宇兄就是这样的一种朋友，谦逊、温和、内敛和友善。工作时大家都忙，彼此相知与合作也很平常。2000年我调到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研室，专业方向也有了新的调整，再后来我迁出学校。那种不动声色的友情始终都在的，但毕竟与定宇兄见面交流的机会要少得多了。
2003年中山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研究生答辩合影。
前排右一是吴定宇老师，右四是艾晓明老师。
尤记得大约在2009年，我和定宇兄都已退休；我们的老教研室主任黄修己教授和夫人陈老师约着我和他，我们一起去了花园酒店附近的餐厅相聚。久别重逢，大家都很高兴。陈老师还说，我们下次再去另一家餐厅品尝美食。没想到，那竟是我见到定宇兄的最后一面。戴月老师约我写一篇纪念定宇兄的文章，我迟迟没有动笔。固然是忙于其他俗务，也有一种逃避的心情。写怀念文章，仿佛就是一种认定：一个人真的不在人世了，我们永远不能再见到他；这是我多么不愿意接受的现实。而且，也不免要进入回忆之河，撞见自己生命的流逝。算起来，我和定宇兄的相识足有三十多年，差不多是我生命中一半的时间。而我能讲述的有关定宇兄的故事，其实又是很少。定宇兄年长我9岁，我10岁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已经入读四川外语学院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了。他的见闻、学识，不知比我丰富多少。但我们相处时，他总是给我很多的夸奖，以至于我只有呵呵傻笑来应对他的谦谦风度，而从未去打探他的人生故事。在这个方面，他真不像是爱好摆龙门阵的四川人。是在定宇兄的大作《守望：陈寅恪往事》的后记里，我才第一次知道，早在文革中期的1968年（书中写成“1969”，应为笔误），他已经是一位开始了独立思考的青年。也是在那时，他竟然奇迹般地听说了陈寅恪的名字。那年在西南师大，吴宓先生早已被文革打翻在地，受尽侮辱；而定宇和他的朋友们，内心依然敬他为“最有学问、最有本事的学者”。定宇向吴宓先生求教：在中国有没有你佩服的学者？得到的答复是：陈寅恪。那一年，定宇不过25岁；即将进入75岁的吴宓先生牵挂着他的挚友而无从得知其生死。陈寅恪，这黑暗中如同星光的名字激发着青年吴定宇的知识想象，仿佛冥冥中的一个安排。十一年后，定宇兄来到中大读研究生，导师吴宏聪教授竟然就是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教过的学生，如此，定宇兄一步步走近了陈寅恪。读《守望：陈寅恪往事》，我心里常常涌动着深切的怀念和强烈的遗憾。我还没有向定宇兄充分表达我的感激，我也错失了向他学习、求教的机会……与此同时，我还想到，定宇兄并没有走远；通过他的研究，我们之间的精神联系更明晰了。
2005年中山大学校园，艾晓明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某日我从外地回到中大家中，接到定宇兄一个电话。他的声音从那一端传来：退休支部过组织生活，讨论了对你的处理。我说：你们这样讨论艾晓明，征求了她的同意吗？现在想起，那竟是定宇兄和我的最后一次通话。谨以这篇读书笔记，向忠厚、儒雅的谦谦君子，我的朋友吴定宇先生致以最深的敬意。2020年11月11日于武汉本文图片来自海涛、太阳、马文都、东梅等，由艾晓明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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