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口秀女演员因冒犯男人被举报，这群藏族男人却用电影关注女性命运

脱口秀女演员因冒犯男人被举报，
这群藏族男人却用电影关注女性命运
文/上官乱
最近，一部叫《随风飘散》的电影悄然上映，它也是2020年以来全国院线上映的第二部藏族电影。与万玛才旦的《气球》相较，《随风飘散》的大众知晓度偏低，但其实它获得了2020年罗马电影节最佳外语片，并入围釜山电影节等多个国际电影节。它和《气球》都是女性主义题材，但比《气球》更加直白、凌厉，而且是导演和编剧的处女作。2020年以来国内大银幕上最关怀女性的故事，竟然都是藏族男导演创作的，这不能不让我们好奇和感慨。《随风飘散》，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新篇章《随风飘散》的开篇有点像藏族版的《狗镇》，但故事的归宿却不是报复，而是女人的觉醒和自我救赎。电影讲述了一位陌生的女子桑丹来到一个村庄，诞生了一个不知道生父是谁的女儿，起名格拉。桑丹因为姿色颇佳而被村里男人觊觎，为了母女俩的生存，她不得不顺从男人。为此，村里的女人都嫌弃她，虽然她们也和桑丹一样，从没对男人们说不。而女儿格拉却生来叛逆，对女人的“命运”和传统产生强烈的质疑和对抗，不仅鼓励母亲自食其力摆脱男人的摆布，还大胆挑战女人禁止煨桑的传统，冲破男性的阻挠，勇闯神山。故事改编自著名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狗孩格拉》，其最大胆的改动，便是把原著中的格拉由男孩变为女孩，这也是影片成功的关键。这个角色非常抢眼，格拉性格接近《红河谷》里的宁静，但其强烈的权利意识和反抗精神，却超越了简单的“敢爱敢恨”，更完整地贴近当代女性的诉求。格拉对村民们发出了几大追问——为什么你们佛堂供奉着度母，却不让女人上神山；为什么杀死一只苍蝇是罪恶，而性剥削一个软弱的女人却是理所应当；为什么只要是个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即使成天喝酒，什么都不干；为什么男人在外面三心二意之后，回到家依然可以指使女人端茶送水……这些问题，对于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家庭权力结构都充满了冒犯和拷问，同时又超越了民族和文化差异，在更大范围的观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随风飘散》作为导演和编剧的处女作，拥有着很多优秀处女作电影的特点：生猛、凌厉，真诚：老老实实的镜头调度，诚诚恳恳的故事讲述，不炫技，不偷懒，不盲目“致敬”什么大导演的风格手法。导演旦真旺甲一直保持着冷静和谦卑，坦言：“我哪有什么风格，先踏踏实实，把故事讲好。”当然，也有处女作普遍存在的瑕疵：衔接不够自然，故事推进过多依赖台词。但是瑕不掩瑜，它的光芒已经足够强烈。近几年，万玛才旦、松太加、拉华加、旦真旺甲等优秀藏族导演的母语电影不停斩获国内外重要奖项，并不断搬上大银幕，掀起了一个小众但堪称现象级的电影浪潮，业内称为“藏地电影新浪潮”。若说这些电影有什么共同的特点，我想，除了藏族特色，更珍贵之处在于，当我们都在小心而刻板地想象这个雪域高原的族群时，他们自己却用影像与母语，对自己族群的问题进行大胆的反思和冒犯，毫无保留地展示他们真实、丰富、复杂的一面。他们怀着满腔的真诚和谦逊，努力与世界对话，与时代对话。《随风飘散》的编剧登巴达吉说：什么才叫藏族电影？就是展现藏族人的真实状态，表达藏族人的真实诉求，发出藏族人真实的声音，为藏族社会的前进提供正向的价值。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我们的汉族女性脱口秀演员竟然因为冒犯了男人而被举报，而这个总人口只有700多万的少数民族，却在持续用电影关注女性的命运与权益。他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女权，但对平等有朴素而热烈的渴求有人认为，《随风飘散》的成功是基于阿来的杰作，可是，如果没有主创团队进行的颠覆性改编，把一个小男孩的冒险，改成了小女孩对男权的叩问，这部戏的冲击力就会少很多。当然，也有人认为，《随风飘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题材讨巧，恰好迎合了女性议题势头蓬勃的电影市场。可实际上，导演旦真旺甲在电影完成之前，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女权。旦真旺甲有七个兄弟姐妹，他能够把书读完，全靠姐姐妹妹们千辛万苦打酥油、翻山越岭挖虫草帮他挣学费。她们似乎认定了，为家里的男人做出牺牲，就是女人的命运。直到现在他回到老家，姐妹们仍然习惯性地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他。在他的家乡松潘县，神山圣湖雄壮秀丽，却长不出什么美味的水果，他小时候第一次见到橘子，都是外地伐木工人带来的。有一次，伐木工人将一个坏掉的橘子扔在路旁，姐姐看到了，迅速捡起来，一口吞下，生怕被他阻止。他当时辛酸又自责，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给姐姐买一大堆橘子，让她坐在橘堆里面吃饱。可是姐姐没等到橘子，她年少便嫁人，在夫家受了气，跑回娘家，却被父母赶回去，因为父母觉得嫁出去的女儿回娘家是很丢人的事，女人不应该跟丈夫怄气。妹妹虽然没那么不幸，但也从没掌握过幸福的选择权，因为她的丈夫是父亲一个酒友的儿子，两个父亲在酒桌上就决定了两个年轻人的婚事。为什么他的亲姐妹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呢？他想通过电影，替姐妹们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道什么叫女权，但是他做到了。因为女权要求的本来就不过是最简单易懂的公平。他的问题越来越多，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藏族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藏戏叫《智美更登》，演的是佛法殉道者智美更登的悲歌。人们总为智美更登的慷慨好施而感动，他却为这个故事愤愤不平：智美更登凭什么把自己老婆孩子施舍给别人啊，老婆孩子是男人的物品吗？最近“康巴汉子”火了，他也发出追问：大家都在说康巴汉子怎样迷人，可是有谁想过是什么样的母亲孕育了康巴汉子……其实这正是藏族新一代电影的普遍态度，他们一直在跟自己较劲，一直不停地寻根溯源：我们到底哪里好？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根源上就有问题？正因为这种无处不在的追问，让藏地电影这几年在院线艺术片领域激起浪花，以至于出现“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提法。“藏地电影新浪潮”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反思，从《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开始，藏地电影因为反思现代化对藏族传统的冲击而被人们熟知，这点在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电影版图里，都是特别亮眼，特别超前的，而且切合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由此得到国内外一定程度的关注。到了近几年，藏地电影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社会权力结构对人性的困缚，这点依然超前，且具有国际视野。从这个层面看，藏地电影关注到女性议题，几乎是自然而然、顺应时代的事。当电影人只看到文化和美景，藏地题材就成了噱头，我们曾经看了不少这样的噱头。当电影人超越了文化和美景，甚至冒犯了文化和传统，捕捉到真实而复杂的人性，便有了破圈的“藏地新浪潮”。“藏地电影新浪潮”的出现，是因为从万玛才旦开始的藏族导演打破了语言和族群壁垒，走入大众的视野，也因为藏地题材本身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种吸引力和号召力与藏地的环境和文化密不可分，而信仰无疑是藏族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但比信仰更普世的，是嵌入生活的人性。在海南国际电影节上，导演旦真旺甲对话伊朗国宝级导演，也是藏地电影人最爱学习和模仿的电影大师——《小鞋子》的导演马基德.马基迪。旦真旺甲问：伊朗人民是有信仰的，藏族人民也一样，在你的电影中，宗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马基迪回答说：信仰和文化会因为时代和人群千差万别，但唯有人性不变。追求公平，渴望自由，就是普世的人性，这大概也是藏地女性主义电影频现的根源。文化机构有更大的胸怀，讲真话的好电影才不再需要碰运气但总的来说，少数民族电影从未进入过主流视野，从早期的红色题材，到80年代初的生活题材，到如今商业电影初现端倪，其在中国电影史中一直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公众号“少数民族电影”做过统计，从60年代截至2016年底，我国少数民族电影作品中，数量最多的是维吾尔族题材，其次是蒙古族和藏族。但是，进入2000年，少数民族电影基本是藏地电影的“天下”，数量最多，产出最频繁，藏族导演比例大，国内外奖项获得多，而且市场化程度高，大众知晓度高。当然，商业化程度远不能和内地商业片媲美，票房业绩并不那么光鲜亮眼。《塔洛》上映21天,累计票房仅104万,《撞死了一只羊》由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进行专线放映，票房千万；《气球》更接近大众的审美，但是公映两周票房600万出头。《随风飘散》随着国企的资源和平台介入，打造了一周全线上映的奇迹，但也到此为止，并不敢渴望辉煌的票房成绩。这一点，藏地电影人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藏族电影刚刚起步，还没有完全的市场化，将来也很可能大不到哪里去。但是，世界上很多举世闻名的电影大师，成就的都是小众电影，拍出了《小鞋子》的伊朗导演马基迪，拍出了《失翼灵雀》的捷克导演伊利·曼佐，拍出了《地下》的塞尔维亚导演库斯图里卡等等，不都是影响了全世界的电影人吗？这几年藏族电影人越来越多。以前，藏地电影人无法依靠电影生活，不少人需要稳定的工作来养活梦想。但是现在，青海西宁就是藏族电影人的“横店”，那里聚集着一大帮敢想敢干的年轻人。一个青海藏族青年演员说，他一边排练本省卫视的小品，一边写舞台剧，一边筹划自己的商业电影。这在西宁是常态，不少人筹足几万块钱就开机，标志通常是一个摩托车的长镜头——模仿早期的伊朗电影。同时，一些知名藏族导演也开始跟内地的演员合作商业片，一些脸熟的藏族演员也开始演内地的影视剧，比如《撞羊》和《随风飘散》的演员更登彭措最近就在演大导演的古装武打戏。他们似乎都做好了为藏地电影的未来大展拳脚的准备，但藏地电影要继续“破圈”，最重要的依然是好作品。毕竟，真诚的好作品能引起广泛共鸣，包括大众印象中神秘的文化管理机构，以及大众眼中陈旧的国有电影企业。广电和出版总署对少数民族题材的审核是非常谨慎的，但《随风飘散》却用真诚打动了挑剔的评审们，被认为是一颗藏地电影遗珠。一位藏族文化干部很感慨：终于看到一部真实的藏族电影了，以往电影里的藏族要么就成天都穿金戴银、献哈达，都是劳动人民，哪有那么花哨；要么就是穷得可怜，讲着满口普通话，成天盼着扶贫，咱贫困地区有几个人会说汉话啊？国企的投资也是很审慎的，制度和流程也尤其冗杂。四川峨影集团为《随风飘散》追加投资和推广支持，送审、拿公映许可、参评国际奖项，并在一周时间完成了制作拷贝到全国院线上映，这也是大胆打破了不少制度僵局，克服地方影视国企人才缺失、资本匮乏、流程冗杂的处境，才将一部好藏地电影送上国际舞台，证明了其市场价值和审美需求。可以说，《随风飘散》正好踩在了大众审美、时代精神、文化管理制度和国企运营战略的最大公约数上，可说是有实力，但更有运气。未来，藏地的故事要引起更广泛的共鸣，不仅需要藏地电影人有更敢冒犯的勇气、更大的格局和更长远的眼光，也需要影视企业有更强的胆识和耐心，文化机构有更大的智慧和胸怀，才能让讲真话的好电影不需要再碰运气。喜欢本文，请点击“分享”、“点赞”、“在看”；与更多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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