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人与社会秩序
文 | 十年砍柴
这本书2004年首次出版,岁月不居,已十六年矣。
书中收录的部分文章,最早是2003年左右发表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和“天涯杂谈”板块上。“天涯”算得上BBS时代中国的人文内容生产最重要、水准最高、最具代表性的网络社区,这里大家云集、精品迭出。作品甚至一两段感言发表在此,总能受到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反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是天涯网友自动遵循的一种社区规范,这里辩论虽激烈但辩风优雅,持论者和诘难者大多能有理有据,虽不留情面但很少进行人身攻击。——网友们只在乎文本本身而不管写作者是谁。大家蒙面写作,是BBS时代的一大特点,充分体现了网络时代初期的开放与平等。
我评论《水浒传》人物的几篇文章上传到天涯社区后,许多网友不吝给予肯定与夸赞,使那时尚在官方媒体写主旋律报道的我获得了莫大的鼓励,对自己的文字产生了信心。于是就接着写下去,有了《闲看水浒》这本书,“十年砍柴”也从天涯的一个ID成为我常用的笔名。我能够进入相对自由的写作状态,并以此安身立命,拜天涯社区所赐,《闲看水浒》这本书则是基石。感谢天涯社区,怀念那个时代。
那时候,我的知识实在是贫乏,没有看过萨孟武先生的《<水浒传>与中国古代社会》 ,没有读过王学泰先生《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出版后,才在一位读者的提示下,去图书馆找到萨先生的书读完,也有幸结识了提携后进不遗余力的王学泰先生,向他请益颇多。幸亏如此,如果早就看过萨先生和王先生的书,我是没有勇气写这本书的。一晃王学泰先生已作古两年多了,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安息。现在看来,我写《闲看水浒》找到了一个很讨巧的角度,以《水浒传》这部中国人颇为熟悉的小说为标本,或曰言说的“容器”。以小说里的人物或故事情结为切入点,来论述我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现实问题的看法。如此,写作起来似乎总有一个依傍,一个标尺,不至于言论流于凌虚蹈空。
当然,我知道历史小说不等于历史,《水浒传》只是借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人纵横河朔的史实,进行发挥、联想,演绎出一部家喻户晓的小说。但我也隐隐约约觉得,写历史小说的人不可能凭空想象,必须有真实的历史背景做依托。故事虽发生在北宋末年,但作者是元明之际的人物,我更愿意将《水浒传》所描写的世界看作元末动荡之际的社会状况。朝廷对底层社会失去了控制力,流民人数庞大,纷纷抱团自保,读书人彷徨迷茫在寻找建立新秩序的“真命天子”……..后来,我看到钱钟书先生的一段论述,将我的那点感受说透了。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言:
“…….使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真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他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揣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2010年,这本书经过我较大幅度的修订,重新出版。前不久有出版商找到我,希望再一次出版此书时,说实话我有些迟疑。我一向不喜欢再版自己的作品,总认为那是写作能力枯竭的标志,自己还未到一次次整理、再版作品的时候。但出版社认为这书还有一定的价值和是市场,让其沉睡在过去的时光里,未免可惜,于是遂其所求。
从此书的初版至今,我经历由青年到中年,这是一个人最忙碌、最劳累也经事尤多、阅世愈深的时期。我对人与事、文学与历史的看法,和写作《闲看水浒》书稿时有所不同,如果我现在再来重新写这本书,可能大不一样,但没到悔少作的地步。
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国和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于国内而言,城市化进程加快;于世界而言,全球化程度提速。乡村和小城镇的人大批涌向城市,发展中国家的人移民到发达国家。人的迁徙会带来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移民及其后代对新环境的适应性难题。原有文化环境与新的文化环境冲突带来心理和生存的冲击,移民及其移民二代的骚动在过去十几年内,国内与国外均有不同规模的爆发。这些人对一个城市原来的居民来说,是外来者,他们中间的一部分算是边缘人吧。这些边缘人的命运将对一座城市或曰一个日益城市化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
今天,这类边缘人如果对现实不满,不可能啸聚山林了,现代社会的管控能力使世上没有“梁山水泊”存在的空间,但一些通衢大都的街巷,可能会成为这些人的“梁山水泊”。香港7、80年代的古惑仔,和梁山水泊上的好汉,某些行事方式和精神气质是相通的。
再回过头来审视《水浒传》中那些人的命运,再来看都市社会的边缘群落,我以为现在值得关注的是边缘人群体对秩序的需要,以及他们需要何种秩序、如何建立秩序。这是《闲看水浒》涉及未深的大问题。
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哪怕对现实再不满,亦有对秩序的需要,秩序让人获得安全感,一个人无论是处于高位或身份卑微,勇敢或是怯弱,都想获得安全感。在《水浒传》的世界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秩序的建立是依据身份而尊卑分明。在家族内部以辈分、年齿、性别分尊卑,而在社会公共领域则以职位高低分尊卑。《荀子·君子篇》所言:“故尚贤使能,则主尊下安;贵贱有等,则令行而不流;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 这是儒家理想的社会秩序,其核心是尊卑。
处于社会底层或边缘的许多人,对社会的现有秩序不满。有些人虽不满,认可这种现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按照官方认可的方式改变社会地位,即在排序中晋位;而有一些人则以官方不许可的方式来挑战旧有秩序。一种如宋江身在官府,心在江湖那样,建立与官方秩序并行的“暗秩序”。宋江一个面相是郓城县的小吏,另一面相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宋大哥。由“暗秩序”主导的群体和行为构成了黑社会。这种潜行的秩序如果不对官方秩序构成威胁,在许多时期和一些地区是被默许存在的。但官方控制欲太强或者其对官方秩序已构成威胁,那么就会对“暗秩序”进行打击。清朝末期,湘军早期将领罗信南的儿子罗长裿翰林出身,后继父志书生典兵,统率一支新军驻扎在西藏。他获知属下一件事大为震怒,原来军队中数位四川籍的“袍哥”在营外开香堂,其排序和军营里完全不一样。军营里的士卒竟然是大哥,而营中处上位的连长、排长,则是小弟,向大哥跪拜。袍哥社会的秩序已经威胁到治军了,罗长裿手段老辣,杀了几个袍哥首领来威慑,但结怨于广大袍哥兄弟。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了,各地新军附和,罗长裿被兵变的部下勒杀,尸体亦被焚烧。
如果像宋江那样,因为给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通风报信的事露馅,“暗秩序”维持不下去了,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上梁山,扯开造反的大旗。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类似梁山水泊众头领聚集在一起的造反队伍,他们在破坏旧秩序时,急需建立的是内部的新秩序,非如此无法组织化,不组织化的团队是一盘散沙,没什么战斗力的。所以《水浒传》的故事是围绕“排座次”展开的,即建立新的尊卑格局,这个格局和从前在官方秩序里排序有变动,小吏成了排第一的首领,小牢子成了大将,而官兵的中层军官屈居其下。但本质上和官方的秩序没有什么不一样,梁山就是个小朝廷。从古至今,类似梁山好汉的造反者无非是三种命运:被剿灭,被招安,或成功地建立新政权。但无论哪种结局,最终要回归到旧秩序,分清楚尊卑来确定权利有差。这是中国人过去两千多年农耕时代的历史宿命。
当中国告别农耕社会进入工商业社会,乡村居民占主流变成城市居民占主流,世无梁山栖宋江,我以为依据身份分尊卑贵贱从而来确定社会秩序已不能持续下去了。由身份到契约是大势所趋,谁也不能阻挡。社会正在经历巨大变化,身处其中或许只是当局者迷,变化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只是时间或长或短,代价或大或小。
这些是《闲看水浒》出版后十几年来我的一些观察和体会,并未系统成文,现芹献于此,但愿能聊补这本书的一些不足之处。感谢老读者对这本书的厚爱,也希望有更多的新读者还能喜欢这本书。若这本书经十几年时光依然有一点存在的价值,对以文字立身的人来说,是最值得欣慰的事。十年砍柴 2020年4月于北京购书可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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