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也是一直到翻译他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才开始接触到他的作品，并在今年8月的上海书展上第一次见到他。
这位60岁的印度作家用英语写作。他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研究社会人类学，也曾在《印度快报》任职记者，但最终成为了一个小说家，以一种独特的人类学关怀，构成了当代印度英语文学重要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如果你让他在学者和小说家的身份中选择一个，他会坚定地告诉你，“肯定是小说家啦！”因为写作可比治学自由多了。
高希获的奖很多：法国美第奇文学奖、印度挲诃德耶学院奖、英国阿瑟·克拉克科幻奖等。他的小说《罂粟海》入围了英语小说的最高奖项布克奖。他还曾担任威尼斯电影节（2001）的评委。2007年，他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
当然，这些荣誉并不能让中国读者天然就对他的作品感到亲切。毕竟，直到今天，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我们除了从一些耸动的新闻中得来的“贫穷”、“人口过剩”、“不安全”、“歧视女性”等等的负面标签，对印度社会和印度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所知甚少——尽管我们两个国家在某些方面十分相似，还共享了长达3400 公里的国境线。
印度也同样如此。不要说一般印度人，就连高希在写《罂粟海》之前，他对中国也同样一无所知。中国和印度现在看起来是两个正在独立崛起的人口大国。但在写作过程中高希发现，在19世纪，中印之间曾经有着一种以西方为中介的深度的经济关系。
比如，你一定不知道，当年英国倾销给中国的鸦片，有90％都是在印度种植加工的。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的印度既是这场战争的第二凶手，又是苦难的受害者。
高希享有盛誉的“朱鹭号”三部曲《罂粟海》《烟河》《烈火洪流》讲述的就是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故事。在写作期间，高希每天早上会沏一壶绿茶，一边喝茶，一边在纽约的寓所中打开粤语电台学习粤语。他还特意去了几次广州，和当地人一起喝早茶，想象古老的中国。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书中重建那个已经消失的世界。
“我知道鸦片战争发生了什么，但我为什么要感兴趣呢？”有不少中国的年轻读者这样问高希——历史一旦进入官方的教材，人们就会有本能的反应。但问题是，历史从来都是存在于官方叙述之外的。高希认为正是百年前的那场战争，定义了现代的亚洲。
作为高希的第一部非虚构作品，《在古老的土地上》写的是埃及，但同样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熟悉感。有趣的是，这本书脱胎于他在牛津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
它本来应该是一篇基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报告，却写得像一部抽丝剥茧的档案式的侦探小说，又像一部荡气回肠的历史小说。
首先，高希无意发现了一位中东学者翻译成英文的书信，这是一位12世纪的犹太阿拉伯商人，他去了印度17年，娶了一位印度妻子，并且有一名印度奴隶。这让高希发现了中东和印度之间过去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于是，在1980年，他开始了赴埃及寻访这名奴隶踪迹的旅程，却在寻访的过程中观察并记录到了埃及农村的生存状况：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大批外出务工的青壮年、伊斯兰信仰和原始崇拜的共存、传统价值与秩序的动摇……
这样的故事听起来似曾相识。面对现代性的挑战，中国乡村和小镇面临着同样的冲击、流失与转变。许多对话甚至让人看得有些穿越。比如，当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贾比尔毕业归来，却发现就算获得政府工作，工资也只是在“外面”打工的弟弟的零头时，他终于辛酸地说，“我犯了个错误，我读书是在浪费时间；我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个性生动丰富的人，就像你会在中国的农村和小镇里看到的许多有趣的小人物一样。让高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物是房东的表兄，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祷告，他永远佩戴着一块手表。他永远是讨人喜欢的样子，充满微笑，而且会讲一些小笑话。他显然想把英语说得更好一些，所以他经常用英语跟高希对话，或者“经常讲一些非常高调的阿拉伯语，嗓门非常之大”，让高希觉得他实在难以应付。
可以想象，来自遥远印度的高希很快成了这个闭塞的小村子里的热门人物。
因为口音，大家把这位“博士”喊作了“波士”。人们纷纷提了很多问题：他们那儿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下雨？听说崇拜奶牛？人死了之后怎么处理尸体，天哪竟然焚烧死人？
当“印度制造”大量进入埃及之后，他们又把高希当作技术顾问团团围住。他们问的终极问题是，“你们的上帝长什么样子”。他们都非常有求知欲，以一种热切倾听的姿态等着高希做出回答，就像任何一个开放后刚刚接触到外面世界的中国人一样。
······ Q & A ······
◆ 你希望中国读者如何阅读和理解你《在古老的土地上》对埃及的描述？
我希望能够引起中国读者重视的是，哪怕两个看上去非常不相干、遥远的地缘位置，可能它们之间都有很长时间的深层的对话，中印之间也是如此。因为对埃及那段历史的考察大大改变了我对整个印度洋以及“早期全球化”的认知。在那个时期的全球化里面，相对很遥远的地方，其实有很紧密的关联，比如中东和印度。
◆ 这本书要处理的，其实是现实中最难处理的紧张关系，比如犹太人和阿拉伯、伊斯兰和印度教、伊斯兰和犹太教之间的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
我多数在写的时候，就很警惕，我希望通过我写作的方式，来保护这本书，使它不至于因为本身处理的问题而消失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作者在写作时，唯有的三样武器，要么是沉默的，要么是狡猾的，要么就是放逐的。其实我是有意识地在写作当中，把这些可能导致这本书消失的矛盾化解掉。其实最后也做到了，因为这本书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确实是在涉及同类问题的书籍当中比较困难的。
◆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印度能够提供哪些处理现实问题的启示？
印度的一个特征就是，语言上、文化上、宗教上差异很大的族群，都可以长期共同生活，即便存在很多的冲突。举例来讲，ISIS可能在叙利亚招到士兵，但却很少能够从印度招募到极端的宗教好战分子，虽然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多的穆斯林人口。因为宪法的多元主义是一回事，而社会文化中怎么样是另一回事。英国、法国、美国、比利时这些国家，它们都有法律上对多元化的保证，但恰恰是在这种情况下，ISIS还是能够招募到他们所需要的极端分子。所以回过头来看印度这样的模式，恰恰是基于历史文明性的多元主义。我认为它是让未来世界有希望的一种形式。
◆ 社会人类学学者和记者的身份，对你的文学创作有哪些帮助？
这些技能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写作。比如做学者的经历有助于我收集资料——对于作家而言，收集资料的能力很重要。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就非常擅长收集资料，他在创作《战争与和平》的过程中挖掘出很多新史料。赫尔曼·梅尔维尔写《白鲸记》时也是如此。
◆ 在写虚构作品时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同时你又习惯做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考察。你如何找到两者之间最好的结合点？
写小说和写历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写历史要先调研再写，但我写小说，通常是写到什么人物了就去做调研。比如我要写一个19世纪的人到了新加坡，我就会想当时新加坡是什么样子，有什么建筑，有什么样的车马，当时人们穿什么衣服？我的写作是由故事中的人物引导着我去调研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有一定的历史在里面。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物不重要的话，做再多调研也没有办法挽救。另外，我写的小说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都比较悲惨，比如说契约劳工，我要处理的是，在黑暗的历史下你怎么发现普通人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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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卢隽婷
编辑/ 乔如月
视觉/ 徐铭远
（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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