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乡插队生活散记（第二辑）

01
偷菜的传说我们下乡落户后，生产队按社员标准给我们分配了菜地，而且在水塘旁边。但是真是怪事，我们浇的水不比别人少，菜就是长不起来。现在回忆一下主要是我们肥料不够，施肥不对。天天上工是派活，完成任务就行，而种菜是一项从头到尾都须用心投入的独立工程，要有经验，要有时间去侍弄。但没有菜吃怎么下饭呢？大枫那个地方是棉区，大队有轧花厂，我们主要吃棉油，与菜子油比，棉油有点涩，我们就把棉油在锅里炼一下，再把大籽盐倒进去炒一下，这就叫做油炒盐，或者叫盐炒油。这道美味菜是不能大口大口吃的，只能用筷子蘸着，让舌尖上的味蕾感受一下就行了。也经常有同学过来玩，招待他们的大餐用的也是这道菜。这道菜不得不吃，百吃不厌。要想大口大口地吃那就是酱油饭了。我们桐中高中女生余永棕后来发现红花草能吃，就到田里采集，她又创造出红花草饭，多少解决了维生素C的摄入问题。有一天，一只母鸡绕着我们房子转。我们知青户的房子建在村外大路边，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一百米。这只鸡也怪，也不哥哥答，耸着头来回转悠，大伙说，这是只野鸡，无主的鸡，要不怎么跑到这里？说穷则思变，其实是饥则思变，我一点不费劲就把那只老母鸡俘虏了，有人烧水，有人杀鸡，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只鸡转化成了大家的欢笑和能量，忘了是谁就在厨房里挖了个坑，把鸡毛和骨头一点不剩埋下去了，大家轮流在坑上跳，居然一点也看不出痕迹。第二天邻家大婶开始找鸡，我们终于明白，这鸡不是野的。大婶要骂街，生产队长就过来劝大婶，说是狗叼了，猫抓了，我们听了一声都不吭。1968年冬天真冷啊，下了几场雨，什么菜都没有了，大家要我想办法。人一急，就想歪主意，我们生产队向南三里路就是怀宁县白择湖公社地界，那边下放学生没集体户，住农民家里，那里离安庆更近，菜种得多，我来来回回都记得清楚。吃过油炒盐的晚饭，心一横就往怀宁奔，八点钟了，门外下着雪，打开门，一阵风夹着雪就打进来，寒气刺骨，我一头扎进雪中，跌跌撞撞跑到怀宁，雪已经把大地全覆盖。我就在那个塘边用手刨，刨过来没找着，刨过去找不到，后来发现是雪太大了，我转向了，重新找准定位再刨，终于刨到了大白菜，而且是橄榄菜，用一个塑料网兜子装了大约七八棵，拎了拎，够沉，够吃几天了，虽然大雪飘飘，我却是满头大汗。背上菜往回走，白茫茫一片已看不见路了，于是又跌跌撞撞毛估着跑，一会儿掉进沟里，一会儿又绊着一个狗啃泥。我突然发现，另一条小路上一个人驮着棉花秸，一看身影我就知道是我们高年级同学，我也来个恶作剧，大喝一声，那个偷棉花秸的不要走，那个身影猛然紧张，拔腿就跑，跑了几步，觉得不对，回过头来说你是某某人吧，双双大笑。我说你们怎么混的连柴都没有，他说还不都是跟你们学的，专到外大队去搞柴。我说我们兔子不吃窝边草。他还说你看一个无柴，一个无菜，这样怎么能战天斗地哟。战天斗地是当年的流行语，一开始叫修理地球，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劳动。社会上当时流传着下放学生偷菜的传说，其实是真实存在的事实，下放插队学生也就十五六到十八九岁的年龄，离开父母，来到一个生疏的地方，独立生存，能够活下去就是很好了，难道生产队和社员群众们不知道这帮小青年没菜吃吗？知青们自己能摆脱无柴无菜的困境吗？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交替的那个冬天，可以说是下放知青最难过的一个冬天。但是，在我们大枫，不，整个石塘湖地区，社员群众似乎已经容忍了，甚至是默认了我们的行为。整个社会对下放知青的这种行为实际上采取的是包容和同情。我发现我们的社员们也就是互相说说而已，并没有责骂和追究的意思。有的老人家甚至说，伢子们可怜罗，让他们偷吧，千万别说，别让人家不好意思。我眼泪都下来了。而且，我们也经常发现有人把菜偷偷放在我们的窗子上，对这种不留姓名的好心人我们只好在心里感谢他。以后，队长试图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吃菜的问题，我们生产队每户轮流解决我们一天的菜，但菜地也不收回，这样我们就总算安定了。
02
有肉吃了
1969年的春天，我们终于有肉吃了，而且不要钱，还不用肉票。那时是计划经济，买什么都要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但我们的肉在田里，在沟里，只要你想，什么时候去取就行。我发现当地贫下中农只吃五谷杂粮，田里的野味从没人吃，所以就成全我们了。我经常晚上去捉青蛙，还专门买了一个三节电池的手电筒，在那个既无化肥也很少有农药的时代，这些野味都应该是安全食品。土墩子老实好抓，贫下中农都说不能吃，有个老太太说土墩子皮能消肿，结果剥下来有人怕不敢用，被我汆着吃了，觉得特别滑脆。常吃土墩子以后，我竟然从此以后没再害过肿毒。青蛙这东西很好吃，尤其用棉油炒，再放些蒜子，倒点酱油，色香味就齐了，那肥肥的大腿一看就使人产生联想。青蛙还可以炖汤，那白白的汤应该很营养。有一天晚上我捉青蛙捉得兴起，搞到下半夜才回来，捉了足有几十斤，回来剥皮腌起来当小菜吃。当我们下放学生吃这些东西的时候，全队的年青人围着我们看稀罕，陪我们笑，陪我们吃。有的社员在路边看到老鳖，还带回来送给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弄，其它知青户马上就有人上门传授宰杀和烹饪技术并与我们分享美食。我当时满足极了，那是一个艰苦的年代，也是一段快乐的年代。我后来在大关区工作时，已是七十年代了，农民叉了老鳖居然还卖不掉，央求我用四毛钱一个买下，我叫食堂炊事员天天烧给我吃，我拿酒来与大家分享，居然请不动一个，那时就连公社和县区干部都还不能接受这种动物进入人的食物链，炊事员管烧但决不吃一口，如此乐事竟无人去说，我只好一个人慢慢消化这些美味。
03
从“忠字舞”说起
现在无论城市还是集镇的空地上，一到华灯初放，就有中国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广场舞是现代最时尚，最广泛的群众性文化活动。其实五十年前就有这种形式，而且跳的人更多，大人小孩，男女老幼，其群众性参与之广之深远超过广场舞。不过那时不叫广场舞而叫做忠字舞。那时参加跳舞的老年人好多还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有不少妇女还缠过小脚，他们都勇敢地走上街头，在大喇叭的音乐下翩翩起舞，用来表示对共产党的热爱。随着中共九大的召开，农村里也大兴忠字舞之风，忠字舞顾名思义就是向党和毛主席表忠心。现在有些人认为忠字舞是红卫兵专属的，这是一种误解。忠字舞一开始是北京红卫兵文艺宣传队的经典舞蹈，以后成了全民舞蹈，农民都要学忠字舞。这下，下放学生英雄可有了用武之地了。我们知青户两位女同胞被大队看上成了记大队工的临时脱产舞蹈教师。尤其张华是大长腿，手臂又长，天生是跳舞的材料，那时隔壁东塘大队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对张华可真是仰慕，她经常模仿张华的一招一式，她就是后来成了我市黄梅戏剧团当家青衣的那个许桂枝。本来下放学生的风度、穿着打扮以及知识面就是当时农村里一抹亮丽的风景线，再加上能歌善舞，下放学生成了农村里的舆论中心和明星人物。不过我不属于那道风景线，因为我老气，我才十八岁，村里干部，公社干部都喊我老梅了。忠字舞说难不难，整个舞蹈幅度很大，需要手脚灵活，转身迅速，一开始就要手举过头左右摆动，然后开胸摆动，尤其须动作一致才好看，否则就显得很乱，需要进行训练。我们生产队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一大早就被两个老师带到稻床上去学习跳舞，在两位老师的培养下，我们生产队的舞跳得好极啦。队型、步伐清丽，举手、投足优雅，忠字舞的普及改变了农村习惯思维模式和审美情趣，每当劳动休息时在地头跳，早晚在稻床上跳，劳力跳，妇女跳，小孩也跟着跳。八十年代已经是二十年后了，我在乡镇企业局工作时，队长到桐城，还在我办公室跳过忠字舞，一招一式，绝对规范。那时他已是大队书记了，但我却成了他的信息员和采购员了。当时大枫农村里大姑娘都是扎两条大辫子，结了婚就把辫子卷在脑后成了一个巴巴头，而我们女知青扎两支短辫，干净利落。内穿抹胸，英俊挺拔。引得大姑娘、小嫂子羡慕不已。尤其是卫生保健行为，更引起他们的好奇，竟相效仿。下放知青在农村学会了干农活，知道生活的艰辛，磨练了意志，同时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影响着农村，特别是同化着农村小青年。当年的知青下放运动，实际上成了一场城乡融合运动，这可能也是主政下放工作的领导们始料未及的。。再说到忠字舞，如果按辈份论，应该是广场舞的爷爷，而且广场舞从人数、质量上看也没超过忠字舞。不过现在广场舞的队伍中，近七十岁的人有些就在当年跳过忠字舞，甚至可以说，广场舞的始作俑者就是当年跳忠字舞的小青年。
04
不准进场
我们下放插队期间，正是京剧样板戏普及的年代，我省地方戏曲黄梅戏为适应当时形势竟改为红梅戏，我们桐城县的红梅戏剧团也演出《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革命现代京剧，为了促进样板戏的普及，在1970年初安庆地区组织了一场样板戏汇演，由八县一市各出一个节目，那时安庆还是县级市，属安庆地区领导。我们桐城县文化馆承接了这个任务，导演韩可立听说我会拉京胡，就找到我，希望组织一个京剧小段子。文化大革命时桐中停课，在家没事，我就开始学拉京胡，我那时不知道有“千日胡琴百日萧，小小京胡拉断腰”的说法，否则我是不会去学京胡的，我那时的指法和弓法都是民二胡的。作为文化之邦，那时桐城京剧氛围很好，唱的人很多。我的地理老师吴祚宁，每天都对着墙壁唱借东风。胜利大街上有个轴承厂，有个师傅叫李家烈，是我拉京胡的忘年交，他的京胡就放在手边，活一停就拉琴消遣。安庆地区机具厂刚分配的工程师葛康肃英俊潇洒，酷爱京剧，平时经常找我拉琴给他伴奏，他说只要把李莉找来就可以演《沙家浜》中“军民鱼水情”那一折，李莉是桐中高三学生，和我一样都是下放学生。最后商定由葛康肃出演郭建光，李莉演沙奶奶，其它配角由文化馆负责，我和李莉由文化馆向下放办公室借调。我那时琴艺不高，但记性特别好，整折音乐我不要看谱全部背下来。更因为曾用一把京胡在农村伴奏一台戏而小有名气，所以文化馆舍近求远找了我。在排练过程中发现一把京胡太单薄，又找来了县红梅戏剧团乐队，我拉主音，按照样板戏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过关，我和县剧团乐队配合得还可以，和剧团主音黄康麟成了好朋友。两位主要演员硬件条件都很好，天资俱佳，作为业余级别很优秀了，这段折子戏对他们来说没有多大难度，他们都唱原调，并且十分积极，排练时早来迟走，一天不缺。所有身段、唱腔勤学苦练，经过定妆、响排，领导审定十分满意。两位主演踌躇满志，决心一炮打响。那天在安庆演出，按规矩，我一个人拿把京胡坐台口，我后面一大排乐队，一人一个乐谱架，大幕拉开，从沙奶奶沉重的“想当年家贫穷”到郭建光豪迈的“朝霞映在阳澄湖上”，再到那段脍炙人口的军民对唱，一气呵成，配合默契，两位主演光彩照人，不断获得叫好，我也出尽了风头，一战成名，我们的节目荣获二等奖。从此，我们这一帮去安庆会演的人，成了一生最好的朋友。再说那天演出之前，还有一段故事。我参加排练一切搞定，原定的演出时间又变化了，而给我借调一个月的时间已到，生产队通知我回去上工，导演韩可立只好放我走了。后来突然通知原计划不变，韩导演打电话通知我回县集中去安庆。那时整个大枫公社只有一部电话，我接到公社通知时已经来不及去桐城了，由公社总机回复保证不耽误演出。第二天我起个大早步行赶到安庆剧场，两个裤腿尽是泥巴，手上提一把京胡，把闸子的非要票才让进，没有票不准进场，我怎么解释都不行，看看自己一路从乡下赶来的那付狼狈像，怎么也不像是拉主音的琴师，正在僵持的时候，韩可立在里面喊，还不进来，你把我都急死了。其实他们也刚到，见了葛康肃时他已化好妆，问我没问题吧，我摇着胡琴说没问题。见到乐队，剧团黄康麟说这几天都是我替你拉的，你要请客哟。一个小时后就轮到我们上了，一旦坐定，进入状态，我就正常发挥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八县一市的节目，七县一市的京胡都是安庆京剧团的琴师拉的，只有桐城找了个下放学生去拉琴。我估计当时桐城文化馆腿肚打闪，肠子都悔青了。演出结束，韩可立还是拉着脸说，演出不错，算成功，我还是要批评你，没有整体观念。那时不像现在，交通和通讯都不发达。韩导演打电话到公社，公社传话到大队，大枫离桐城135里，我怎么到桐城集中呢！但大枫离安庆20里，我离公社2华里，还是很方便的。演出结束，节目组全体乘客车回桐城庆贺演出成功，晚上还要会餐，而我则灰溜溜地一个人夹着京胡又步行回到大枫，继续修地球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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