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聪明人大概是不屑于写作的，因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就要求写作者既沉得下心，还得耐得住寂寞，如此才好安安心心，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改删腾挪。案牍劳形，苦累事小，关键是如曹雪芹那样的文章高手尚落到举家食粥的地步，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也差点倾家荡产，在利益至上的今人眼里，那不是愚者痴汉行为，也是孬子傻子的痴爱。
然，自圣人孔子以降，战国屈子而来，历代文人们虽屡屡失意，却都不丢手中之笔，何也？答案无非是有话要说，忍不住要写，鬼使神差一般。虽然“难与俗人言”，但总可与心中知己或故人倾吐衷肠，说说喜怒哀乐，岂不快哉！——自己写着开心，读者读着开心，这大概便是写作的魅力吧。
文人们本只是将独特的个人感受及见解、见识写了出来，譬如《报任安书》是向友人敞开心扉，答复友人的质疑；譬如《出师表》是向刘禅这样那样、这里那里地一番自嗨；而杜甫的“三吏”、“三别”纯属他的个人见闻……不料却都被时间老人留了下来，此中到底有何秘诀？
我推想能被时间所留下的传世之作，除了独特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所写的一定是心里话，大实话，因那本是与故人或知己娓娓所谈，没虚美也没隐恶，无论悲喜哀乐皆真真切切，感同身受，似如已出。读诸子百家、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皆能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拳拳之情，殷殷情深。或正因此，契科夫才说：“文学家不是糖果贩子，不是化妆专家，不是给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着责任的人，受自己的责任和良心的约束。”也就是说，得对自己所写的负责，是负责任的话。即便是虚构的小说，也不是胡编乱造的。小说有小说的内在逻辑，还遵循着现实生活的逻辑，违反逻辑的编造只能是胡编乱造。
以《红楼梦》中的刘姥姥为例，她本是个小人物，却是现实生活里本就有的原型，就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人，并非是凭空捏造的。她为人精明，却也善良、勇敢。她攀贾府得了点实利，可在贾府势败之时却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带着巧姐儿和平儿逃到乡下，避过了大难。她是贾府众亲朋的镜鉴，是反衬，不仅不可缺，且还有她的可敬处：讲实惠又重义气。这便是真正的乡下人，淳朴而善良的乡下人，若是歪曲了这一形象那便是失败的创作，谁也不信。
清人缪苍荃的《藕香零拾》中辑有五代人的一部《敬斋泛说》，其中有段云：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蛊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写作本是我手写我心，本是情动于心，发而为声，虽然为名为利者自古就熙熙攘攘，可真正的写作与名利无关，也不是为写作而跟风写作。曩时压根没有职业作家，多是业余写作，觉得有话要说便忍不住写了下来，像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像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亭林，哪里是为奖项、为哗众、为上个什么级别的刊物、或为着某个目的而写的呢？乾隆皇帝一生所写的两万多首诗没传下几首，倒是些发自心底的大实话、知心话偏偏流传至今——时间真的太公正、公平了！
多年前，我的一位写诗编诗的朋友有感于太多无血无骨、无痛无痒、与世情隔膜、与生命疏离、与人心无涉的作品，曾在他主编的诗刊编后语中倡议：一生只写一首好。这当然是愤激之辞，旨在呼唤真情写作，不为名利所惑所迷的写作。若因发表难而走门子，那显然不是文学人所为，是对文学的亵渎，那作品发出来还有何意义？
朱熹在序《诗经》时云：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也就是不粉饰、不煽情也不人云亦云，不囿于某种观念、思想甚至某种期待，真正遵从现实，发自内心的话。
且不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一个写作者，至少总不能罔顾常识，违逆常情常理，写些经不起推敲的垃圾东西，因为文学是人学，“诚之者，人之道”，得遵循起码的普遍性。比如抗战影视或小说，总是我方胜利，那就经不起反问，就是假的；比如战争中总是不重要的士兵牺牲，关键人物总是无恙，那同样经不起反问，也是不可能的。
动物若遇到危险时，会发出一声凄厉的鸣叫以提醒同类，那一声鸣叫恰似动物的作品。借《诗经》中话，写作就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因那是场热爱。说的是掏心窝的话，是发自肺腑的，才有可能感动了人而被人记住了。林肯于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美国宾州南边的葛底斯堡小城演说中说：“你可以在某些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间欺骗所有的人。”这话同样适合、适用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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