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父亲节的念想

父亲节的念想
你是光彩是云彩的太阳透过迷茫你是痛苦与失落却是照到万事万物之上的希望你是山梁是山脊上树荫里的歌唱你是昨天的故事是不勘回首的以往你是风雨中的一点光周遭的黑暗却是念想站起来一座山，躺下来一条河你是我永远到不了的远方2018年6月16日于石湖
我的父亲
我想写写苏州的定慧寺巷。他是我少年和青年时代待过的地方。我写定慧寺巷，不是为我，而是为我的父亲。
十一岁那年我跟着父亲母亲从镇江来到苏州，就住在定慧寺巷的东头。父亲是一九五零年从上海到镇江的。退休以后把我们一家又带回了老家苏州。他一生很多时间都在火车站工作，以此养家糊口。
苏州老家没有老宅，我的姑母，即我父亲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住在定慧寺巷，最初就借居在她家。那年正是一九六六年，来到苏州给我第一个记忆的是，许多人家都把瓷器、字画、还有佛像、神器等，拿到巷里，扔了、毁了、烧了，父亲带着我怔怔地看着。
定慧寺巷的东口，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板桥，叫吴王桥。走过桥是钟楼头，当时是很冷落的地方，还没有钟楼新村。定慧寺巷的西口，是甫桥西街。甫桥西街没有一家商业店铺，马路两旁种着女贞树，没有一点点喧闹，是很幽静的一条街，现在不一样了，改名叫凤凰街，街两旁开满了灯红酒绿的饭店酒家。
我来到苏州就在巷子里读小学。叫双塔小学，就是在巷子中间的现在叫双塔公园的地方。很简陋的房舍，双塔就在校园内。双塔的西面是操场，南面建起的一排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双塔是被围墙圈在校园内的，里面一片荒芜。我现在才知道，那荒芜的园子，原是五代罗汉院大殿遗址，曾是香火旺盛的所在。
过了没有几个月，房管所给我们分到了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很巧的是，这个住所，还在定慧寺巷。只是从东头搬到了西头，离甫桥西街只隔有一家门面。从此，我一直住到而立之年以后才离开。虽然，期间我下乡插队，上大学，离开了苏州多年，可我的家还在那里。
我还是说说我父亲吧。我父亲小时候不是在定慧寺巷长大的。只是六十岁以后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他十八年以后去逝。父亲六岁丧父。是母亲一手把他拉扯大的，还有他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既娇宠又吃过苦头，曾经做过小贩，却亏了本，给茶馆跑过堂，却会把茶水泼翻几次。他读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挺拔而有力。但自理能力很差，直到去逝，自己都不会洗一件衣服和烧一锅饭。
我父亲曾娶我大妈为妻，生两男两女。我大姐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夫去了香港定居，二姐一直在上海，我小时候的劳保福利就是跟着她的，大哥在他十九岁那年患病去逝了，那时我还没出世，二哥在我出生那年去了青海，如今他在青海已经子孙满堂，在最近的十年中，我曾三次去青海看望他们，侄女们与其把我当小叔叔看待，不如说把我当作大哥看待，因为我年龄实在比她们大不了多少。
大妈患病去逝。后来父亲又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又生了我们两女三男。父亲生我的时候已经五十一岁了。在我的印象中，与其说是父亲，不如说像祖父。
父亲是怀着落叶归根的心情回苏州的。六六年及以后的几年，是特殊的几年。那几年父亲心里一定悲哀。大概一九四五年，父亲凭自己识几个字的原因吧，到了上海火车站工作，还加入了国民党。听父亲说，是集体加入的，解放战争时期，铁路部门是半军事单位，不参加意味着将失去饭碗。
就是这件事让父亲吃尽了苦。当时，我在双塔小学读四五年级，有时放学回家，就会看到几个人，坐在厢房里，与父亲谈话，气氛很紧张。母亲会偷偷地拉我到一旁，打发我到角落的厨房去。父亲是国民党，他写得一手好字，大该担任了文书什么的。为整人吧，所以不时会有一些单位的人来调查、取证一些“当权人”。那个年岁这是了不得的大事啊。居委会如临大敌，邻居戳戳点点。况且，我大姐又在香港，真是风寒交加。我常常躺在床上，在漆黑的夜，仰望着天花板，听父母在床上辗转反侧的声音。
有一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四十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坐在五二班教室，在我的北面是双塔，从窗口望过去，斑驳而灰暗。是一节语文课吧，老师讲完课，还剩几分钟。他突然神情严肃地对大家说：我们这里的一个同学，他的父亲原来是国民党特务，这个同学同样也隐藏得很深。接下来这位老师说什么，我一句都没听见，只感觉五雷轰顶。我是如何的羞愧？我是如何的心冷？那窗外的双塔，扬起头，在我看来直刺云天，这位老师的两句话，更象两把刺刀插入我的心里。
那一天，我是流着泪，流着血，走回家的。回家我什么也没说，望着悲哀的父亲、悲哀的母亲，我什么也没说。一个月以后没说，一年以后没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四十年以后，现在父亲去世二十多年、母亲去逝两年了，今天我才第一次，从心里说出来。
一九七四年，我从苏州十中高中毕业，我去了太仓乡下插队落户。父亲年近七十岁，与六十岁的母亲一起，从定慧寺巷的那个小屋，送我到了太仓靠近浏河的杨林河边，他们的脸上只有无奈和慈爱的神情。
在农村的几年，我不常回家。每次回来，都看到父亲格外高兴。他手臂上常佩着一只红袖章，坐在定慧寺巷中的苏公弄口值班。我心里知道他高兴的理由：那说明他政治上没问题。居委会让他值班，是对他的信任，他虔诚地认为，居委会对他信任，就是政府对他的信任。
苏公龙是因为苏轼曾在此居住，而留下了古迹。苏公弄南头是定慧寺，苏轼与寺院主持僧守钦友善，常往来定慧寺巷，寄寓寺中。当年父亲坐在弄口，注视来往行人，有何感想？其实，那时候他只有苦尽甘来的那种满足：感到可以直起腰杆做人，可以不再连累儿女了。哪有什么思古之情。
也许是少年时候的这段经历，我曾是很内敛的人，在人面前很少说话，在陌生人面前更不会说话。小学中学的时候，放学就在家里，不出门，我从不与巷子里的邻居小孩玩。母亲也不会让我干家里的活，我只是看书、读书。父亲也从没有问过我学习成绩好坏的事。但父亲是一个把荣誉看得比较重的一个人。我的去青海支边的二哥，是第一个为他挽回面子的人。我二哥在青藏高原几十年，在七十年代早期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盐区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这件事，是父亲晚年重大的事件了。在父亲看来，二哥为我们这个一度压抑的家庭，光宗耀祖了。意义不仅限与此，他的子女都会有光明的前程了。以后的事实也是这样，我姐我哥从二哥开始，都相继先后入了党。父亲晚年是长长舒了一口气的，终于没有让他的历史问题影响子女。
我父亲和我们的家庭，是没有重男轻女的意识的。他对我一直在上海铁路部门工作的二姐最信赖，家里有重大事情都找她商量。小时候在我看来，二姐是家里最有办法的一个人，她在上海铁路局下属的一个单位做主要领导，几乎好像什么人都能见到，她也是父亲引以自豪的人。许多年以后，我从农村中学调回苏州，就是她给我想办法解决的。
我香港的大姐是既给父亲带来灾难的人，也是给他带来好容颜的人。那个时代家有人在香港，说不定一个晚上就会给家庭带来莫大的灾祸，那个年月是如何让我们一家恐惧。国家形势好转以后，大姐回家探亲了。有港币，有大陆见不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生活品带来，一时又让我们家成为巷子里左邻右舍聚焦的地方。大姐在香港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是很多年以后，我出差去香港我去看望她，她是如何的欣喜。现在她已经去逝了，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她见到我笑眯眯的样子。当年大姐要回家探亲一次，要准备好几年，积攒下零用钱，为的是回家看看父亲和弟妹们。大姐用钱上是最像父亲的一个人。回家以后，给这个钱，给那个钱，好像她是银行家一样，见到我大姐是我父亲最高兴的时候。
父亲去世已经许多年了，有一个形象定格在我心里：他把两手笼进袖管里，趴在厢房中的桌子上，不紧不慢地给我讲定慧寺巷中的故事。他说，定慧寺巷是读书人呆的地方，双塔是两支笔，定慧寺巷东头，走过吴王桥，穿过钟楼头的那座方塔，是砚。读书人都要到定慧寺巷来赶考。当时我听了，感觉到父亲有些迂，很不相信。现在，我查阅资料。才知道，定慧寺巷曾经是苏州贡院所在地，在双塔之西，苏公弄之东的地方。是江苏巡抚李鸿章所建，可以坐千人，有县考的宏大的场面，是苏州的学子获取功名的必经之路。
一九七七年那个春天，积压在社会上的十届高初中毕业生，像火山口流出的岩浆，赶赴恢复高考的第一个考场。我有幸是我们生产大队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第一次恢复高考中，考取大学的人。父亲人老了，步履蹒跚了，他把我的录取看作是人生的高峰。看到邻居会走过去，会说，我小儿子录取了，看到亲戚会走过去，会说，我小儿子录取了。因为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第一个大学生。是我们家祖祖代代零的突破，怎能让父亲不欣喜和欣慰呢？
父亲的晚年是平静和宽心的。我的哥哥姐姐都成了家，生儿育女头。他几乎是每天坐在客堂里的藤椅上，怀抱孙子或外孙女，阳光照在他身上。有时下午临近傍晚的时候，小外孙、孙女们放学回家，他会带着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家里走到巷里，再从巷子里，走到甫桥西街，再从甫桥西街走到濂溪坊的馄饨店，化七分钱，买一碗小馄饨。当时的濂溪坊如今已经成为干将路的一部分了，往事依稀，父亲就是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