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袁照:率性说喝茶的陶文瑜,留在了冬天

清明时节忆文瑜

春天暖洋洋,确实不一样。喝着碧螺春,看着书,正经又不正经,思绪飘飘浮浮。手捧的这本书叫《茶来茶去》,陶文瑜所写。写喝茶,写与喝茶有关的事与人。有点心痛,陶文瑜是我朋友,有十多年几乎每天见面,可是突然他留在了去年的那个冬天。

陶文瑜没有走进春天,他在疫情来临之前,撒手人间。他的墓上已经长满凄凄青草,第一个清明,本该为他扫墓,无奈疫情期间一律封墓。如他还活着,正是坐在一起喝茶的当口。一个有趣的人,就这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本《茶来茶去》,出版于2016年,拿到样书,他就给了我一本。躺在书柜里,一躺就是四年。书写得有趣,现在看着,却笑不起来。写的事情有些我也熟悉,旧事往事,三、五朋友一起喝茶,于青石弄五号,此地原是叶圣陶的家,后来成了《苏州杂志》社。

一页一页翻书,一页一页仿佛又回到过去的日子。他说朋友相聚就是一个茶馆,你一杯我一杯就是生活。突然有一天,他心血来潮,要把茶馆搬到纸上去,于是:

“找一些平时在一起喝茶的朋友写序,感觉这一本书就是一个茶馆,我约大家到这里来喝茶,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多开心啊。”

陶文瑜是一个率性的苏州才子,有些事只能他做,他做很自然,换了一个人,会显得突兀、出格。他出《茶来茶去》这本书,找了许多人来给他写序。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人,打个电话,或者当面说一下即可,他偏偏不,要一一写信。他原本是一个诗人,却热衷于书法。老派作法,信笺笔墨,他写道:

“亲爱的朋友啊,我在写一本名叫《茶来茶去》的书,请你为我写一个二、三百字的序,好不好?你写一百字也行,不到一百字也没关系,就是谈谈关于茶的看法,你写了,大恩不言谢谢,你不写我会生你气的。"

于是,范小青、曹后灵、王尧、车前子、荆歌、叶弥、小海、常新、朱文颖、周亚平、燕华君、林舟等二十个人,给他写序,也包括我,也包括他自己。此事原来我早已忘却,睹书思人,情何以堪?

陶文瑜有灵性,人有灵性则有趣味。他儒雅又冷峻,敏感却诙谐。严肃的事,到了他那里风轻云淡;痛苦的事,能当作笑谈。去年十一长假,一天傍晚,突然接到诗人小海的电话:他说,常新有没有电话给你?我说没有。他接着说:我刚才与常新去医院,看了陶老师。我问:陶老师怎么啦?小海接着说:他病得很重,是肝脏出了问题。(朋友们都叫他陶老师,而称他陶主编时却是调侃他)。

第二天,我去了医院,许多朋友包括南京的、上海的都来看他,我来他们刚走。病房很安静,陶文瑜躺在病床,夫人、儿子陪在一边。(他夫人,姓周,平时我们也熟悉,陶文瑜叫夫人叫周阿姨,我们也跟着念周阿姨。)我说:陶老师,怎么啦?陶老师一如往常,怪笑着说:天妒英才啊,天妒英才啊!然后告诉我,这几天写了几首诗。他说:柳校长,这几首写得牛皮得不得了。这几首诗,是陶文瑜与人世告别的诗,好诗,比他任何时候的诗都好,催人泪下。随手发在我手机上。又说,朋友赶着给我出一本诗集,五十六首。周阿姨在一边说,你再写几首,写满六十首。陶老师说,不写了。周阿姨说,那再写一首,五十七首。我们都明白,陶文瑜那时正好五十六岁,一岁一首诗,他要做个纪念。周阿姨希望他多活一年,让他再写一首,他估计自己熬不过年底了,坚持诗集只选五十六首。生命停留在五十六岁上,果然如他所料。

去医院看望他,我空着手去,没有买鲜花,没有买水果等慰问品,也没有带红包。临走,我对陶文瑜说,我与你不用客气,没买东西、也没带信封,我在微信上给你转账,一点小意思,你收下。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仍然一副调侃的腔调。他对周阿姨说:去送送柳校长。陶文瑜自己斜靠躺在床上,被子也不盖,翘着二郎腿,与我说再见。周阿姨送我到电梯口,对我说:医生说他不会超过三个月。

陶文瑜在《茶来茶去》中有一篇《茶花》,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茶树开花,差不多已经是深秋了。 我去的地方,是太湖西山岛上的一个村落,这儿的茶树就像是步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抹也抹不开,靠近了就能发现树上的花朵。 茶花是白色的,样子和梅花差不多,更大一点,还丰腴一点,我觉得比梅花好看,香气也要重一点吧,但梅花是成群结队的,因而人多势众,茶花是零零碎碎的,因而势单力薄。”

我认真想想,此茶花,何不是陶文瑜的自我写照?他即是一朵茶花,他具有他所说的茶花的品性,他自己也死在茶花盛开的深秋。他是一个超脱的人,又是一个细腻的人。最后的日子他十分痛苦,可又被他自己“诗化”了。朋友来看他,还是谈笑风生。什么叫视死如归?他就是,以为死是一个平常事,死了就是睡一觉,睡醒了,还会回来。可是,他或许真的没有想到,死不是开玩笑,死了就是没有了,陶文瑜真的没有了。

这么一个机灵、率性的人,身上散发着文气,即带着美与真的审美意趣,于这本《茶来茶去》书中,读着读着,即能相遇。比如,说茶馆的由来,说到宋朝,他这样比喻:

“宋朝好比是一位少妇,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比较成熟的一个朝代。 成熟就有话可说,后来的人评论和总结宋朝有话要说,当时的人指点宋朝也是有话要说,大家就往茶馆里跑了。”

这就是趣味,宋朝比作少妇,有味道、耐琢磨:

“从宋朝开始,茶馆是一张水做的名片。也就是说,张三李四往茶馆跑,不是为了喝茶,茶是一个由头,是虚晃一枪,喝茶以外的才是正事,才更重要。”

研究历史、研究喝茶的历史、研究茶馆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从现象到本质,在轻松有趣的叙述中,作了美妙的诠释,一般人做不到。喝茶,是生活方式,喝茶,也是境界。他说:

“一个人喝茶,基本上是有点境界的表现了。一个人喝的最佳状态就是把园林当成自己的家。 当然只能心里想想,不能说出来的,并且夕阳西下茶喝淡之后要立马起身离开,不然有点无理取闹了。”

一个人在苏州园林喝茶,好一个吴中名士做派。可以把园林当作自己的家,但一定不要真的把园林当作自己的家,该走还是要走。去哪里?回家。他说:

“对于老茶客来说,最适意的就是在家里喝茶。 家里不是风景名胜,也没有高山大河,但那些地方都是一阵子的喝茶,而家里是一辈子的喝茶。”

什么茶陶文瑜喜欢?好茶他都喜欢。但真正喜欢的还是碧螺春,他“贬低”其他茶,自己不说,借别人之口:

“吴先生这一回是特地去上海看演出,完了又想到来苏州听一回评弹,这样我们就遇上了。我们三言两语就说到茶上,吴先生说,他最喜欢的茶叶是龙井,喝好的龙井,是油腻和丰腴的感觉,好像是吃红烧肉,也好像和比较胖的女人亲嘴。这真是很个性的比喻啊。”

龙井是好茶。在吴先生与他嘴里,却是“油腻与丰腴”;却是“像吃红烧肉”;“像与较胖的女人亲嘴”,说贬龙井吧也不是,还很真诚,让人看了却忍俊不禁的。

在陶文瑜还没有住院的几个月前,我们在微信上相遇,那时他的状态很好。我告诉他,我在看明人张岱的散文集《陶庵梦忆》。我说:陶老师你像明代的张岱。张岱写茶楼酒肆,写说书演戏,写斗鸡养鸟,以及写山水风景,一派闲情逸致。陶文瑜也写吃、喝、玩、乐,一点不输给前人。我常在他面前夸他,我说,你是明朝的种子,遗落在当今。他不置可否,却很开心。假如是在喝茶,续水会格外勤快。

陶文瑜本身即是茶馆,各路朋友经常在他那儿汇聚、喝茶,文化的、艺术的、旅游的、园林的、收藏的、美食的、教育的,什么朋友都有,什么茶都喝。于我而言,从他那里得到很多。我一度主政苏州十中,后来,被称为最中国的学校。这个美誉与他也有关系。《人民教育》杂志记者任小艾、白宏太来学校采访,采访稿用什么题目?讨论时陶文瑜在场,他赞赏用“最中国”,犹豫不决的事,他的表态,加快了大家的共识。有十多年时间,学校每天要接待好几批人来考察、参观。来了要看瑞云峰、要看《百年十中》,瑞云峰是国宝、花石岗遗物,而《百年十中》是2006年时苏州十中百年校庆的宣传片。苏东坡说,来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许多朋友说,来十中不看瑞云峰、不看《百年十中》,乃憾事也。《百年十中》撰稿人就是陶文瑜,整个片子文气、儒雅,洋溢着百年老校的文化气息,此稿几番商议,都是在他那儿,一边喝茶,一边斟酌。

陶文瑜去世我在外地,特意赶回来,去他家厅堂磕头,吊唁。但我没有参加陶文瑜遗体告别,那天我又出差外地了。后来,周春良(原苏州一中、苏州中学校长)于电话里,对我真诚又遗憾、却不客气地说:你不参加不好的,许多人对你有想法。我辩解,人在外地身不由己。其实,我确实不想去,心痛。我不愿意最后一面所见到的陶文瑜是没有生命气息的陶文瑜,太残酷。我需要留在记忆里的陶文瑜,还是那个翘着二郎腿,与我说“再见”的陶文瑜;在生离死别之时,还是一边摇着二郎腿,一边调侃自己“天妒英才,天妒英才”的陶文瑜。

2020年3月18日于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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