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妙之城》：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它有点小灵魂

1990年代后半段，中国的城市化开始加速，与此同时，一个问题始终让人困惑，城市化是否意味着让所有的城市变成一个样子？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玻璃幕墙？
因为来不及，来不及，用三十年时间，建起别的国家要一百年才能建起的楼宇，已经是不可能的任务了，哪能兼顾到城市性格、气质？所以，在那些年，用所有的城市、道路、公寓都一模一样开发出的段子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一个醉汉带着朋友走进和自己家一样的小区一样的楼房一样的公寓，甚至顺利地开了门，然后指着床上躺着的人对朋友说，那就是我。
二十多年后，站在城市化的后半段，中国人开始探查、检视、回答这个问题了，并且慢慢发现，每个城市有自己的命运，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城市，更重要的是城市里的人，不是被动的宿主，不会任基建大潮摆布，最终都会从千城一面的命运中挣脱出来，一点一滴地，把自己的性格渗透到那些高楼大厦中去，把城市的历史、传说、笑容、声音和提问，熔铸到城市中去。
不知《奇妙之城》系列纪录片的主创们，最初是不是带着这样的出发点，走进贵阳、重庆、厦门、西安、克拉玛依和青岛的，但当我看到最后的成片时，却觉得，这些“奇妙之城”之所以奇妙，就在于它的特别，这个城和那个城的差异，这些人和那些人的不同，如此鲜明、生动、有趣，让人想要有一千条命，可以在不同的地方热烈地生活下去。所谓“奇妙”，其实是“特别”，特别，就是最奇妙的魔法。
《奇妙之城》用了影像的方式，来记录这种特别。其实，自从影像诞生，影像就与城市结下不解之缘，城市成为影像的背景，而影像于有意无意间，为城市塑形及声张，影像和城市互相嵌入彼此，再也无法剔除。所以香港作家迈克曾说：“城市和电影之间的藕断丝连，说也说不清。而且像一切爱情故事，有时是相见欢，有时是反目成仇。”—— 影像和城市的关系，是情人的关系。
但影像和城市的关系，也不总是这样脉脉含情、纠结不清，多数时候，影像与城市的关系，倒也简单明快：影像就是城市的脸，是名片，影像为城市提供了最简明扼要的形象简介，以较为直观的方式呈现城中人的生活方式及特有气质。所以卢浮宫邀请台湾导演蔡明亮拍摄的那部电影，就名为《脸》。
《奇妙之城》和贵阳、重庆、厦门、西安、克拉玛依和青岛的关系，介于这其间，它用特别的方式，为这六个城市画出六张脸。
进入任何一座城市，都需要一个由头，一个中介，一个“带看人”，《奇妙之城》选择了两组“带看人”，一组明星，一组当地素人。两组人承担不同的功能，完成不同的任务，引出不同的视角。
《奇妙之城》里的明星，作用其实很复杂。
首先，他们负责提供“游客凝视”，带我们入戏，但又消解了这个视角。他们是明星，对这些城市来说，似乎是外来者，是游客，但他们和各自所对应的城市，并不是完全陌生的关系，而是有深度的牵连。
周深是贵阳人，肖战是重庆人，白宇是西安人，王晓晨是青岛人，他们是以回乡的姿态，出现在各自的城市，和老友聚会，去熟悉的馆子吃饭，而且不断提起自己在每个地方的往事，“每一个角落都有回忆”。例如肖战，在经过一座文创大楼时说，那座楼上有一百多个画室，自己也曾在楼上有一间画室。
许魏洲和他的父亲是上海人，带我们去了 克拉玛依，不过，克拉玛依和上海，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上海是新疆的对口支援城市，到现在还有援疆指挥部。所以，尽管他们一再提起两座城市的巨大反差，但这反差似乎增强了结缘的理由。
所以，尽管他们也尽职尽责地，去了那些地标建筑，看了那些城市奇观，但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不给人猎奇之感。这中间有一场微妙的心态转换：我们以为他们也是游客，带着同是游客的我们，以游客的眼光打量一座城市，临了却发现，他们既是游客又不是游客，而在这个心态转换之间，我们已经被顺利催眠。
其次，让明星带看一座城市，也消解了那种猎奇感，因为，明星本身也是奇观，和城市的奇观比起来，等于是以毒攻毒，大家都退了一步。城市最亲切的部分得以浮现出来。
明星负责提供一个游客的视角，和一部分亲切感，当地的素人，为我们补上了另一个视角，一个生活的视角，和更多的亲切感。
贵阳，在周深带我们畅游的同时，私立中学老师贝姨和朋友一起在水库游泳，农场主一焱在溶洞里储存自己做的酸汤，“做酸”是贵阳人饮食中重要一环；在重庆，肖战带我们四处游走的时候，女相声演员圆圆奔走在演出和直播的路上，在深夜的地铁上疲惫不堪地睡去，机车发烧友猩猩，和同好们一起开着摩托上山下乡，军哥书屋的主理人，给书屋附近的流浪猫喂食。
厦门，吴磊走在鼓浪屿的时候，德国人大卫和妻子——来自莆田的婷婷，在为自己要做的啤酒品牌谋划，做海鲜酒楼的杰哥，在渔船上买当天最新鲜的海鲜，雷厝电声乐队的创办人雷氏夫妇，在和自己的朋友排练。
西安，白宇和老友聚会，吃羊肉泡馍的时候，脱口秀演员啸雷在小剧场演出，绰号“长安盔头武”的霍耀武，在给秦腔演员制作行头。
克拉玛依，许魏洲和父亲驾车行走在独库公路的时候，五十岁时放下猎枪，变身为保护野生动物保护者的老赵，带着家人，在沙漠里拍摄狐狸，他有自己的理论，把这些野生动物拍美了给人看，人们就不忍心杀他们了。
维族小伙塔依，和他组建的楼兰盒子乐队在演出，并且带着乐队成员，去吃自己妈妈做的薄皮包子，假期结束，他回到油田，和采油机、锅炉为伴，用手机录下注塞泵、鼓风机的声音，把它们变成自己音乐的元素，他知道自己的性格和曲风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每天上班面对魔鬼城，它不可能不影响你。”
对这些素人来说，他们生活的城市，没有景点，不管是洪崖洞、朝天门、鼓浪屿，还是沙漠、大海，对他们来说，就是生活场景，是每日奔走线路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被称为民俗、风物的事物，也不过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这都需要大量的前期调研，也需要在做后期时，有沙里沥金的耐心，但真正呈现出来，可能只是闲闲一笔。
例如，在重庆，圆圆和朋友吃过火锅的时候，旁白调侃地说，这个锅中锅，里面的清汤锅简直小到不起眼。在西安，白宇和朋友们吃羊肉泡馍之前，要各自掰馍馍，并且互相比较着，谁掰得好。在克拉玛依，汽车行走在林荫道上的镜头出来的同时，旁白告诉我们，在这个城市，一棵树的造价是十万。信息球就这么发出来了，只看我们接不接得住。
也是因为这样的考虑，在这样一个惜墨如金的纪录片里——一个偌大的城市只有四五十分钟来表现自己，却给了西安的脱口秀演员啸雷在台上的表演一个较为完整的篇幅，因为，他在台上说的段子，是吐槽西安人的，特别能说明西安人的气质，以及西安人对自己气质的认同和接受度。
城市的特点就在这里，城市的灵魂也在这里，不论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在这个过程里，逐渐达成了默契，所以，重庆那一集，相声演员圆圆的搭档余正豪说：“我以前有点小吐槽，重庆就是个壳，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它有点小灵魂。”
既是一座城市的小灵魂，也是这部纪录片的小灵魂。城市的魂魄，城市中人的魂魄，不会那么轻易地，就被高楼大厦一笔抹煞，不会被城市化的龙卷风连根拔起，它会从缓慢生长的青苔里渗出来，从日常饮食中渗透出来，从每天的言语笑话中渗透出来。即便这一代人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卡顿，下一代人也会顽强地接过那种根脉，并且把它传递下去。
西蒙娜·薇说，扎根是对人来说，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略的需求：“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个集体活生生的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
而每个时代，却也存在着一种她所说的“拔根”的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来自军事征服，但多数时候，“哪怕没有军事征服，金钱和经济支配的力量也会强加一种外来的异在影响，激发起拔根状态的疾病。” 人必须要“扎根”，和整个世界发生联系，承担自己的责任，获得更多的知识。这些劳动、品格、责任、知识，会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扎根，让你在意识层面，获得完整的自由。
而萧寒导演的前几部作品，其实也有相同的意趣，《我在故宫修文物》和《一百年很长吗》，都是这样，前者是中国人的精神云图是如何传承的，后者在讲述个人选择，是如何成为一个人的命运，并且最终让一个人择一事终一生，在这个世界上牢牢地扎下根来的。
一个人有一种颜色，就像石头是石头，树木是树木，就像杜鹃有自己的生长地理，海葵有自己的颜色，番茄有自己的味道，它们之所以成为它们，不外是因为这些独属于它们的特质。一个城市也有一个城市的颜色，就像贵阳是贵阳，重庆是重庆，就像贵阳人在酸汤中咂摸生活的味道，重庆人要在沸腾的辣火锅中安放自己的戏剧化，克拉玛依的哈萨克人要在烤包子和冬不拉中找到自己生命的轨迹。
这就是这些城市，这些灵魂的奇妙之处，你所在的地方，能够让你扎根的地方，就是奇妙之地。
就像《心灵奇旅》里那段台词：
小鱼说：“我要找到他们称之为海洋的东西。”
老鱼说：“可是你现在就在海洋里啊！”
“这儿？”小鱼说，“这儿是水。我要的，是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