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楼女子到官太太，主动离婚后成为企业家，她的故事太精彩（下）

《世纪人生：董竹君传奇》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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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对老人和四个孩子回到上海，董竹君的生活又重新陷入了困境。刚开始找不到工作，为了筹集孩子读书的费用，只能把家里的东西当当卖卖。当时在上海有两种当铺，一种叫“当”，另一种叫“押”，穷人一般喜欢去“押头店”，因为那里什么物品都能当，而且能拿到的钱多，但利息高，当期也比较短。看到这样的细节，我总忍不住感慨，这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所谓“穷人思维”“富人思维”，并不是穷人就目光短浅，而是生活的困窘迫使他们只能顾得上眼前罢了。董竹君开始筹谋生活的出路。董竹君的第一个贵人，是她的二叔。二叔建议她开办纱管厂，理由是当时国内出产不多，大部分都靠日本进口，价格昂贵。如果纱管厂能办起来，一定不愁销路。1930年春末，董竹君在二叔的帮助下，筹集资金，开设了群益纱管厂。那个时代，在上海办企业的女性寥寥无几。董竹君的很多想法，其实都是非常现代的，比如为了融资，她想把厂子抵押给银行做贷款，邀请银行来厂里参观，但是银行负责人盘问一番后，对于女人创业这一点非常不信任。第二年，董竹君通过房东结识了几个菲律宾华侨，这些华侨参观过她的工厂之后，鼓励她去南洋招股扩厂。就这样，董竹君前往马尼拉，获融资一万元，扩大工厂规模。
1931年，董竹君去菲律宾的船上但好景不长，群益纱管厂刚刚有点起色之时，就在1932年的“一.二八”事件中被炸毁了。
与此同时，由于董竹君在厦门女中发表抗日救国演讲，被捕入狱。
随后，是一连串的厄运和打击：设法出狱、去杭州避难、遇到江湖骗子、双亲病重离世。
那是乱世。
时局动荡，大环境处于一片迷雾之中，个人的命运也风雨飘摇。尤其董竹君这样怀抱着一腔热血的革命人士，更是命途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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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董竹君又遇到了一位贵人。他叫李嵩高，四川人，因为听闻过董竹君带着孩子离开夏家，对她十分钦佩，路过上海时特意前来拜访。李嵩高借了2000元给董竹君，资助她做生意，解决生活困境。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董竹君曾经是夏之时的太太，即便离婚，过去的那些圈子和人脉也会帮助到她……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独立并不意味着不能接受别人的帮助。相反的，一个女人越优秀，越令人敬佩，她就越会吸引到好的人和事。所谓命，是可以改变的，改变它的，是人心。
董竹君拿着2000元钱，开始创办锦江小餐。从选址，到设计，从经营到管理，她倾注了全部心血，迎来锦江的开门红。
当时连杜月笙、黄金荣以及南京政要和上海军政界人物，都去锦江吃饭，并且也要排队等很久。
做生意，董竹君有一流的智慧。
她说，“我经常注意市场的情况，政治经济消息以及社会风气，习俗，气候，节日……信息灵通，经营灵活。”
审美、菜品、服务做得好，那当然是没得说。但我觉得，董竹君办锦江小餐，能够那么轰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本身就具有传奇色彩，她是自带流量的。
“吃瓜群众”不分时代啊。当时的人们肯定也好奇，想看看一个主动放弃做官太太的女人，能折腾出什么名堂来吧。更何况，她又是一个貌美的，有趣的，见多识广的女子。在夏家的那些年，虽然诸多不快乐，但无可否认的一点是，夏之时给予她的，除了官太太的名分，更重要的是见识：对于上流社会人心、审美和喜好的见识。这些见识是宝贵的财富，不管创业还是后来的逃难，都像护身符一样保护了她，也成就了她。创办锦江的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很有意思，杜月笙因为每次吃饭排队都要排很久，特别生气，就出资让董竹君扩大规模，还帮她解决了一些难题。董竹君可以说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她为了让更多的女性经济独立，招聘员工的时候多招女服务员，并且给她们的薪水比一般店家高很多。与此同时，她又开设锦江茶室，赚取的利润资助革命人士，还创办《上海妇女》，唤醒男女平等意识。11到了抗战时期，董竹君的处境越来越凶险。
日本人和汉奸三番五次想害她，有一次她在家里遇到了刺客，惊魂未定，得知女儿国琼在菲律宾也被冤。深思熟虑之下，董竹君决定去马尼拉避难。
董竹君和女儿国琼在菲律宾
战火纷飞的年代，马尼拉也不是世外桃源。
1942年，日军侵占了马尼拉，董竹君带着女儿们开始逃难。她特别嘱咐大家，“在资本主义气氛浓厚的殖民地逃难，穿着还是干净漂亮一些占便宜，大家要随时注意这点。”
逃难的过程中历经好几次生死攸关的时刻，这段故事读起来比任何历险小说都惊心动魄，并且它是真实的。有兴趣的宝宝直接去读书，我只分享三个印象深刻的细节：
第一个细节，董竹君带着女儿住在菲律宾朋友家，关于往哪个方向逃，大家产生了意见分歧。菲律宾朋友一家打算往北逃，董竹君对于战局的预测不同，觉得向南才安全。
结果是谁也说服不了谁，董竹君独自带着女儿向南逃，后来事实证明她是对的。
第二个细节，在一个小镇上遇到轰炸，大家四处逃散，这个时候能进城是最安全的。
董竹君因为穿得整洁美丽，像个高贵的太太，所以被一个开车路过的男人救了。她不仅和女儿们搭上了车，还顺带救了朋友。
第三个细节，到了1943年，董竹君有一个机会乘“难民船”回国，结果船困在日本九州，他们被告知要等待换船，实际上是被骗了。
董竹君会日语，就通过旅馆主人打听消息，得知船被征用了，他们不可能被送回上海了。那真的是生死只有一线之隔，董竹君决定设法坐轮渡到釜山，再乘火车经过东三省回上海。就这样，在几乎不可能办到的情况下，她不仅说服了日本警官，还设法买到票，搭救几个同伴，一路惊险重重，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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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董竹君开始整顿锦江两店，同时继续为党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就不一一尽述了。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董竹君将多年辛苦经营的锦江两店全部奉公，仅留下郭沫若为她写的一首诗，以及红木文房四宝一具。
同年6月，锦江饭店迎来开幕式，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供首长、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
不禁慨叹，这个女人，真的是拿得起放得下啊！
觉悟高是一方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她的ZZ敏感性，她敏锐地觉察到，变天了，新的时代来临了。
到了1986年，锦江饭店举办纪念会，却要割断“前身历史”，不仅将董竹君的创始人名字抹去，连她写的祝词都拒绝印在纪念册上——只是因为他们觉得创始人曾是个青楼女子，不太光彩。
周总理却记得她，感谢她。
1953年秋天，董竹君赴京，住在女儿国瑛家里。周总理派秘书去电话，设了家宴请董竹君吃饭，感谢她多年来为党做的工作。
1957年在全国政协会上和周总理握手
1960年，董竹君从上海迁居北京。
后来的几年，她也没有逃过那场浩劫，五年的牢狱之灾，读来潸然泪下。
1979年，董竹君终获平反。
1997年病逝，享年97岁。
她的几个孩子，也都培养得极为优秀。
董竹君和女儿们
晚年书写往事，那些轰轰烈烈，波澜壮阔，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读来是惊奇的，敬佩的，也是备受鼓舞的。她的勇气、智慧和坚韧，她在任何境遇下都不会随波逐流，直面现状，开动脑筋，主动掌控自己的命运的人生态度，是现代女性依然值得学习的。最后，用《我的一个世纪》这本书封面上的一句话，结束本文吧：“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和你们共勉。
点个“在看”，就当鼓励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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