绽放 | 包倬：红妆（附创作谈、评论）

包倬，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风吹白云飘》《春风颤栗》《路边的西西弗斯》。现居昆明，供职于某文学杂志社。
红 妆
我站起身，看见了窗外的月亮。今天是农历十五，你去寺庙的日子。此前多年，每月十五你都去烧香，雷打不动。但是显然，今天你不可能去了。月亮像你的玉手镯，如果将它的心掏空的话。此刻，玉手镯戴在你身上，散发出月亮一样冰润的光。
我等待的敲门声没有响起。电话也没有响。此前，我打了三个电话。我已很久不给他们打电话。他们的回答不约而同：知道了。
我也给居委会主任打过电话，他在外出差，明天才能赶回。他是个好人，有着菩萨心肠。感谢菩萨，你常说，如果没有他，我们就分不到这套廉价租房。除了菩萨，你已很久不感念一个人的好了。提到人，你总说罪过。你每次提及这也许并不存在的善意，我都觉得像是有一缕光冲破乌云，照进黑暗的屋子。阴影里坐着过去的你。
“我为什么还要活着啊？”你第一次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五岁。问完后你又说，“唉，你只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
那时的我当然不会明白你曾经躺在散发着怪味的床上，是怎样艰难地寻找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他们冲进家里时，你正准备化妆。换句话说，你以素面迎接了那场劫难。他们人多，有枪，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男人不在家，或许也是被外面的浪潮卷走了。
“跟我回指挥部，交代问题。”那个像领导样的人，其实是自行车厂的车间主任。你们彼此认识。你不怕死，但怕死后没人照顾孩子。
你反复向我提及这一段经历。时间长了，我便明白那些过去像骨头，卡在你的喉咙，吞不下，吐不出。
那时我们住在一起。世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人们都在上班，忙着评先进和三八红旗手。只有我和你闲着，心如两块相互映照的镜子。我每天见你坐在镜子前化妆，像是在给自己施魔术。我对比过你化妆前后的样子，判若两人。
“那天我没化妆。”你说，“不化妆的奶奶，是另一个人，你懂吗？”
我不懂。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你浓妆艳抹，牵着我的手，走过人群，风中有脂粉的味道。我们像两粒石子投入湖心，人们的目光在荡漾。别人是严冬的枯枝败叶，而你是春天的生机勃勃，夏天的枝繁叶茂。那时你年逾五十。
在幼儿园门口，人们的目光落在你身上，像苍蝇和蜜蜂，如针如刺。最先受不了的，是我父亲。他说：“妈，爸已经过世快十年，你也快退休了，你化妆给谁看？”
“化给我自己看。”你毫不客气地回击了他。
我父亲无可奈何。我家那栋祖上留下的老宅子，让我们表面上生活得还算体面。房子大的好处是，每个人可以独立成为一个个小世界。那永远光洁如新，散发着香味的屋子里，你在化妆桌前，为我开辟了一块地方，用来做作业。有时候，我也充当你的镜子，回答你“好看吗”“漂亮不”之类的问题。我是你的另一双眼睛。你在镜子前扭动腰肢，侧身看自己的臀部；你撩起大腿，打量着旗袍的长短。
“好看吗？”
“好看。”
“回头给你也做一套。”
“我也要化妆。”
你笑了起来，仔细看我的五官。就像此刻，我打量着你在月光下的面容，发现你今天的妆容不够精致。所以，我决定亲自为你化妆。好的化妆师是魔术师。我想，我应该算是一名合格的化妆师。我在你的脸上扑粉，像是一场漫天大雪，填满了沟壑；当你的嘴唇在月光下鲜艳欲滴，一朵花盛开，世界只剩下春天；至于眉毛，它们是行走在寒江里的两艘小船，载着我们，回到从前。
从前我躺在你的身边，没有老幼之分。除了吃饭和上学，我们几乎须臾不离地生活在一起。你将自己完全呈现在我面前，就像我并不存在一样。我熟悉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我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你关上门，我们在屋子里做游戏。那些游戏由你发明。有时候，我们的游戏以我为中心，你便成了一个孩子；而当游戏以你为中心时，我则是一个老人。至于性别，往往是根据游戏场景而定。我们扮演过小姐妹、老姐妹、小夫妻，甚至生命垂危的老年伴侣。
“既然是演戏，那就需要化妆。”你说。
镜中的我们，化了红妆，薄霜笼罩。你为我购置了红色小皮鞋、连衣裙、蝴蝶结。那是一个忙乱的年代，人们忙着赚更多的钞票。世界在一夜之间变得金光闪闪。他们顾不上我和你。所以，我们的游戏被他们发现，完全是出于偶然。
八岁那年，他们将我和你隔离起来。我的父母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和你进行过并不愉快的交谈。我想，谈话的内容跟我说的大同小异。
“她还是个孩子，”他们一定会这样说，“孩子要有孩子的样子。”
而我无数次梦见自己化了红妆，穿上裙子，在雪地上起舞。白色的裙子，红色的鞋子。当白色相互溶解之后，只剩下一双红色的皮鞋、红唇、红指甲在跳舞。
那样很美。
我们为什么在舞台上时可以化妆，穿漂亮的裙子，而在课堂上就要穿宽松的蓝白相间的校服？如果没有你，我会认为世界就是蓝色的，因为人们总穿着蓝色工装和中山装。好在，世界也在一天天变化。空气有种骚动的气息，像春天，种子就要破土而出。某天，我看见街上开了一家美容店。我走进去，请他们为我化一个妆。
“我要去参加一个演出，”我说。我巧妙地化解了那个胖得像个箩筐的女人的惊讶。
那天我一直在街上走，像一尾鱼游在水里。有人对着我或他们身边的人笑，有人驻足，我从他们面前骄傲地走了过去。那天我逃学了。
回家之前，我再次走进那家化妆店，要他们卸了我的妆。这是件多么残忍的事，像是在揭一条活鱼的鳞片。
现在好了。在我的妙手下，你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回到了我的记忆之初。而月亮越升越高，将一大片黑暗扔给了人间。我在你身边点燃了蜡烛。我们都讨厌电灯，它们是月亮的敌人。
我就这样看着你。你的脸，是你的世界。你所经历的风霜，全写在脸上。除了我与你相伴，似乎没有人再走进过你的世界。
“我们原本可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父亲说，“但是一切都被毁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痛心疾首，热泪盈眶。谁毁了我们的幸福？难道是那些化妆品？不是。它们又不是炸药。但是，肯定有一种东西毁了我们的生活。在那个古旧的宅子里，空气、门、墙壁，都是屏障。我经常听到争吵声，以及你敲木鱼的声音。
“我们很希望你找个人陪着，像一个正常老人一样，锻炼身体，养狗，跳舞。”
木鱼声声。青烟袅袅。阿弥陀佛。
“你要怎样我不管，但你不能把我的女儿教坏了。”
我父亲并没有夸大其词。那时我的同学都叫我们老妖和小妖。他们看我的时候，像是在看一只彩色大熊猫。我父母早出晚归，忙着我们无法理解的事。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你每天将我打扮得像个公主才送进学校，而在他们回家之前，将我恢复到了他们所能接受的样子。在那座老宅子里的四个人，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我们乐此不疲，把偷偷化妆玩成了捉迷藏。在学校里，我分明感觉到了老师和同学看我时异样的眼神，但我无所谓。我的班主任多次提醒，她让我要有个学生的样子。我所在的，正是以严厉闻名的女校。
我的父母被叫到学校时，羞愧得无地自容。他们根本没想到，住在那院老宅子里的另外两个人，不光彻底和他们生活在了两个世界，而且，还瞒天过海。
“我建议你们将她带回去吧，”班主任说，“她这个样子，是会带坏其他女生的。”
对于我父母的指责，你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最后你以诵经作对抗。他们将我锁在东厢房里，而你在西厢房。我们之间隔着一个院子。院里有三棵蜡梅、两棵石榴，以及一个瓜果架。我听见你诵经的声音传来，《大悲咒》《心经》或《地藏菩萨本愿经》。
“阿弥陀佛。”我在心里念。
我的课本、文具、校服，堆放在床上，它们提醒我，我是一名被学校勒令回家反思的学生。我父母开始意识到这些年他们的角色缺失，便花时间来陪我，但是我除了每天听他们争吵以外，没有别的。
他们有太多可以争吵的话题。外面的男人或女人。生意或工作中的事情。我父亲离开了原单位，摆地摊、开餐馆，反复折腾，欠了一身的债。我的母亲在毛纺厂里领着微薄的工资。祖上留下的老宅，成了他们心里最后的砝码。债主们纷纷逼上门来，我父母无奈，只好卖了老宅。
“卖了也好，这个院子里邪气太重，”我父亲说，“我们可以换个环境生活，或许家运会顺一些。”
2002年，我们从市中心的老宅里，搬到了正在开发中的古滇路。路的尽头是臭烘烘的滇池。可是，人们已经意识到这里潜藏着巨大的开发价值。不管白天黑夜，渣土车横行，工程机械肆无忌惮。那时，房地产市场还在蹒跚学步。我父母用卖老宅还债后剩余的几万块钱，买下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窗外，是大片的田地。地里没有庄稼，它们已经被征用了，等待着开发。
在那套新房子里，塞满了我们从老宅里搬出的东西。那种感觉，如同要将盆里的东西装进碗里——它们不是塞进了屋里，而是塞进了我们的心里。两间卧室里，只有床是空闲的。我父母住一间，我和你住一间（上下床）。作为败掉了老宅子的倒霉蛋，我父亲搜肠刮肚地发掘这新家的好处。位置好，今后有升值空间；空气好，有旷野的气息；交通好，不像城里拥堵。他说这话时，我们不置可否，他的眼里闪烁着底气不足的光芒。
“真的，我们要重新开始了。”他说，“我们所有人，都要努力赚钱。”
“我们想搬出去住。”你说。
若不是我父亲阴沉着脸，我听到这句话时一定已经高兴得叫出声来了。
“你们？”他问，“你们是谁？”
“我和我的孙女。”你说，“我知道，你们对她不满意，嫌弃她。”
我以为这事会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但事实上没有。他们的愤怒和挽留都是象征性的。
“你要想好了，”我父亲说，“你年纪大了。”
顺便说一句，我被勒令回家反思后就再也没有回学校。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沉默对抗彻底打败了父母。为了表达对我们的关爱，他们给了我们两万块钱。这些钱在当年的古滇路，我们可以支付五年的房租。我们租了一套一居室的房子。我们重新回到了属于我们的世界。
某天我从外面回来，看到你将妆容精致的脑袋伸进垃圾桶里。我闪身躲在了一旁的树后面。你从垃圾桶里翻出纸板和矿泉水瓶，如获至宝。你白发如雪。即使是拾垃圾，你仍然戴着手套，不让那些废弃物品沾染了你樱桃似的红指甲。
我羞愧得想遁入泥土。我怎么还能让你继续养着我？
“你喜欢做什么？”有天你问我。
“化妆。”
“化妆好，”你说，“让人漂漂亮亮地活在世上，多好。如果有天奶奶死了，你别怕，你要给我化妆。”
我答应了你，成了一名入殓师学徒。我的师父是西郊殡仪馆唯一的女入殓师，我是她唯一的女徒弟。这并不是一个奇特的职业，和医生、律师、教师一样，我们只不过是面对不同的服务群体而已。
夜如深潭。微弱的烛光，只能照亮半间屋子，它像把伞，将我们笼罩其中。你手脚冰凉，多年来一直如此。我是你的暖宝宝，多年来一直如此。有秒针从我心里划过，如刀锋，能剔骨。我给你盖上大红锦被，烛光摇曳之时，你像是躺在了红色的小船上，晃晃悠悠，就要顺江而下。
我为你播放《天涯歌女》，周璇的声音轻轻萦绕在屋里。每当她的歌声响起，世界就褪去了色彩，变成黑白照。你梳妆、描眉、穿上旗袍，在镜子前转身。黑与白之间，有一条缝隙，就像骨与肉之间的丝丝缕缕。
而黑夜转身，抖出了金光灿烂的早晨。你的脸在朝霞下，充满了死亡的生机。人们忙碌起来，他们并不关心自身之外的事物。我转身进了卧室，坐在镜子前，为自己化妆。每一次化妆，我所面对的，都不是一张脸，而是一张需要美来填充的白纸。化妆，对我来说，是一个雕刻和刺绣的过程。
电话或敲门声都没有响起。我下楼，去鼓皮巷。
我的鞋跟敲击着冰冷的地面，薄霜在阳光下像一地的碎玻璃。小区里的几棵苹果树，掉光了叶子，瘦骨嶙峋。一只黑猫凄厉叫着，“嗖”的一声钻进了垃圾房。有风吹来，掀起我的裙子，像一朵莲花。
鼓皮巷里有个惊恐的传说。多年前，住在这里的人，都靠蒙鼓皮为生。什么皮？牛皮。羊皮。惊蛰时节，天雷滚滚，鼓皮巷里，鼓声震天。每一年的惊蛰，是鼓匠们的节日。鼓声是人间的第二语言，通人，通神，通鬼。牛皮鼓厚重如巨石，撼动大地；羊皮鼓清脆如响箭，直穿云霄。而真正能够贯穿天地的，是人皮鼓。皮要活皮，鲜血淋漓中剥下的皮，发出的声音就是流动于天地间的血脉。夜晚的鼓皮巷里，幽灵横行。有时鼓声大作，却非人所敲响。
直到有天，有人在鼓皮巷东西口各造一座高塔，才将那些冤屈的灵魂镇压了下去。如今，这里的建筑依然保持着原貌，只是再也没有人蒙鼓。
鼓皮巷的传说，是牛老三告诉我的。他说他家祖上蒙鼓皮。他告诉我这些时，我们在他那套没有日照的红砖房里。他深陷在一个旧沙发里，喝了酒，红着眼，下巴上皮肉耷拉。他大我十七岁。他母亲死时，是我化的妆。我们是街坊。他当然知道，我是一个令人嫌弃的女人。这个城市只有两家殡仪馆，所以我被人发现是入殓师的几率比坐台小姐都要大。
我知道他们迟早会知道我的职业，但我没想到他们会把我等同于晦气。他们看我的目光里，有恐惧和厌恶。只有当他们的亲人躺在殡仪馆里，他们才会塞给我一个红包，求我给逝者化一个美妆。
牛老三母亲火化后，我在鼓皮巷口遇见他。大中午的，他已经喝多了。喝多了的牛老三晃着他门板样的身体，走在我前面，风中飘荡着酒味。他听到了身后的高跟鞋声，一回头，就看见了我。
“噢，是你啊。”他说。
我点点头，没说话。我从他身旁走过，他突然伸手想来抓我。
“哎，”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份工作？”
令我惊讶的，是他的声音里有真诚的愤怒和惋惜。我在他前面停住脚步，他踉跄着，差点撞了我。
“关你啥事？”我说。
“可惜了。你要是给活人化妆多好？”
“在殡仪馆时你咋不这么想呢？”
这个提醒让他陷入了失去母亲的悲伤中。他眨眼咂嘴，似乎在努力从醉意中挣脱。
“啊，”他说，“说起这事，我应该请你喝杯酒的。”
“谢谢。”我说。
似乎那是个周日，因为我只在这一天休息。有时候，我会在这一天牵着你出去走走。但你太老了，我们只能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在鼓皮巷里走动。你总是劝我周日单独出去走走，去尽量远的地方，能回来就行。我也确实依你所说，跳上一辆公交车，从起点坐到终点，下车，转乘另一趟车。我走在人群中。我坐在酒吧靠窗的位置。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总是和我保持着距离。
所以，当牛老三说要请我喝一杯的时候，我下意识动了一下心。但只一瞬间，我就灭了这种念头。只要在鼓皮巷附近住上三年，谁不知道牛老三呢？游手好闲的光棍，醉意朦胧的色鬼。我怎么能跟他去喝酒呢？我朝前走去，他又叫住了我。
“哎！”他说，“只有我愿意请你喝酒，你知道不？”
我像一条蚯蚓，就这么被他晒到了太阳下。我没有反驳。他觍着脸凑上来，想来拉我，被我甩开了。
“我自己会走。”我说。
牛老三是第一个走进我世界的男人。我们一起吃饭、喝酒，有时候他甚至会开着一辆快报废的两厢夏利，去殡仪馆门口接我。他住在鼓皮巷旁的一个旧院子里，那是他母亲当年的单位宿舍。那是一个乱狗窝一样的地方，随处可见横七竖八的酒瓶，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厨房里散发着霉味。如果心情好，我会帮他收拾一下。但我们经常不欢而散。我无法接受他的要求。我们甚至为此争吵，然后断了联系。偶尔还是会在鼓皮巷里遇见，但视若无睹。
我在这个清晨穿过鼓皮巷，是去找牛老三。我没有给他打电话。敲门声响了两下，屋里传出牛老三的声音。我没有回答。拖鞋声后是透过猫眼的窥探。门打开了。他似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还穿着睡衣，醉眼蒙眬。
“是你？”
“嗯。”
在简短的对话中，我已经走进了他的卧室。他曾无数次将我推向这间卧室，我每次都借助门框挡住了他的进攻。所以，我可以想象身后的他是一副何等惊讶的表情。
“你怎么了？”他问。
“没啥。”我说，裙子已经落了地。
没啥。十分钟以后，我离开了牛老三，身上有他的酒味。他想拥抱我，被我推开了。或许他以为这是某种开始。
我去到纸火店里，那个本身已经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也露出一脸的不屑。都是以死人之名赚活人的钱，也算是半个同行吧。可她看不惯我的妆容。当然，她已经没有了将我拒之门外的力气。
“我买蜡烛、冥币和香。”
这是家大约八平米的小店，并无多少存货。它一面墙上挂的是寿衣，一面墙堆放的是花圈。老妇人像一只老鼠，钻进纸箱堆里翻找，终于搬出了三箱白蜡烛、两箱冥币，以及几捆长短不一的香。
我搬东西上楼的时候，遇见了我的邻居——一个喜欢钓鱼的老头，白发苍苍，但面色红润。前几年，他为了接近你，甚至信了一段时间的佛教。但后来，他将你和菩萨一起忘记了。如今他见到我们已经不再打招呼。他骑着自行车，扬长而去。
这个城市的冬天，如果天晴便很暖和。今日立冬，太阳很好。我将窗帘放下来，阳光被挡在了外面。我一个人要将靠墙摆放的沙发移到客厅中央，有些费劲，只能一点点挪动。家里的四条高板凳，是老宅里的遗物，以前摆放在堂屋中央，后来遭人嫌弃，占地方。我从阳台上找出它们时，上面落满了灰尘。用抹布擦拭过后，光亮如镜。
当高板凳上的蜡烛全部点亮之时，客厅里有了天堂的模样。火苗欢呼着，照亮你前行的路。你躺在烛光中，像是睡前忘记了卸妆。我没有悲伤，一点也没有。
我用燃烧的冥币，为你造出仙境的烟雾缭绕。我一张张烧，像一个老人细嚼慢咽地吞下食物。对于钱，你似乎没有太多渴求。“赚不了，就少花点。”你说这话时，像是告诉自己，也是在告诉我。所以，我为你烧去那么多的冥币会不会增加你的负担？这倒不是活人慷慨，而是冥币的面值和人民币实在相差太远。每一个死人，都是天堂或地狱里的富翁。
如果果慧法师知道你的事，不知会难过还是高兴。可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我只能给你播放《大悲咒》。循环播放。蜡烛还要很久才会燃尽。冥币暂时不能烧了，烟雾久久散不去，太呛。
你已经做完了人间的事，而我还没有。
他们终于来了。我爸和我妈。哭声先人而至。邻居们见了，驻足让道，大体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在这个院子里，每年都有老人熬不过冬天。救护车呼啸而至，很多时候，老人们离开家的下一站不是医院，而是殡仪馆。
他们呼天抢地地进了门，像被抽走了身上的骨头，趴在地上，哭声震天。他们将冥币扔进火盆里，燃烧不及，屋里浓烟滚滚。我只能打开窗子，将哭声和烟雾一同放出去。然后，站在一旁不知所措。
这世上的家庭，有的和睦美满，有的冷若冰霜。我们像一粒种子飞离果壳，兀自生长。人心软弱，时间抹去记忆的能力也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就像关于你的过去的另一个版本——你的红妆惹的祸。
“有人取笑他，所以他便将脏水泼向我。”你说，“他是个懦夫，可怜又可恨。”
你指的是我爷爷。你回到家后，不哭不闹，默默割断了感情的绳索。那栋老宅子，像个庞大的消音器，人与人之间的话少得足以让苍蝇和老鼠猖狂。有人死了，一切从简；有人活着，像一块块孤独的石头。
可是，他们居然在你面前号啕大哭，哭到声音喑哑。我站在一旁，耳朵里充斥着哭声，眼睛里塞满了烟尘，风从窗外灌进来，那些化烬的冥币四处飞蹿。
“我出去一下。”我说。
我饿了。至少有十二个小时，我粒米未进。有一团火在我的胃里燃烧，灼疼。我很自然地想起了鼓皮巷里的小吃店。这是一家老字号，种类繁多，味道也不错。只是因为小武，我很久没进这家店了。服务员小茉莉正在潦草地抹桌子，满脸的不耐烦。她似乎直到给我端来面条时才发现是我。
“小武呢？”我问她。
“死了。”她说，“不要跟我提这个王八蛋。”
小武当然没死，死的应该是他们的感情。我在鼓皮巷尽头的雅乐居门口找到他时，他正在玩手机游戏。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我下班回来经过这里，他朝我吹口哨。那时他刚退伍不久，整个人看上去精神抖擞。也是因为他刚来这里做保安，所以才会对我吹口哨。有天他约我看电影，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黑暗的电影院里从手开始抚摸我，我的身心战栗而喜悦。
我们每三天去一次不远处的如家酒店。可是某天，他告诉我，他真正喜欢的人是小茉莉。
我恍恍惚惚地度过了一个夏天，不敢轻易走进鼓皮巷。秋天来临的时候，你在过道里摔倒了。隐形的病魔逃过了X光和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的结论是：没有问题，软组织受伤而已。可你已经无法下床了。我给父亲打电话，广场舞音乐穿透嘈杂的人声送进了我的耳朵。我告诉他你的病情，他说：我最近忙着，你先好好照看她吧。
“如果我死了，你怎么办？”你问。
“你不会死。”我说。
这当然只是我的一厢情愿，就像我去看小武，他却连头都懒得抬一下。
“我知道是你，”他说，“我已经闻见了你身上的香水味。”
“我们找个地方聊聊吧，”我说，“二十分钟就足够。”
小武的手指停在手机屏幕上，思索着，并不抬头。在不远处的另一个岗亭里，他的同事正在看着我们。
“你有啥就在这里说吧，”他说，“我在上班，离岗会被人举报扣钱的。”
我伸手去拉他，他猛然间跳开了。然后站在一旁，愤怒地盯着我。
“别，”他说，“你的手很冷。”
“我奶奶过世了，”我说。
“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还在家里。”我说。
他的脸上掠过一丝惊惧，态度随着缓和下来。
“我们还有可能吗？”我问他。
他愣了一下，看着我，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然后摇摇头。
“怎么可能？”他说。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我问他，“是跟小茉莉结婚吗？”
“没钱结个屁的婚啊。”他苦笑了一下。
“这是送给你们的红包，”我掏出准备好的银行卡，“我的银行卡密码，你还记得吗？”
小武被吓到了。仿佛我递过去的不是银行卡，而是一条蛇。
“不要，”他也许觉得我这样过于唐突，加重了语气，“我凭什么要你的钱？”
“我没有任何要求，你拿着吧。”我说。
他稍稍松了口气，但依然紧绷着身子。我将卡塞向他的牛仔裤兜，他躲开了。那样子，看起来像是我想占他便宜。他的嘴角向上微翘，似笑非笑，终于将双手从胸前放开了。他的目光注视着我手上的银行卡，欲望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却又被某种东西强行抑住了。他似乎做出了决定，整个人变得轻松起来。
“你走吧，”他说，“天下哪有不要钱的午餐？”
见我并没有离开的样子，他突然朝鼓皮巷里走去，越走越快，最后小跑起来。我穿着高跟鞋，追不上他。拿在手里的银行卡，此时成了一种屈辱的象征。不远处一个环卫工人正在清理垃圾，我赶在他将垃圾桶推向垃圾车之前，将银行卡扔进了桶里。他瞟我了一眼。
我往回走时，居委会主任打来电话。他出差回来了，要来看你最后一眼。我和他约在楼下相见。
“她走了，你怎么办？”他问我。
当时以你名义申请的廉价租房，在你走后，房子会被收走，给那些更需要的人。
“我还没想好。”我说，“但是，房子的事您为难，她一直念叨您的好，我不会让您为难的。”
隔着一层楼，我们听到了哭声。那声音不像是哭，更像是在哼唱，像一台正在顽强爬坡的旧汽车。那声音在我敲门的时候停了。屋里的蜡烛被风吹熄了一半。我向他们介绍了居委会主任。我父亲递了香烟过来，被拒绝了——他不抽烟。
“她的手镯呢？”我问。
“什么手镯？”我母亲反问，“我没有看见手镯。”
“哦，”我说，“殡仪馆我已经联系好了，什么时候送去你们做决定。”
主任向你鞠躬，上完香后退到了一旁。
“我是居委会的，”他说，“待办完后事，你们到居委会来办理房子的退还手续。”
“退还？”我母亲失声叫了起来，“退了房子，我女儿住哪里？”
“女儿”这个词像两粒石子，突然塞进我心里，硌得生疼。
“我不需要房子，”我说，“我有自己的打算。”
我母亲又开始抽泣，不知道是哭丧事还是哭我的未来。主任要走了，我送他到门口，看他消失在过道里才关上了门。
“手镯呢？”我又问，“她的玉手镯。”
“没看见，”我母亲说，“一个过世的人，戴着手镯干什么？”
“那是她最珍贵的东西，当然应该让她带走。”我说。
“难道她不应该给我们留点遗物吗？”我父亲振振有词，“我们想她的时候，可以看看。”
“对啊，”我母亲说，“更何况我们根本没见到她的手镯。”
我突然失声痛哭。不是悲伤，而是疼痛。
“别太难过了，”我父亲拍拍我的肩，“人固有一死嘛，活着的人，要朝前看。”
这话提醒了我母亲。
“对呀，”她说，“等这事结束后，你去找居委会说说，这房子可千万不能退还了。”
这时，殡仪馆的司机老范打电话来。他问啥时候来搬运尸体。我转达了父母的决定：明天早上八点。我父母陪我守你在人间最后一夜。上半夜，他们还往盆里烧纸；到了下半夜，他们哈欠连连，一遍遍捶背扭腰，仿佛身子快要散架了。他们不时望窗外，看手表，而曙光迟未降临。你睡得像个婴儿，嘴角甚至流露出一丝浅笑。有人在这个夜晚出生，有人在这个夜晚死去。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风吹散了热气，冷飕飕的。我推开窗，看见灵车缓缓开来，像一只静默的怪兽。电话响起，我浑身战栗。而我的父母却是如释重负的样子。
“来了吗？”
上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像是踩着我的心脏而来。我为他们打开门，老范走在前面，他轻轻握了下我的手。“节哀。”每一个进门的人都冲我说这句话。屋子很快塞满了人。我父母退到了一旁。装尸袋像一只黑色的巨蟒张开嘴，很快将你吞噬。他们将你固定在了担架上，抬着下楼。有邻居听到响动拉开了门，看到裹尸袋，迅速关紧了门和窗。下到一楼，早有人打开了灵车的后舱，你被送了进去。我和父母坐一排，另一边的位子上坐满了工作人员。
灵车汇入车流。从外观上看，这车和其他车辆并没有明显区别。为了不惊扰路人，甚至没有打上任何跟殡仪相关的字。我熟悉的巷子在车窗外退去，像春天时褪下的旧棉袄。这是上班高峰期，灵车夹在车流里，行进缓慢。这漫长的人间告别，像你的一生那么艰难。
殡仪馆在郊外，我们需要通过高速公路才能抵达。而各种车辆塞满道路，电动车和自行车见缝插针。老范开车不习惯按喇叭，沉默得像个幽灵。我们坐在车上，谁也不说话。
在某几个瞬间，我恍然觉得自己是在上班的公交车里。窗外的景象也大致相同。每天上班，我都急切盼望公交车能早点驶离市区。但是，当我反应过来是坐在灵车里时，我又希望这车能够开得更慢一点。
我父亲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看来电显示，挂断了。再响，再挂。再响，他只能接电话了。他将手机紧贴在耳边，身子侧向一旁，含糊其词。我母亲突然伸手从后面抢走了他的手机。那边隐约传来一个女声，喂，喂，喂！
“你谁啊？”我母亲对着电话吼，我的父亲虎视眈眈。然而，电话却被挂断了。
“是你的舞伴吧？”她问，“老不要脸的。是不是又缺钱了？”
“你别乱说，”他低声哀求，“我们只是朋友。快把手机还给我。”
“朋友？去宾馆开房的朋友？”她站起身来，提高了嗓门，“我已经给过你们两次机会了，臭不要脸的。”
除了老范，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他们俩。却没有人出口相劝。
“把手机还来，”我父亲加重了语气，快要爆发了，“听到没有？”
车辆终于突破了车流，驶上了高速公路。
我的母亲高举着手机。我的父亲像一只觊觎香蕉的猴子。
“信不信我将手机丢出窗外？”她说，“敢让大家看看你们之间的秘密吗？”
“有病！”他说。
前方路上，有一辆轿车突然并道，灵车紧急制动，差点撞上了。我的父母像两只斗鸡，头碰到了一起。那几个工作人员忍不住笑了起来。两人红了脸，互瞪一眼，偃旗息鼓。过了一会儿，他覥着脸从她手里拿回了手机。
远远地，我看到了殡仪馆。火葬场的烟囱耸入云端，这是抵达另一个世界的通道。灵车驶下高速公路，进入匝道，右转，穿过一片田地，便到了殡仪馆。空气中飘着一种怪味——或许没有，是我心理作祟。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田野里那些庄稼上，覆着的灰尘也是骨粉。
乐队已经准备好。我特意要他们循环演奏《幽灵》。这首歌很难奏，他们平时只会用芦笙演奏《瑶族舞曲》。加了价，他们排练了一个通宵。我喜欢《幽灵》里的哀婉和激昂，每一个音符都像雨点打在我脸上。
你被推入了仪容间。我将在这里最后为你化一次妆。你属于正常离开，面容安详，没有任何伤痕。这些神秘而让人忌讳的程序，在我们这里只是一件工作。我像一个护士盼望遇见一个安静的病人一样，盼望遇见的尸体都不要那么面目狰狞。
他们还在外面等着和你告别。来了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想必是我父母的朋友。刚才在车上发生的事情其实并未过去，一场暴风雨正在酝酿。我推你出去见他们最后一面。
我母亲干嚎起来，但声音完全被音乐给盖住了，她大张着嘴，像是在表演一幕哑剧。我见过各种规格的告别，你属于那种最平民化的。但这没有关系。任何华丽的送葬仪式，最终都是将人送进火炉。默哀。告别。
那两个负责推你进入燃烧室的工人我认识。我给他们一人塞了一个红包，告诉他们我亲自推你进去。在燃烧室里，你将通过传送带被送进高温火炉。在进炉之前，我还要为你套上黑色的尸袋。但这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将尸袋平铺在传送带上，自己钻了进去，就像小时候我们玩的捉迷藏。那时我常躲在口袋里，伪装成一袋被废弃的东西。那传送带像一座桥。我躺在人间和天堂之间，闭上了眼睛。
创作谈我是我写下的每一个人
那时我刚写完一个长篇小说。在厦门回昆明的飞机上，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脑。那种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长跑，而对短跑有了一种久违的渴望。长篇还在电脑里，不想再看它一眼，短篇就是《红妆》。
这个小说是一个愿望，我想送给那个我经常在巷子里遇见却不相识的入殓师。我能感受到他眼里的孤独。正如某天有人看出了我的孤独。孤独，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在这方面，卡夫卡是师父。只要有人类，就会有孤独的灵魂。而对于一个写作者，卡夫卡同样告诉了我们：写作，你不光要像个隐士，还要像个死人。我们都会死，我们死了都需要一个入殓师。
因为孤独，我们写作。我们抽出自己的肋骨，幻化出无数个自己。看似没有关联，实则感同身受。我是我写下的每一个人。无数的人，无数的自己，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每一个自己，矛盾着，冲突着。也许孤独真的与生俱来，但是，它只活在那些醒着的人身上。
某天，我又在巷子里遇见了他。我坐在他对面，看他坐在店门口吃面条。瘦弱的身板，精致的妆容。好奇、嫌弃、厌恶的目光苍蝇似的扑在他身上。我看见他淡然的笑。那一刻，我想去替他承受。但下一刻我想，也许这些来自他人的目光在他心里并不存在。
孤独，源于人心的隔膜。在我们的执念中，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可以说话的人。朋友，恋人，无不如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里的农民杨百顺，为了能够寻找说得上话的人，走出延津。心与心之间的映照，比磨砖为镜更难。所以，我只能去写，跟纸上的自己对话，看他们在人世间左冲右突，尝尽生之艰，被欲望折磨又无力自拔。
《红妆》里涉及了婚姻和亲情。看起来，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对抗孤独。然而，这种对抗往往是失败的。我们寻求的理解，其实更像是一种自欺欺人。所以有时候我想，就这么着吧。孤独也好，绝望也罢，既然它们与生俱来，那就安之若命地去接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只有孤独永恒。不管你是热闹还是孤独地活着，总会走到生命的尽头。如果生未必是幸，那死就是解脱。于是，《红妆》的开篇面对的就是一具不幸的尸体，最后以殡仪馆收场。我为数不多地去过几次殡仪馆，对那地方充满了复杂的感情。那是结束地，也是开始地。我们执着于内心，挣扎于人世，最后在那里灰飞烟灭。如果这是我们最后的归宿，那么，人世间的一切，又算得了什么？
这是一个写得异常艰难的小说。它违背了我写作的初衷。我的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快乐，而写《红妆》时我几度抑郁得想停笔。这样的虚构来自我深知世界的大和自身的小。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更多人活得比虚构人物还要绝望和孤独。当我写下他们，就像是一个灵魂在向另一个灵魂发出呼唤，也许听不见，但能感应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个我。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而我，更多是处于一种无意识中。当我在电脑上打下第一句话：我起身，看见了窗外的月亮。我感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悲凉。这也是笔下人物的内心。我无法从这种心境中跳脱出来，只能随着这种绝望走到底。我必须得承认，这种悲伤的力量过于巨大，以至于让这个小说变得滞重，呼吸困难。这个写于三年前的小说，我做了五次修改，于是有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无法去评说它，我只能说，我完成了这个心愿。偶尔，我还是能够遇见那个入殓师，我们仍然没有说过一句话。
评 论
青年作家的非青年写作
——包倬小说印象
赵普光
前些日子， “后浪”视频的推出和传播，使得有关“后浪”“前浪”的争论一时间甚嚣尘上。于是，网上悄悄流传着一句段子：从来没做过“后浪”，突然就成了“前浪”。这句话，引来颇多会心人点赞。看来确实有很多人，过着“前浪”曾经体验的人生。这样的人，或因自身或因外缘，他们较早地感受到生命的沉重，心理年龄一开始就有着超越生理年龄的成熟和沉郁，他们有更多的敏锐和自觉，早已跨过“后浪”的轻狂浅薄，直接进入了下半场，于是在下坠惯性和飞翔的冲动之间挣扎。在抵抗了生活与肉身的下坠重力之后，飞翔是一种沉重而坚韧的上升，是属于中年的涩味体验，而非“后浪”们的肆意飘飞。
很多人对曾经“后浪”的80后作者常有一个整体印象，80后作家往往从校园青春书写开始，而后转向都市书写。从青春的萌动，到都市的小时代，是他们乐此不疲而又似乎无法逃脱的书写轨迹。含糊与笼统的判断会淹没个体和异类。80后作家包倬也许正属此类。
多数人的心理年龄和生理年龄成正比，但总有人具备超乎自身生理年龄的沉郁成熟。包倬大致就是这样的作家。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小说，概而言之，属于青年作家的非青年写作。当然，批评常常会面临简化和抽象的危险，尤其是一旦用所谓“概而言之”之类的大话，就已经抛弃了具体。所以，还是要落实到其具体文本或许更显谨慎。
从代际上说同属于80后作家的包倬，更像他的上一代人，无论是其关注重心，抑或其风格。从最早的《风吹白云飘》到最近的《路边的西西弗斯》，一定意义上，他似乎一出手就透露出其属于自己的本色。
他从一开始就不像一般所谓的80后作家。同辈作家玩转青春地放飞写作时，他只是写自己，执着于如草的人的运命。如草的生命，包括两类，一是城镇的底层人物（《心里有把刀》《四〇一》），一是山村的另类存在（《鼠人》《观音会》）。这两类其实是一种，那就是被忽略、被嘲笑的边缘人。
于是，在他的小说中，隐在的对抗结构得以形成。这种对抗常以两种形式出现：一种是人性恶的滋长和爆发，一种是以自戕和自我毁灭为结局，使对抗永远定格。前者如《四〇一》《狮子山》《喘不过气来》等，后者如《耶稣之子》《蚍蜉》《鼠人》等皆然。这两种过程的结果，最终是人性的下坠或飞翔。
下坠抑或飞翔，是结果，而对于文学来说，过程远比结果重要，过程大于一切。包倬小说的结尾总是极为用心，结尾不是结束，而是开启了真正的过程，而前面的过程则近于序曲。序曲中或许有散漫，或许有粗糙，或许有偏失，但包倬小说的结尾总是极用心，戛然而止中留有极大的空间，情绪和思路自此弥散不竭，开始另一种潜文本。如《狮子山》《路边的西西弗斯》，结尾都开启另一种故事空间。这种非闭合的设计，暗含着对另一空间找寻的努力。新作《红妆》的结尾，在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之间，一个世界的结束，意味着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当如桥的传送带运转，一种精神空间已然开启。
《红妆》并不外于前述城镇边缘人书写脉络和对抗性隐在结构。然而，归纳的方法是寻找“同”，而对于一篇新作而言，其新更源于“异”。“同”之外，是否有异质性的增生，才是新作之新的所在，否则都应视为旧作。对于作者而言，如果一直延续旧路，在既有模式中打转，那也是写作之路的下坠。我在这篇《红妆》中则看到了新和异：包倬的写作之路在隐然上升。
与此前的作品相比，《红妆》在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他离开了此前那种自农村而来的城市底层边缘者的写作，开启了对城市另类边缘人的属意。和此前城市底层人物多为外来移民者、闯入者不同，小说中“我”和“你”（叙述者的奶奶），其实才属于这个空间的主人。但周遭一切无论是在“蓝色工装和中山装”所染成的蓝色世界，还是在“在一夜之间变得金光闪闪”的世界，她们都既被驱逐，也自我放逐，最后不得不在逼仄阴暗里编织着自己的旧梦。月的清辉，映照着一老一小的梦：“月亮像你的玉手镯，如果将它的心掏空的话。此刻，玉手镯戴在你身上，散发出月亮一样冰润的光。”一种往日的折射回光，一种气氛的漶漫。
是的，与以往作品的现世烟火气相比，《红妆》令人惊喜地出现一种隔世的陈旧气息氤氲。这种气息在长久封存之后一丝一缕地飘散而来，历史的重影也因此而弥散。“我”的奶奶，她的执拗和坚守，让人感受到时代变迁的风云所留下的痕迹。隐约的信息中透露出多舛身世、文化身份和一个时代的文化遗民的固守。淡而浓、虚而实的历史烟尘执着地散发开来，被吸入胸肺，也如被摄走了神魂。这气息当然并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向旧的风格的转变，而是意味着作者历史感的生成和滋长。这表征着作者生命沉潜的开始。
沉潜，其实又是上升。此前的作品，有一种野的蛮力跃跃欲试，有一种耿介之气在升腾，小说最后这种激愤总会顽固地利用各种方式得以爆发和释放。而《红妆》的肌理则透出冷气，叙述克制、沉着和冷静。于是，无事背后的故事，本色中之机智，无迹可寻，不着痕迹。我想，这是否也暗示着包倬的创作从此前对人间道德的用力，开始转向了对生命伦理的触及？在这个角度看，《红妆》理应成为其短篇小说的代表之作，虽然包倬以后还会不停地变，其写作之路还很长久，各种未知必将陆续出现。
包倬体量并不算大的小说，记录着他一直以来低调、缓慢而坚韧的前行过程。支撑他前行的理由不管有多少，但其中一定有一个，那就是不苟且。
（赵普光，评论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以上文章刊于《雨花》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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