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随笔】季羡林和臧克家的《烙印》笔墨官司

季羡林先生在1979年4月15日给老友臧克家的一封信中提道：“寄来的诗选已收到。读到《烙印》等诗，回忆到四十多年的情景。当时我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曾几何时，已垂垂老矣。”如果考虑到当初他与这本诗集的相遇，这番话一言难尽，也意味深长！
信中的“诗选”当为此前不久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臧克家诗选》，版权页上标明是“1956年11月北京第一版1978年11月北京第2版”。《烙印》不仅是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的书名，也是其中的一首诗的篇名。这首诗不见于“1956年版”而重现于“1978年版”的“诗选”，仅列于《难民》之后。这让季羡林感慨万千，思绪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清华园求学时期。那里的那时给他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而其中的一件就是他与臧克家的《烙印》笔墨官司了。
季羡林
当时，作为青岛大学国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臧克家出版了处女作诗集《烙印》，而季羡林作为清华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还没有见过臧克家。季羡林两次发表书评批评臧克家的《烙印》，在他俩的朋友圈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1932年9月，应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吴宓先生之邀，季羡林和同学王岷源、施闳诰、武崇汉等为之撰稿，也就为他开辟了一块当然的发表阵地。季羡林当初认为“文学副刊”“不大喜欢创造”，在发表了不少欧美文坛消息后，逐渐开始发表新文学书评，对《烙印》的评论是他的第一次尝试。
《烙印》这本诗集出版于1933年7月，既是臧克家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他的恩师闻一多教授虽然已经离开青岛大学，就职清华大学中文系，但为他的诗集出版出资20元并作了序，肯定了他的诗“具有一种极其顶真的生活的意义”。而著名作家梁实秋、老舍、茅盾和韩侍桁等也作了极其肯定的评价。文坛的良好反响促使这本诗集从自费出版变成了商业出版。上海的新月书店将其纳入《开明文学新刊》，1934年3月予以再版，到1949年2月已经是第八版。
但是在文坛的一片看好声中，也掺杂着来自季羡林和李长之的不和谐音。
季羡林是何时看到这本诗集的呢？
我们来看《清华园日记》的摘录：
“读臧克家的诗，觉得有些还不坏。（1933.8.27）”
“又写了一篇评臧克家诗的文章。（1933.8.28）”
“有些还不坏”的言下之意是“有些坏”，有感而发，一日成文，直接投给了自家的发表阵地“文学副刊”。从当时的情形看，季羡林不可能得到臧克家的赠书，所评的诗集很有可能来自卞之琳和李广田之手。前者鼓励臧克家自费印诗，后者是臧克家的中学同学，都为《烙印》的出版出了大力。季羡林在1933月9月1日写道：“吴宓送我一本臧克家送他的诗。”臧克家给吴宓先生送了一本，应该是他看不上这种新诗集，转手就送给了季羡林，并且很快在“文学副刊”第296期（9月4日）发表了这篇书评。
这篇不是《烙印》最早的书评，1933年9月2日的《益世报》刚发表梁实秋先生的书评，他的评价是正面肯定的，赞赏其表现出了作者的个性。他认为最难得的是“作者虽然对于生活的艰苦表示多量的同情，然而他并不流于时髦的人道主义或感伤主义……他不会因了同情的心热炽而抛弃了艺术的立场”。期待文坛评价的臧克家刚刚感受到了文坛前辈梁实秋先生给予的一坨热情，马上就遭受了无名小子季羡林同学泼来的一盆冷水。
臧克家的反应如何呢？季羡林在1933年9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长之处，看到臧克家给他的信。信上说：羡林先生不论何人，他叫我往前走一步（因为我在批评《烙印》的文章的最末有这样一句话），不知他叫我怎样走——真傻瓜。怎么走？就是打入农工的阵里去，发出点同情的呼声。
季羡林在书评的一开始就有了这样的定性：“本书共包含新诗二十二首，听说是在出版前经过许多人选定的。作者的确写过许多极坏的诗，幸而都在选的时候删掉了，所以留在这集子里的，大半都还令人满意。”颇有半褒半贬、褒中有贬之意。
他赞赏的是：“作者感觉到了生活的痛苦和严重，写了出来。但是又推己及人，想到了别人的，尤其是被压迫者的痛苦，也写了出来。”“他替他们诉苦，替他们呼号。”不过他疑惑的是：“根据自己的痛苦，能推想到别人的痛苦吗？”他认为作者的问题在于“以一个大学生去写炭矿工、当炉女的心情，总有点像‘隔皮猜瓜’”。
因此在书评的最后，他说：“在《洋车夫》里的诗人说：‘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真的。诗人要想了解这个谜吗？请你再向前走一步。”臧克家要问季羡林的是“不知他叫我怎样走”，季羡林的回答是“打入农工的阵里去，发出点同情的呼声”。
臧克家
季羡林觉得这个问题还没有谈透，或者说他认为臧克家还不明白这一点，因此有了再评《烙印》的意思。我们来看同年9月24日的日记记载：
晚饭后，同曹葆华在校内闲溜，忽然谈到我想写篇文章骂闻一多，他便鼓励我多写这种文章，他在他办的“诗与批评”上特辟一栏给我，把近代诗人都开一下刀。
回来就开始写《再评〈烙印〉》，我现在才知道写文章的苦处——满脑袋是意见，但是想去捉出来的时候，却都跑得无影无踪，一个也不剩了。写了一早晨，头也痛了，才勉强写成，只一千字左右。
季羡林想写文章把包括闻一多在内的当代诗人都骂个遍、开个刀。人称“曹诗人”的曹葆华大加鼓励，提出在他主办的《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副刊中为此开辟一个专栏。当晚季羡林就开写《再评〈烙印〉》，一直写到第二天早上，努力捕捉到处乱跑的灵感，总算熬出了1000字。
接下来的不久，季羡林因母亲突然去世，回家奔丧，回来再写日记已经是一个月以后了。他在1933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
前几礼拜，作了一篇《再评〈烙印〉》，是骂臧克家的，不意给曦晨看见了，以为有伤忠厚，劝我不要发表，曹诗人又不退还稿子，我颇为难——昨夜几失眠。
“曦晨”即李广田的字，他作为臧克家的同学，认为此文有伤忠厚，不建议发表。但是曹葆华收了稿子之后又不肯退稿，让季羡林左右为难。结果呢，见11月23日的日记“《关于〈烙印〉的几句话》在《诗与批评》登出来了”。
在该文的开头，季羡林提道：“昨天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臧先生的信，说：‘羡林先生不识何人，他要我往前走一步，不知这一步如何走法？’”
而季羡林教给臧克家的“走法”是：
诗人，向前走一步吧，即使不能成为“这群人”的一个（成了当然更好），也到这群里去看看，去到他们灵魂的深处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形。坐在红楼上说梦话，把这劳苦的一群当成海市蜃楼，无论自己怎样“像一条吃巴豆的虫”，有那一类的作品作基础，也不会把这海市蜃楼弄得离你更近些。向前走一步吧，倘若你愿意的话：只这一步，会带给你同情的心。
作为季羡林的好朋友，李长之当然是为他站台。《文艺》月刊1933年第6期（12月1日出版）也发表了李长之对《烙印》的书评。他一上来就说“我读他的诗并不多，印象不大好罢了”。他认为臧克家“显然是还没投身到大众之中，采取了个同情者的立场罢了”。他以《洋车夫》为例，认为其缺点在于“克家所写的别人的生活之苦，完全像一个小孩子跑到玩具店的玻璃窗前，而回头指指点点数说的光景，他并没进去”。他的意见和季羡林一致，应该是双方讨论过的结果。
虽然李长之又指出了臧克家在技巧上的一些缺点，但是他还是看好后者作为诗人的远大前程，因此在文章的最后提道：
总之，克家在他诗里有许多可敬佩的根苗，就请他用那坚忍的力，——还得加上点狠心，把不完整的地方除去，无论在内容或技巧上，那么，伟大的枝干，是不久就会呈现与我们之前的，我们准备着欢迎新时代的新诗人！
《每周评论》1934年第127期发表了《臧克家大吹特吹》一文。作者不知道是何人，一开头就提道：“读了臧君克家的《烙印》，曾给这青年诗人写了一封长信，当然，在那封信里很少有恭维的句子，因为我是不会恭维人的。”他认为《洋车夫》中的“车上一盏可怜的小灯，照不破四周的黑影”的确是好句子，但是最后一句“夜深了，还等什么呢”问得滑稽，认为自己如果是个识字的车夫，读到这句诗“亦会愤怒你是在开玩笑吧”？没想到臧克家给他回信说：
《洋车夫》末句“还等什么呢”无限深意。（你猜为什么？）不但你没看懂，李长之、季羡林两位朋友，批评此诗也没看懂这句。此句可称，一字一泪，力抵千钧！如果从实落脚，说他为生活压迫……便没有力量了，你明白不？
臧克家认为，季羡林和李长之这“两位朋友”就没做过诗，没看懂他的诗的无限深意，“还等什么呢”这一句在他看来就是“一字一泪，力抵千钧”。真是“老婆是人家的好，诗是自己的好”。
季羡林（右）与臧克家
诗从无定论，可以无限解读。不管季羡林和李长之的评价如何，出版界马上看到了臧克家诗歌的出版价值所在。臧克家的第二本诗集《罪恶的黑手》1933年10月由生活书店正式出版，自费印制的《烙印》第二年则由新月书店正式再版，既为臧克家赢得了“农民诗人”的桂冠，也使他得到了文坛和出版界的双重承认。
2004年2月5日，臧克家以99岁高龄辞世。同年10月22日，呆在301医院的季羡林先生写下了纪念文章《痛悼克家》，其中提到了当年的这场笔墨官司，又提到对“夜深了，还等什么呢”这两句诗的感受：
这种连三岁孩子都能懂得的道理——无非是想多拉几次，多给家里的老婆、孩子带点吃的东西回去。而诗人却浓墨重彩，仿佛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而已。因此，我认为是败笔。
臧克家认为是“一字一泪，力抵千钧”，季羡林的看法是“手持宝剑追苍蝇，显得有点滑稽”，对此做了最终的回应，可惜他的老友已经无法回答了。
不过，季羡林先生也认为“类似这样的笔墨官司向来是难以做结论的，这一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导致了我同克家成了终身的朋友”。不打不成交。笔墨官司可以打，一生的朋友算是交定了。1946年夏天季羡林从德国归国，没地方住，直接就睡在臧克家家里的榻榻米上，两人从此相知一生。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6期
【北京印刷学院教授，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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