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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先生：语文教学怎么改
编者按：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现代作家，他的言论、著作以及教育行为影响着千千万万的语文人。让我们一起向先生学习“语文教学怎么改”。
我开始当教师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担任的是初等小学二年级的级任教员，教国文和算术。当时的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教国文，就是教认字，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这个办法跟私塾一个样。
我小时读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然后是《四书》、《诗经》、《易经》。都要读熟，都要在老师跟前背诵，背得出了，老师才教下去。每天还要理书，就是把先前背熟了的书轮替温理一部分，背给老师听。这样读书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是广泛地认字，二是学说古代的书面语言，那是跟任何地方的方言都不相同的一种语言。然后读《左传》，这才开始听老师讲。《左传》开头是“郑伯克段于鄢”，什么叫“克”，什么叫“于”，老师给讲成苏州方言，我明白了。
我开始当教师，干的就是跟私塾老师同样的事。不过也有所不同，一是并不先教学生广泛地认字，二是一开头就讲，就用本地方言讲课本上的文言。
我想，这样教法大概很古了吧。汉朝的大师传经授书，讲究声音训诂，后代人看来似乎很了不起，可是按实际一想，跟私塾老师教我，我教小学生相差并不多，无非是讲书。
从清朝末年废止科举，开办新式学校，直到民国初年我当小学教员的时候，小学中学教国文跟古代一脉相承，还是讲书。因为小学国文课本是文言（前面已经说过），也选些短篇古文，中学国文教材几乎全是名家古文。其他各科的课本也用文言编写。是文言，就得讲。因而各科教员都讲书，数学教师讲数学书，理化教师讲理化书，史地教师讲史地书。因而各种功课几乎都是国文课。
白话文（又叫语体文，就是用现代语写录的书面语言）从什么时候起用作小学教材，我记不确切了，大概在五四运动前后。白话文开始在中学课本里占地位，我记得是一九二三年的事，那一年公布新学制中小学各科的课程标准（相当于现在的教学大纲）。当时小学的“国语”、中学的“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课。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是这样规定的：初中阶段，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各年级比率不同，低年级白多文少，高年级文多白少；高中阶段完全教文言。三个年级选教材的方法不同，一年级按记叙文、说明文等文体来选，二年级按《诗经》、《楚辞》等文学史的顺序来选，三年级按《老子》、《荀子》等思想史上的流派来选。这可见那时候的教些白话文只是顺应潮流，主要目的是归结到古文，而且诗词歌赋诸子百家都要叫中学生尝一尝，大大超过了科举时代的童生的阅读范围。
那时候我主要做编辑工作了，先后兼教几所中学的高年级，教材是文言文，当然照老办法讲。白话文没教过，可是我想，如是教，大概还是照老办法讲。白话文里很有些文言成分，可以讲。白话文大体是现在所谓普通话，普通话跟本地方言不同的部分也可以讲。但是可讲之处总不及文言文那么多。因此有些教师常常说，文言文“有讲头”，白话文“没讲头”。
从一九二三年到如今，五十五年了，编选教材的办法屡次变更，可是有一点没有变，就是中学里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教法也有所变更，从逐句讲解发展到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讲段落大意，讲词法句法篇法，等等，大概有三十来年了。可是也可以说有一点没有变，就是离不了教师的“讲”。而且要求讲“深”，讲“透”，那才好。教师果真是只管“讲”的吗？学生果真是只管“听”的吗？一“讲”一“听”之间，语文教学就能收到效果吗？我怀疑好久了，得不到明确的答案。还有，对于白话文和文言文掺合着教，我也怀疑已久。学文言文究竟是什么目的？掺合着学会不会彼此相妨而不是彼此相成？问题还有好些，我当然也得不到答案。
前些日子《人民日报》登载吕叔湘同志的《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和担任语文课的教师。文章里说：“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文章里说：“少数语文水平较好的学生，你要问他的经验，异口同声说是得益于课外看书。”文章里问：“是不是应该研究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就这几句话，尽够发人深省的了。
我想，从前读书人十年窗下，从师读书，不管他们后来入不入仕途，单说从老师那里真得到益处，在读书作文方面真打下基础，不至于成为似通非通的孔乙己的，不知道占多少比率。向来没有作过统计，当然没法知道占多少比率。但是我武断地想，恐怕不会很多吧。从前那些读书读通了的人，那些成为学问家著作家的人，可能是像叔湘同志所说的“得益于课外看书”（就是说，脱出塾师教读的范围），或者是碰巧遇到个高明的塾师，受到他高明的引导，因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的吧。
假如我的猜想有点对头，那么咱们如今的语文教学再不能继承或者变相继承从前塾师教读的老传统了。从前读书人读不通，塾师可以不负责任，如今普通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却非收到应有的成绩不可，语文是工具，自然科学方面的天文、地理、生物、数、理、化，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史、哲、经，学习、表达和交流都要使用这个工具。要做到个个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说多数学生善于使用这个工具还不够），语文教学才算对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尽了分内的责任，才算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尽了分内的责任。以往少慢差费的办法不能不放弃，怎么样转变到多快好省必须赶紧研究，总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得到切实有效的改进。
实践出真知，语文教学的实践者是教师，因此研究语文教学如何改进，语文教师责无旁贷。个人研究总不及集体研究，学校里已经恢复了教研组，集体研究就很方便。几个学校的教研组互相联系，交流研究和实践的结果，那是集思广益的好途径。
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有的兼任语文教师，就是不任教师的，研究的东西往往跟语文教学有关联。因此，语言学科的工作者是语文教师最亲密的伙伴，义不容辞，要为改进语文教学尽力，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
我在这里恳切地呼吁，愿语文教师和语言学科的工作者通力协作研究语文教学，做到尽快地改进语文教学!
至于我，以往的经历只是讲书，跟从前的塾师一个样，够可笑的。后来不当教师了，讲主题思想讲时代背景之类我都没干过，只在不多几所中学小学里参观过语文的课堂教学，只看过些中学生小学生的作文本子。参观了，看了，不免有些感想。是感想，不能不主观，又难免片面，但是也不妨说出来请同志们指教。
我还要说教师只管“讲”这回事。我想，这里头或许有个前提在，就是认为一讲一听之间事情就完成了，像交付一件东西那么便当，我交给你了，你收到了，东西就在你手里了。语文教学乃至其他功课的教学，果真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想，课堂教学既然是一讲一听的关系，教师当然是主角了，学生只处在观众的地位，即使偶尔举举手答个问题，也不过是配角罢了。这在学生很轻松，听不听可以随便。但是，想到那后果，可能是很不好的。学生会不会习惯了教师都给讲．变得永远离不开教师了呢？永远不离开教师是办不到的，毕业了，干什么工作去了，决不能带一位教师在身边，看书看报的时候请教师给讲讲，动笔写什么的时候请教师给改改。那时候感到不能独自满足当前的实际需要，岂不是极大的苦恼？
我又想，口耳授受本来是人与人交际的通常渠道之一，教师教学生也是人与人交际，“讲”当然是必要的。问题可能在如何看待“讲”和怎么“讲”。说到如何看待“讲”，我有个朦胧的想头。教师教任何功课（不限于语文），“讲”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讲”，换个说法，“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怎么叫用不着“讲”用不着“教”？学生入了门了，上了路了，他们能在繁复的事事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实践，解决问题了，岂不是就用不着给“讲”给“教”了？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教师不该朝这样的好境界努力吗？再说怎么“讲”。我也曾经朦胧地想过，知识是教不尽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须不断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练成熟练技能的，语文教材无非是例子，凭这个例子要使学生能够举一而反三，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因此。教师就要朝着促使学生“反三”这个标的精要地“讲”，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倾筐倒箧容易，画龙点睛艰难，确是事实，可是为了学生的长远利益，似乎不应该怕难而去走容易的途径。这就需要研究。此外如布置作业，出些练习题，指定些课外阅读书，着眼在巩固学生的记忆固然有其必要，可是尤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如何启发学生，把所学的应用到实际生活的各方面去。这就需要研究。说也说不尽，总而言之，我以为学生既然要一辈子独自看书作文，语文教学就得着眼在这一点上，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如何打下这样的基础是研究的总题目。
关于中学里教不教文言文，我们少数几个朋友曾经商谈过，得到几个想法，现在简单说说。
一个想法是中学里不教文言文。什么理由呢？回答是：绝大多数中学毕业生只要把现代语文学通学好就可以了，往后他们在工作中在进修中都用不着文言文。至于少数进大学学古代史、古典文学之类的，当然要跟古代语文打交道，只要他们真的把现代语文学通学好了，只要他们有足够的常识，进了大学花一年的时间集中学习古代语文，应该就能管用。如果问：现代语文里有一些古代语文的成分，怎么办？回答是：这就在学习现代语文的时候学，不必为了那么点东西花费许多工夫去学古代语文。凡是古代书籍对现代人普遍有用的，应当组织力量把它正确地改写成现代语文，让读者直捷爽快地接触它的实质，而不是凭不容易认清楚的古代语文的外貌而去揣摩它的实质。西方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都多少知道些古典的东西，荷马的神话故事，亚里斯多德的哲学，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等等，他们都不是读这些作者的原著才知道的，他们是从改写成现代语文的书本里知道的。而咱们要学生都来学古代语文，这里头仿佛含有这么个意思：你们要接受古来的遗产吗？好，你们学习古代语文吧，学通了古代语文然后自己想办法去了解那些古东西吧。假如果真是这么个用意，距离“现代化”岂止十万八千里？
我们几个朋友再一个想法是中学的语文课本全是现代文，另外编一种文言读本，供一都分学生选修。假如学制变更，文理分科，那么这个文言读本在文科是必修。
再一个想法是语文课本里还是编入一部分文言文，但是不像现在这样“雨夹雪”似的，要相对地集中（这又可以有几种集中的办法）。
至于教文言文，我们几个朋友都相信，像我曾经干过的那样逐句翻译成现代语或当地方言就算了事的办法必须坚决放弃。教文言文和教现代文当然有共通之点，也必然有教文言文的特殊之点，我想，什么是特殊之点又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题目。
关于作文教学，我想，大概先得想想学生为什么要学作文。要回答似乎并不难，当然是：人在生活中在工作中随时需要作文，所以要学作文，在从前并不是人人需要，在今天却人人需要。写封信，打个报告，写个总结，起个发言稿，写一份说明书，写一篇研究论文，诸如此类，不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要做的事吗？因此要求学生要学好作文，在中学阶段打下坚实的基础。至于作诗作小说，并不是人人所需要，学生有兴致去试作，当然绝对不宜禁止，但是这并非作文教学的目标。
从前读书人学作文，最主要的目标在考试，总要作得能使考官中意，从而取得功名。现在也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升学考试。但是，我以为现在学生不宜存有为考试而学作文的想头。只要学得扎实，作得认真，临到考试总不会差到哪里。推广开来说，人生一辈子总在面临考试，单就作文而言，刚才说的写封信打个报告之类其实也是考试，不过通常叫作“考验”不叫作“考试”罢了。学生学作文就是要练成一种熟练技能，一辈子能禁得起这种最广泛的意义的“考试”即“考验”，而不是为了一时的学期考试和升学考试。假如我的想头有点儿对头，那么该如何给学生做思想工作，使他们有个正确的认识，也是需要研究的。
说到做思想工作，还得加说一段。粉碎“四人帮”以前的几年里，中小学也是重灾区，若干学校的课堂秩序乱了，课都上不成了，哪还顾得上什么作文？即使是勉强还能上课、还能学生作文的学校，有一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就是学生作文尽找当时受“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来乱抄，不仅中学生，小学的高年生就如此。这个极端恶劣的影响决不可忽视。不要以为“四人帮”被粉碎了，影响就消失了。在作文教学中，首先要要求学生说老实话，绝不容许口是心非，弄虚作假。譬如学生作文说他自己学雷锋，曾经搀扶一位老太太过马路，就首先要问有没有这回事，其次才看写得好不好。要是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就可见这个学生所受“四人帮”的影响还在他身上作怪，那就必须恳切地严肃地对他做思想工作，直到彻底消除才罢休。“教学工作”也就是“教育工作”，认真负责的教师不该如此吗？说假话之外，还有说套话，说废话，说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话，等等，都是“四人帮”的歪文风，谁沾上了，谁就不能作成适用的文，在生活中在工作中禁得起随时遇到的考验。因此，当前作文教学有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杜绝“四人帮”的歪文风的一切影响。请教同志们，我这么说对不对？
现在说一说命题作文。咱们平时作文，总是为了实际需要，刚才已经说过。而教师出个题目让学生作文的时候，学生并没有作文的实际需要，只因为要练习作文，才出个题目让他们作。就实际说，这有点儿本末倒置，可是练习又确乎必不可少。因此，命题作文只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不是合乎理想的办法。
我曾经想，我当教师的时候师生只在课堂里见面，出了课堂就难得碰头了；现在可不然，在课外师生也常在一块儿，因此，学生平时干些什么，玩些什么，想些什么，教师都多少有个数。有个数，出题目就有了考虑的范围；就叫学生把干的、玩的、想的写出来，他们决不会感到没有什么可写。再加上恰当的鼓动，引起他们非写出来不可的强烈欲望。那么，他们虽然按教师的题目作文，同时也是为了实际需要而作文的。命题作文既然是不得已的办法，总要经常顾到学生有什么可写，总要想方设法鼓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觉得非写出来不可。我料想，必然有好些教师已经这么做，而且有了具体而有效的方法了；那是很值得提供给大家研究观摩的。
我又曾经想，能不能从小学高年级起，就使学生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呢？或者不写日记，能不能养成写笔记的习惯呢？凡是干的、玩的、想的，觉得有意思就记。一句两句也可以，几百个字也可以，不勉强拉长，也不硬要缩短。总之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对自己负责。这样的习惯如何养成，我说不出方法和程序来。我只觉得这样的习惯假如能够养成，命题作文的办法似乎就可以废止，教师只要随时抽看学生的日记本或笔记本，给他们一些必要的指点就可以了。不知道我这样想是不是太偏了。
最后说一说改作文。我当过教师，改过学生的作文本不计其数，得到个深切的体会：徒劳无功。我先后结识的国文教师语文教师不在少数，这些教师都改过不计其数的作文本，他们得到的体会跟我相同，都认为改作文是一种徒劳无功的工作；有的坦率地说，有的隐约地说，直到最近，还听见十几位教师对我坦率地说。徒劳无功，但是大家还在干，还要继续干下去，不是很值得想一想吗？
改作文不知道始于何朝何代，想来很古了吧。从来读书人笔下有通有不通，因教师给改而通了的究竟占百分之几，当然没有统计过。我想自古以来肯定作文必得由教师改，大概有个作为前提的设想在，那就是教师费心费力地改，学生必然能完全理解，而且全部能转化为作文的实际能力。这样的设想，如今在四五十人的班级里实在是难以实现的。首先得算算，四五十本作文本全都“精批细改”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教师办得到吗？即使办得到，把作文本发还学生就完事了吗？假如学生不完全理解你的用意，岂不就是白费？那就还得给四五十个学生说明为什么这么改，这又要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教师办得到吗？即使办得到，可是学生听了教师这一回的说明，知道了该这样写不该那样写，未必就能转化为作文的实践能力，因而下一回作文又那样写了；那岂不是照旧要给他“精批细改”，再来个循环？再说，任何能力的锻炼总是越频越好，而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而中小学的作文每学期不过五六次，有些学校有大作文和小作文，加起来也不过十次光景。就学生作文能力的锻炼说，实在太少了；就教师改作文的辛劳说，实在太重了。尽管费心费力，总收不到实效，于是来了“徒劳无功”的共同感慨。
想学生作文教师改，跟教师命题学生作一样，学生都处于被动地位。能不能把古来的传统变一变，让学生处于主动地位呢？假如着重在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教师只给些引导和指点，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去决定，学生不就处于主动地位了吗？养成了自己改的能力，这是终身受用的。在生活和工作中，谁都经常有作文的需要。作文难得“一次成功”，往往要改几次才算数。作了文又能自己改，不用请别人改，这就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岂不是好？
“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改的是写在纸上的稿子，实际上是审核并修订所想的东西，使它尽可能切合当前的需要。正确不正确当然是首先要审核的。此外如有什么不必说的，有什么没有说明白的，有没有换个说法更恰当的，有没有叫人家看了会发生误会的，等等，也是需要审核之点。审核过后在需要修订的处所作修订，通常的说法就叫“改”。“改”与“作”关系密切，“改”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作文的本人，所以我想，作文教学要着重在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教师该如何引导和指点学生，使他们养成这种能力，是很值得共同研究的项目。
动笔之前想定个简要的提纲，写在纸上也好，记在头脑里也好，这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从头至尾看一遍，马上自己审核，自己修订，这也是一种好习惯。写完了，站在读者的地位把自己的文念一遍，看它是不是念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这样做是从群众观点审核自己的文，也是一种好习惯。这些好习惯养成了，一辈子受用不尽。要不要让学生养成这些好习惯？我看要。那么，如何养成这些好习惯，似乎也是个研究的项目。凡属于养成习惯的事项，光反复讲未必管用。一句老话，要能游泳必须下水。因此，教师的任务就是用切实有效的方法引导学生下水，练习游泳的本领。
文章来源：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 尽快改进语文教学》，首发于《语文教学通讯》，1978 (z1) : 4-8，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4年版。
作者简介
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原名叶绍钧，字秉臣、圣陶，江苏苏州人。现代作家、教育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之称。代表作品有《倪焕之》、《脚步集》、《西川集》、《稻草人》等。
编辑制作团队
总 编：李华平
主 编：马琴 何鑫（执行）
本期责编：谷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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