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深处陈凯歌(陈凯歌的《百花深处》探寻何处为家?)

百花深处陈凯歌
作者简介:
顾珍菊,中国海洋大学文艺学研究生,非典型文科女,射手座,梦想仗剑走天涯,相信人生的无限可能。
作者近照
《十分钟年华老去:小号篇》是一部短篇电影集,是电影大师们的命题作文,由七位知名导演各自执导摄制而成用各自的手法为我们解读了时间的含义,共同讲述发生在短暂十分钟里的人情冷暖。 
《狗没有地狱》里刑满出狱的男人带着女友一起远走故乡莫斯科,是坚贞的爱情与灵魂的回归;《生命线》中由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讲起,平静安详;《几千年前》讲述的是现代文明带给原始部落的冲击跟入侵;《国际组织·拖车·夜晚》借休息的女演员视角,透视着大千世界里的形形色色;《距离托那12英里》是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宝贵十分钟;《我们将被掠夺》发生在戈尔竞选总统失败的最后十分钟里;《百花深处》向我们讲述一段“模拟搬家”的荒唐闹剧。
这里,我们要讲的是由陈凯歌执导的短篇部分——《百花深处》。
老北京城中,一条已经不复存在的老胡同,在导演陈凯歌的镜头下重新勾起了人们对于已逝年华的回忆。作为“十分钟年华老去”唯一受邀的中国导演,陈凯歌的确没有让我们失望,他用一条百花深处胡同为当代人寻找丢失的时间。
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冯先生到处请人搬家,而他所谓要搬的家在百花深处胡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搬家工人在冯先生的指引之下来到了百花深处,却发现这里早已成了一片废墟,也根本不存在冯先生的家,但是为了要回出车费,只得上演了一场模拟搬家秀,紫檀木的衣橱,精致的鱼缸,古董花瓶、灯座,这一切在冯先生的眼中都是真真切切的存在的,而在工人们眼中不过是空气罢了,当一个工人失手将冯先生心爱的却又是虚无的花瓶打碎了之后,冯先生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在回去的路上,搬运车陷进了一条沟里,搬运工人却意外地挖到了一只挂在屋檐下的古旧的铃铛,冯先生高兴地举着铃铛在一样下蹦跳着,大声喊着“搬新家了!”
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主人公冯先生实际上还是一位疯先生,但是其中想要透露给我们的信息却远没有如此的简单。
当原来的百花深处胡同变成了一推废墟,只有一颗老槐树静静的立在那里;当过去的古旧建筑被推土机推倒,被鱼鳞栉比的地现代化高楼大厦所取代;当老北京城里的路变得连老北京都不认识的时候,我们如此的漠然的看着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却没有人考虑过这一切见证了我们的过往,凝集了我们的回忆,如今,却是年华已逝,再也找不回来了……
影片中唯一出现过的并且真实存在的器物应该是冯先生在土堆里发现的一个铃铛中的档子,这个档子在冯先生眼中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它是过去的悠悠岁月的唯一的见证者,可是在搬家工人眼中却一文不名,只不过是土堆中的垃圾,是啊,这些生活在现代世界的人们,他们对于百花深处胡同如此的陌生,又怎么能够深切的体会到这个小小的档子所蕴含着的文化底蕴,所见证的沧桑岁月。当搬家工人从土堆里挖出那个被黄土所掩埋,同时也是被岁月所掩埋的铃的时候,这个铃和原来冯先生的铛子配成了一对,于是,整个胡同被还原了。原子里的屋檐下,这只铃铛在风中摇曳,朵朵白花随风飘落,勾起了人们的无尽回忆……冯先生举着这只铃铛在落日的余辉里高兴得蹦着、跳着,和那颗静静的站立在那里的老槐树显得如此的融洽,此刻,一定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他的回忆和他的百花深处一起回来了……
短短的十分钟,陈凯歌在让我们发笑之余,也留给了我们深深地思考。当那一条条的胡同变成了一幢幢的高楼,我们再也找不到历史的印迹了,是选择忘却还是选择回忆…当传统与现代产生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是推倒还是保留传统……
许多关于《百花深处》的影评都特别提到“冯”与“疯”的谐音,认为这一巧合带有某种意味深长的隐喻。其实选择“疯子”作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不在少数,这些年来的代表作无疑是阿来的《尘埃落定》。用疯子做主角的好处在于,作为故事线索的符号,疯子的视野中能够看到的与作为叙事主体所应该看到的可以合并,“完整”的实现作者叙事的需要,不蔓不枝,恰到好处。而采用影像语言来表达时,则需要一些提示来表明冯先生是“疯”先生。冯先生固然是故事的主角,但陈凯歌并未就此让冯先生接管故事,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全知全能作者式的手法。于是,我们看到了骑自行车男子的惶恐的神情举止,听到了电话中男声说“那人是一疯子”,这些无不在提示着世俗现实对冯先生的评价,诸如此类的外来的冲突都在撕裂“这不都在呢吗”的四合院。

骑车男子的出场事实上与情节毫无必然联系,而他仓皇而逃的举动正是在强调搬家工人们的举动在世俗眼光中的可笑,当然也暗示了它的速朽。契科夫有句名言,“如果故事里出现了手枪,它就非发射不可。”同理,那只花瓶非碎不可,无论是金鱼缸还是花瓶或者别的什么符号,出于情节的巧合,花瓶必然的碎了。“这不都在这呢吗”的四合院又不见了,隐喻着冯先生的精神世界的解构。譬如巴别塔忽然停工之后造成的混乱,冯先生与现实之间的隔膜再次被破坏。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写道:“每样事物都有某种意义,然而每种意义都不被理解”。在冯先生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这层隔膜或者说某种紧张对立关系被撕裂的过程中,在作为符号的花瓶被打碎之后,搬家工人们与冯先生取得了某种精神层面的联系,在沉默中对峙着。

我们生活在一个最实用主义的时代,一个赞美工业而践踏自然的时代,一个聪明而不美好的时代,一个神造的东西日渐稀少、一个人造的东西日渐增多的时代。在去往“百花深处”的路上,冯先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望着满眼的现代建筑群,车在立交桥上盘桓时与阳光造成类似眩晕的效果,这些场景在映衬着冯先生面对光怪陆离的现实时内心的慌乱与抵抗。沿路的破屋与“拆”,直到黄土堆上的大槐树,一路上影像的巨大反差无不在控诉着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落后文化对于先进文化侵略的抵抗总是步步为营的,这种先进是以生产力为标准的。鲁迅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在画面的变换中,那座四合院被逐渐丰富又被毁灭殆尽。然而在回去的路上,伤心的冯先生却以一个正常人的付钱举动割裂了与之前荒诞场景的联系,仿佛“搬家”只是一群大人的游戏。

车轮被虚土掩着的坑陷住,打破沉默。冯先生接过从沟里挖出的铃与铛子组成完整的铃铛,晃出清悦的响声,又迅速的从现实回到虚拟,兴高采烈的跑向夕阳下的大槐树(四合院),“搬新家嘞。”搬家工人们回望来路,借工人们的眼睛,以铃铛为原点,修复了冯先生记忆中的真实。此时的四合院莲花飘落,美得不可方物。如果这是真的,即一个人只拥有现在,那么一个人就不可能丧失一件他并不拥有的东西。客观的无用能够让人掩盖手段的无用。小山词里写:“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冯先生还能拥有那座四合院吗?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写道:“一个知识分子不被殖民化,真理就不会被殖民化。一个知识分子假若只会解释真理,而不是去发现真理,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已经沙漠化了。假若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发现真理,而不能再第一时间说出真理,或者永远不去说出真理,那么这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就基本消失了。”这是关于个体空间与公共空间关系的反思,作为老北京的冯先生迷失在“新”北京,毫无疑问,影片《百花深处》中也寄寓了导演本人的眷恋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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