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遇真宫(武当山遇真宫建筑基址)

武当山遇真宫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遇真宫遗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同时,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中最重要的文物保护项目之一,其文物保护的意义十分重大,必须确保丹江口水库水位提升对遇真宫遗址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因此,科学的考古发掘是认识遇真宫遗址价值及保护遇真宫遗址的重要前提。通过对遇真宫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遇真宫遗址的整体范围、年代、布局及建筑特点,为制订遇真宫遗址文物保护工作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丰富了遇真宫遗址的历史文化内涵,填补了武当山明清古建筑基址研究和保护工作的不足。
 

遇真宫建筑基址的分期
 
遇真宫建筑基址规模宏大,主要由西宫、东宫、中宫及宫外附属建筑设施构成。发掘显示,遇真宫内诸建筑基址建筑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反映出明显的历史特点。遇真宫西宫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F1~F9、F12、水井及院一和院二、院六和院七为明永乐年间修建;F11为明永乐年间修建遇真宫之后至嘉靖年间大修遇真宫之前修建;F10与院三和院四、院五及西宫主甬路为明嘉靖年间修建;F14和院八、院九为明嘉靖年间之后至明末修建。遇真宫东宫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F1~F4、院一、院二、院四、水井为明永乐年间修建;F4以北的青石甬路为明嘉靖年间修建;F5、F6与院三与为明崇祯年以后修建。可见,考古揭示的遇真宫建筑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历了修建—维修—扩建—损毁—废弃的漫长过程。这种漫长过程并不是一个建筑单位的孤立现象,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王朝与宗教的兴衰、社会的变迁。
 
综合文献资料与考古揭示的现象,我们将遇真宫建筑基址的建筑沿革整体分为修建、扩建、修缮及废弃四个时期,其间的局部维修与改建不做单独表述。
 
01
修建时期(明永乐年间)
 
据《敕建大岳太和山志》记载:“(张三丰)洪武初来入武当,……命丘玄清住五龙、卢秋云住南岩,刘古泉、杨善澄住紫霄,……黄土城卜地立草庵曰会仙馆。”后明永乐皇帝寻张三丰不见,在此钦建遇真宫。遇真宫西宫之F1~F9、F12、水井、院一和院二、院六和院七,东宫之 F1~F4、院一、院二、院四及中宫、宫墙、神道等皆修建于此时,奠定了遇真宫建筑群的基本格局。其修建严格按照明代官式建筑要求进行,整个建筑群基本上按照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以取正型的布局方法将宫内整体建筑布局定下来,以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为主轴线,整体建筑布局合理,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用料讲究。
 
02
扩建时期(明永乐后至明末)
 
明永乐后至明末,明代历任皇帝都多曾下旨对包括遇真宫在内的武当山建筑群的维修与扩建进行询问,在此期间维修、扩建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原永乐年间的建筑,至嘉靖年间,将宫内最初97间建筑扩建至396间。遇真宫西宫之F11、F10、F14、院三、院四、院五、院八、院九、主甬路,东宫之F4以北的青石甬路等皆为此时扩建。虽然此时的维修与改扩建在技术、建筑风格及材料上随时代和技术的发展有所变化,但宫内建筑群较大地保持了明代早期的建筑样式及布局,整个遇真宫建筑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发展性。
 
需要指出的是,明末遇真宫内部分地面建筑可能已经损毁甚至废弃。如西宫F14内Z1所出土的5件文物保存完整,其中编号西Z1∶1的铜钱为“崇祯通宝”,编号西Z1∶2的碗内底有“崇祯三年”的年款,这说明Z1的废弃年代为崇祯三年以后。灶是人们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从Z1内出土器物的保存完整性推测,Z1是在短时间内彻底废弃,且日后并无再重新使用。这种与人们每日生活密切相关的建筑的彻底废弃绝非突然的损毁,似与当时存在的大型急速灾难有关,并且日后无力再修葺。考虑到遇真宫所处地理位置和Z1的损毁年代,我们推测,山洪或明末战乱可能是导致遇真宫部分地面建筑损毁甚至废弃的主要原因。
 
03
修缮时期(清早中期)
 
《武当山志》载清康熙、乾隆两代一些地方官吏和道士曾对遇真宫进行过募化及修缮。此时的遇真宫虽部分建筑损毁,但大部分建筑尚存。因修缮者多为地方官吏和道士,其修缮的建筑已不再具有明代官式建筑的风格,建筑布局也出现较大的随意性。如中宫现存建筑龙虎殿上多处为清代中期改建的风格,东宫内院三和F6在院二的基础上扩建而成。此时的建筑材料也多简化和随意,如东宫F6的台基为砖石混合台明,其部分材料(如青砖)则利用了明代废弃建筑的原材料。
 
04
废弃时期(清中晚期)
 
从叠压遇真宫东宫与西宫建筑基址的废弃堆积层所见遗物分析,西宫内出土的瓷器多属明中晚期至明末,而东宫内出土的瓷器具有明晚期至清康熙、乾隆时期瓷器特征,可知遇真宫西宫废弃时间略早,东宫废弃时间略晚。此时,遇真宫整体的宗教寺庙功能已经衰败,只是遇真宫中宫可能还发挥部分功能。这种状况与武当山作为明皇室最大道场的历史地位丧失是相一致的,也是武当山道教衰落的真实写照。推测自清乾隆开始至清末、民国期间,东西宫内原明代兴建的建筑群体就已经陆续彻底废弃,而在废弃的建筑堆积上,又开始修建新的建筑,如东宫内西南角尚存的建筑就为民国建筑。
 
遇真宫建筑基址的布局

遇真宫平面布局呈曲尺形,由西宫、东宫、中宫三部分组成,四周为宫墙所环绕。考古揭示的遇真宫建筑基址含明永乐年间至清代早中期建筑基址,其规模庞大,基本结构比较完整、清楚。可知遇真宫建筑群的修建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其建筑基址在技术、建筑风格及材料上随时代和技术发展有所变化,但整个建筑群基本布局、风格为明永乐年间奠定,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延续。

01
遇真宫明永乐年间建筑布局
 
遇真宫在明永乐年间按照官式建筑规制修建,其建筑布局有迹可循,以取正型的布局方法将宫内整体建筑布局定下来,以南北和东西两个方向为主轴线,将各宫及宫内主体建筑群对称排列。

 
第一条南北向主中轴线:以中宫山门—龙虎殿—真仙殿轴线为主轴线,既将中宫内建筑对称分布,又将东西两宫不规则对称分布。
 
第二条东西向中轴线:由西向东以西宫F3—西宫F1—西宫门—东宫门—东宫F1—东宫F3为中轴线。在其前殿与主殿之间两侧置对称的配殿,构成东西宫内的两个主体四合院。
 
各宫内又在总轴线的基础上有本宫内的中轴线。
 
西宫位于中宫以西,经中宫前院宫门处进入,平面布局呈长方形,四面有宫墙环绕,东宫墙处设宫门,西宫建筑群为一两进四合院。宫内中轴线有两条。第一条为东西向中轴线:以西宫门—F1(前殿)—F3(正殿)为中轴线,前殿与正殿之间南北两侧置配殿,四隅两房交接处设抄手廊连接成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一,院内满铺青石地墁,院内设影壁1;第二条为南北向轴线:以F2(偏殿)—F4(偏殿)—F5(廊房)—F6(院二前殿)—F9(院二正殿)—F12(廊房)—水井(J1)为中轴线,院二前殿F6、正殿F9东西两侧设配殿F7、F8,四隅两房交接处有抄手廊连接成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二,院内满铺青石地墁,未设影壁。J1由廊房F12与F9相连接。除院落、房屋外,还存有青石甬路、水沟等相关遗迹单位。
 
东宫位于中宫以东,经中宫前院宫门处进入,平面近正方形,四周为宫墙环绕。东宫建筑群体主次分明,以一个大型四合院为主体,沿四合院建筑轴线对称分布有跨院、房屋等建筑。中轴线有两条。第一条为东西向中轴线:以东宫门—F1(前殿)—F3(正殿)为中轴线,前殿与正殿之间南北两侧置配殿F2、F4,四隅两房交接处设抄手廊连接成一个近似正方形的四合院院一,庭院内设有一条东西向青石甬路,甬路上修建有影壁1,甬路两侧满铺青石地墁;第二条为南北向轴线:以F2(偏殿)—F4(偏殿)为轴线。宫内还存有青石甬路、水沟等相关遗迹单位。
 
中宫同现有地面建筑布局基本相同,仅部分建筑改建和扩建,其中轴线与第一主中轴线共用。
 
02
永乐年间后扩建的建筑
 
永乐年间后的建筑按照年代大致可分为明永乐后至明末、明末至清早中期,这两个时期的建筑一为在原建筑布局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扩建,一为在原建筑布局基础上无规律的修缮扩建。其中,永乐后至明末的建筑还有一定章法,明末至清早中期的建筑则彻底杂乱无章,无法掌握其规律。
 
永乐后至明末的建筑主要以明嘉靖年间扩建建筑为主,这时期的建筑在遵循明永乐年间的建筑布局和轴线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建筑布局和特色。此时的遇真宫在原永乐年间的两条主中轴线基础上,扩建出许多新的建筑。
 
西宫内的建筑在原南北向主中轴线的基础上以F5为轴线,对称修建了院和院四。以新修建的甬路第三段(南北向)为轴线,与F8对称修建了F10,并为抬高F11的规格,修建了院五。

 
东宫内的建筑此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仅修建了一条与西宫沿第一主中轴线对称分布的青石甬路。而这条道路除了交通功能外,在其后也衍变出其他功能。根据从东宫出土的明万历年间碑刻东T3③∶49记载“就敕建琳宫便道之所,造立碑文光扬”来看,当时敕建的便道应为这条甬路。立碑人在甬路处立碑也不可能是心血来潮,在宫内随意建立,只有遵循遇真宫宫内的制度和前人立碑惯例才能顺利立碑,因此推测当时东宫主甬路为遇真宫专门立碑之处。而根据东宫内发现的碑刻数量,推测当年这条甬路已成为遇真宫的碑林。
 
中宫宫内建筑也未发生大的变化,仅在后院修建两座偏门,推测在后院建筑与院墙之间空地也建有连接东西两宫的青石甬路。据当地老人描述,曾见过中宫后院至中宫宫墙铺设有石板道路,后因修房、种地将之破坏殆尽。
  

本文由孙莉、王光明摘编自 湖北省文物局、湖北省移民局、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 编著 《武当山遇真宫遗址》第六章“结语”。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978-7-03-054569-5

本书是介绍湖北省武当山遇真宫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主要描述了遇真宫遗址的单体建筑形制和整体建筑布局,并对遗址内出土的大量明清时期文物进行描述和分类;最后根据相关资料对遇真宫的整体建筑布局、历史功能进行总结和分析;文后附录编入了相关的碑刻研究、材料分析等论文及相关历史文献。本书对明清时期考古、建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为瓷器、碑刻等相关课题研究提供了详尽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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