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商务印书馆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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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商务印书馆里，因有王云五、朱经农二位的提携，地位甚好，朱经农也望他能在此继续干下去。但父亲一直向往着北京，那里浓厚的学术空气、丰富的旧书和古物、众多的学问家，都是研究古史最有利的条件，是上海所无法比拟的；何况又远离苏州，可以将妻女接出，避免旧家庭的刺激，如若在上海，子虬公必说离家甚近，每星期可归，用不着接眷。父亲说：“我是自己有志愿的人，一天不能达到志愿，即兴起一天的悲愤。我若为生计计，商务中薪水这样稳，当然不愿离去。但我总觉得为生活而生活是无味的，一生易尽，若照此蹉跎下去，纵使安稳活着，也只能算作偷活。所以我决心辞出商馆，做自己的事。本年为敷衍经农先生计，当至年终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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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发轫阶段·就职商务印书馆
顾潮
1922年12月初，父亲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专任编辑，与叶圣陶一起编初中国语教科书，又助王伯祥编初中本国史教科书。他与王氏同住永兴路华英公学弄内，两人都喜欢历史，谈论间常常说到古史，颇有商榷之乐。
父亲在馆中工作每日六小时，除编辑教科书以外，杂务很少，星期日常有空闲来研究古史和古籍。他曾将自己研究《诗经》的结果多次写信告与钱玄同，不过却很少得其回信，因为钱氏在上课以外专门找朋友谈天，再加上读书看报，总不得暇闲写信。不想于1923年2月，钱氏突然来了一封痛快淋漓的长信，不但回答了父亲提出的问题，也谈及自己新得到的材料，这使父亲精神上大大兴奋，于是抽出一个星期日整整一天的工夫，写了一封答书，除讲《诗经》的工作外，又把一年来所积累的有关古史见解写出了一个大概。可是过了两个月仍不得回信。当时正逢胡适到上海治病，他在北京办的两种报纸，一是《努力》周报，专发表政论，便托高一涵、张慰慈等朋友代编；二是《努力》所附的《读书杂志》，专发表学术性论文，在北京无人接替，到上海后便交父亲代编。父亲想到寄钱玄同的信已经很久了，不知其对信中所谈作何批评，正可借这个机会催一催，于是就抄出自己信中论古史的一部分加上按语，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题，刊登于《读书杂志》第九期。在这篇按语中，父亲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我们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同时，他又寄钱玄同一信，希望其将辨伪的见解多在此刊发表，以造成风气。信上说：“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1923年4月28日）很快，在《读书杂志》第十期上就刊登了钱氏长长的回信。
以后事情的发展可以说大大超出了父亲的预想，岂止是引起读者注意，简直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在国人头脑里向来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观念，忽然听到这些远祖都不存在而仅是传说中的人物，不禁哗然。多数人责骂父亲，尤其他的“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的意见更被人们简化为“禹是一条虫”而哄传一时，作为讥笑的口实。南京东南大学的刘掞藜及胡适的族叔胡堇人依据了经典作文来批驳，父亲很高兴，认为这是给予他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一个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在6月20日致胡适的信中可反映出当时情景：
接得16日来信，快读一过。令叔堇人先生一文甚好，拟与刘君一文并登入《读书杂志》。我最欢喜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
这一期《读书杂志》，刘文六千字，胡文二千字，我作一跋语三千字，可以齐备。下期我作答文一万字。但答文非二万余字不尽，只能登一小半也。
随后父亲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将“层累说”又继续发展，提出推翻非信史的四项标准：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是时，正逢父亲身体最糟的时候，由于前一年所受湿热未除根，加之上海空气亦很潮湿，便生了一身湿疮，痛痒交作，脓血沾濡。兼以商务印书馆地处闸北，周围都是工厂，空气中充满了烟煤，使他又患了咳嗽，几乎成了肺病，精神甚为疲倦，不得已而请假回苏州养病。自5月至9月的四个多月里，父亲在家读书，轻易不出门；别人知道他有病，也不来勉强他做什么事，连长辈也怕他得肺病，更不来干扰。他与妻女相亲相依，处处感到家庭的温存。他安闲地读了许多书，写了许多有关古史的笔记，将数年来庞杂的见解成立了一个系统，并搜集了大量新材料，可以从容地作文答辩，他说：“我真是想不尽的喜乐，把身上的疾苦一起丢向九霄云外去了！”
可惜这四个月的时间如白驹过隙，一篇答复的长文还未作完，生计负担已迫使他回商务印书馆复职了，只好暂停论战。胡适认为，这次古史讨论“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双方的旗鼓相当，阵势都很整严，所以讨论最有精彩”；他称赞“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是对“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由于当时北京很有几位老先生深怪父亲“忍心害理”，故而他为父亲申辩道：“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父亲欲将研究古史的心得，应用于所编辑的本国史教科书上，他同朱经农商议。朱氏说：“现在的政府大概还管不到这些事，你只要写得隐晦些就是了。”于是在书里，父亲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只略做叙述，并冠以“所谓”两字，表示不真实。这种做法，是商务印书馆所出的教科书里早已有过的，那是20世纪初，他们请夏曾佑所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称三皇五帝时代为“传疑时代”，那时还在北大预科上学的父亲读到此书时曾受震动。然而夏氏写书之时正逢中国被各列强瓜分，谁会来管这古代历史的问题，所以未引起社会上的风波。现在父亲并不比夏氏写得激烈，未料到几年后却给商务馆带来了麻烦。由于这些年的南北纷争，国民渴望统一，1927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建都南京，各省设参议会。山东参议员王鸿一据山东曹州重华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亚三（亦北大同学）等人呈文提出议案，弹劾这本《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说它“非圣无法”，应予查禁。戴季陶（传贤）见此提案，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自信大家是出于一个祖先”；“学者的讨论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教科书上这样写，否则会动摇民族的自信力，必于国家不利。”因为此书已发行二十五万册，当时有人主张对商务印书馆处以巨额罚款，该馆总经理张元济（菊生）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敬恒）出来说情，最后免去罚款，只是由教育部下令禁止发行。这是1929年春天的事情，其时北平《新晨报》以《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报道此事。
那时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馆编辑《小说月报》，他又是文学研究会的创办人，在闸北租了一所大屋，一半自己住，一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聚会场所，或开会，或闲谈、听留声机。父亲到商务印书馆任职后，晚上也经常去那里聚会，和大家讨论些古史及歌谣的问题。1923年1月初，郑氏提议，说我们替馆里工作，一月才拿百元左右，可是出一本书，馆里就可以赚几十万元，何苦来！还不如自己集款办一个书店。大家都同意，讨论了几次，决定每人每月从工资中提出十元储存银行生息，集款到一定的数目时，便可出书了。当时约集十人，有父亲、郑振铎、王伯祥、叶圣陶、周予同、沈雁冰、胡愈之、谢六逸、陈达夫、常燕生，由父亲任会计。周予同为此社起名曰“朴社”，因为他听了钱玄同的课，十分醉心于清代的“朴学”。接着又陆续约俞平伯、吴维清、潘家洵、郭绍虞、陈乃乾、朱自清（佩弦）、陈万里（鹏）、耿济之、吴颂皋等入社。父亲在一年前曾写信与李石岑，谈到学术界生活独立的问题，李氏将此信转与郑振铎、沈雁冰、胡愈之等人，共同讨论，大家认为若要创造一个专心治学的环境，一是要社会捐助，二要自己淡泊自守。现在他们往前进了一步，开始自己行动了，父亲在邀郭绍虞入社的信里说，我们“只希望著述上可以立足的人得终身于著述，不受资本家的压制，社会上的摧残。我们的生活，靠政府也靠不住，靠资本家也靠不住，非得自己打出一个可靠的境遇就终身没有乐趣了”（1923年2月20日）！
钱玄同
为了在生计上站住脚，使学问之事能计日程功，走上轨道，父亲对朴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积极筹划社事，并作了“朴社宣言”及“社约”，经社中改定通过。“社约”中规定社员月交十元，如停交半年，作为自动出社，这样可以淘汰没有常性、不负责任的人，不致像别的有名无实的组织，不死不活的敷衍着。可是其他人均忙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且不免有“贪懒爱写意的毛病”，他们觉得如果不是父亲督促，社事“很难有成”。当父亲在苏州养病期间，叶圣陶来信谈到社事的松懈，一些人已欠交社费，父亲回信说：“振铎是发起这社的第一人，而欠交社费已有三月，诚不得不使人失望。眼看再过三月，就要出社了。我们社里少一达夫之类没有什么可惜，而少一振铎则大可惜。振铎如去，使我们社里减少生气不少。请你和上海的几位社员一致的督促着，永久的督促下去。”父亲不愿见到朴社拆散的不幸局面，他在信里感叹道：“我们现在生活的艰难，社会上不能善用我们的才具，这是可以怨恨社会的。我们对于现在生活不满意，应当设法使将来的生活满意。我们对于现在的社会怨恨，应当努力改造它，使得将来可以消弭我们的怨恨。我们朴社的成立，就基于这种心理上。若不能好好的做下去，使得我们的社无形消灭，而可厌的社会依然如故，违心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一样永久，那是须怨我们自己的没出息，不能怪社会了。”在信里父亲以自己积极的心态鼓励好友，他说：“我的志愿，六七年前已经立定了，但六七年来不能达到。不但不能达到志愿，而困难的境遇层出不穷，身体亦尽管坏。”“这志愿的能不能达到另是一件事，我总照着这方向走。我深知天下只有劳而不获的事，不有不劳而获的事。劳而不获是无奈，劳而获是本分，不劳而获是妄想。我的性质如此，所以一件事，不高兴做则已，既高兴做必用我的全力。又因为任劳必兼任怨，所以我也不怕任怨。”信里还讲到前不久与王伯祥的一次闲谈，王氏说起，世上不会有“自知掮木梢而掮木梢者”，所谓掮木梢，皆旁人批评之词，而当事者方自以为得势也。可是父亲说：“我以为我就是一个自知掮木梢而掮木梢者。我因为应该掮木梢的时候，良心上非掮木梢不可，所以一件很愿做成的事，如无人做，我即尽我的力独做。这固然在己甚劳，在人更可避责，然总比我不做好一点。”他很“希望社中同人都染得我的一点掮木梢精神，大家努力做上去”（1923年6月7日）。的确，不仅在朴社的事上，而且在他的一生中，都贯穿着这种“掮木梢精神”。
那时父亲为了多积些钱，常作文售于杂志，如应郑振铎邀，为《小说月报》作《〈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以后易名为《〈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同时也节制自己在学问上的嗜好，如买书、印格纸、请书记等。不过他也有偶尔“犯错误”的时候。一次潘家洵到沪，晚间父亲和郑振铎陪他出游，顺路到四马路上走走，那里有一家卖旧书的铺子──集成书局——是郑氏认识的，自然要进去看看。父亲看到一部段玉裁的《春秋左氏古经》，是两部《皇清经解》中没有收进的，便出了两元四角钱买了。书铺的人见他买此书，就问他：“还有一部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要吗？”父亲不敢多买书，就搪塞道：“要买《春秋毛氏传》，不如买毛奇龄的全集好了。”他以为此全集必是书铺所没有的。不料书铺的人说：“这里有一部全集，可以看看。”这一部书一向是卖大价钱的，北京的市价须百余元，苏州的图书馆新进买的一部亦八十元，父亲哪里买得起，就说：“我过一天来看吧。”言下之意就是不准备买，可是他们说：“书就在这里，看看也好。”于是就拿给父亲看，并劝他买。父亲既急于脱身，又要想一不伤体面的脱身方法，就说：“我是不出价的，至多不过五十元，你们不肯就算了。”他以为此全集绝不会有五十元的价钱，所以大胆还了这个价，就可使他们收起了书而放他走了。岂料他正要走，他们竟说：“卖给你吧！”父亲感到这犹如晴天一个霹雳，万万想不到。为了不失面子，他无可奈何，只得买了。为此他忧虑了好几日，想不出别的办法，只有再赶作一文，但在拿到稿费之前，只有把代子虬公收的田租暂借来一用。他甚是责备自己，在致妻子的信里说：“这次的事，我不希望你原谅我，只希望你自己不要生气！”又说：“我想以后每取到半个月薪水，就去存储十元，因为这样才可以积钱，否则上海的诱惑正多，恐怕到底积不起啊！”（1923年2月9日）
父亲在商务印书馆里，因有王云五、朱经农二位的提携，地位甚好，朱经农也望他能在此继续干下去。但父亲一直向往着北京，那里浓厚的学术空气、丰富的旧书和古物、众多的学问家，都是研究古史最有利的条件，是上海所无法比拟的；何况又远离苏州，可以将妻女接出，避免旧家庭的刺激，如若在上海，子虬公必说离家甚近，每星期可归，用不着接眷。父亲说：“我是自己有志愿的人，一天不能达到志愿，即兴起一天的悲愤。我若为生计计，商务中薪水这样稳，当然不愿离去。但我总觉得为生活而生活是无味的，一生易尽，若照此蹉跎下去，纵使安稳活着，也只能算作偷活。所以我决心辞出商馆，做自己的事。本年为敷衍经农先生计，当至年终而止。”“我自北大毕业，至今三年，极力要寻得一个安定的生活，使学业与日俱进，而不可得。眼看这般吃人家的饭，听人家的命令做事，尽我的一生也所得无几。若不下一决心，把稳固的饭碗打破了，以后也永永拔不出来。如此，我虽是耄寿而终，也还是一个赍志而没。我并非不愿领受云五、经农两先生的情，但我终不能因为领人的情而夺己之志。我的遭遇如此的苦，在家庭中比在客店还要不定心，身体又如此坏，一年有半年在病中，我若无有志愿，我准可入于颓废之途。现在所以仍能积极，可以说全出于志愿的兴奋。若这个志愿又被压住了，真使我有死之乐，无生之趣了。”（致胡适信，1923年6月20日）
这年底，父亲终于结束商务印书馆的事务，辞职出来，恢复了北京大学研究所的职务，并将苏、沪两地的藏书尽数装箱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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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潮
顾颉刚先生是享誉中外的一代史学大家，他是古史辨派创始人，开创了一代史学新风；他是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他也是“中国史现代化的第一人”。本书系顾颉刚之女顾潮所写的顾颉刚传记。作者通过系统整理顾颉刚遗存珍贵史料，如著述、读书笔记、日记及与胡适、傅斯年、俞平伯等人的书信，以客观平实的笔法叙述了父亲顾颉刚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程，同时也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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