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王国维简介
按：今天是陈寅恪先生逝世五十周年。十年前，笔者曾经在王国维纪念碑前从事志愿讲解活动，其后为当时班级素拓活动“清华人 化学情”（参访校内近现代历史遗迹为主）准备了一份解说材料。今天将此文略改后重发，聊表纪念。“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或者通常称作“王国维纪念碑”，位于一教北侧、工字厅前的小山东麓，坐落在松柏环绕的山脚下，面向东方的日晷与草坪广场，背靠幽林和小山。这种空间布局既让参观者一进入其中就体会到立碑处的庄严肃穆，体现出对王国维先生的敬重尊仰，又与当年教室的布局相呼应，学生们上下课时穿行经过，便可感受此处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一设计充分体现了拟式者梁思成先生的匠心独运。现存碑由三部分构成，碑座为八十年代后补的石制基座，刻饰莲花纹。碑身是原物，但经过修复和重描。碑身正面是隶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是陈寅恪先生撰文、林志钧先生书写的碑文，正文九行，署名三行，是楷书瘦金体。碑身历经岁月与历史剥蚀，留下了斑斑痕迹。碑额是马衡先生的篆额（背面）“海宁王先生之碑铭”，现代描色时，“海”字的两点未着色。纪念碑的筹建始于1928年，1929年于王国维先生二周年忌日立。1966年8月24日，与二校门等文物同时被毁，但碑身犹存，被拉倒弃置。“文革”结束后于旧址复原。设计布局的梁思成先生是梁启超先生长子，撰文的陈寅恪先生是王国维先生的生前至交与同事，纪念碑是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的名义立。由于1930年国学研究院即不复存在，此碑实际上象征着清华国学研究院对自身的总结，也是它在清华留下的最重要遗迹。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著名的历史学家、金石学家、美学家与文艺评论家。曾经担任过宣统朝的南书房行走，伴读皇帝。1924年清华国学院组建时被吴宓礼聘为导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1927年6月8日下午约四时，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他著有文艺理论著作《人间词话》，史学论著《殷周制度论》《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等，其遗稿托陈寅恪先生整理，有全集存世。撰此碑文的陈寅恪先生（1891-1969）出身名门，祖陈宝箴为湖南巡抚，因戊戌变法支持谭嗣同被革职，1900年被慈禧赐死。父陈三立，号散原，是近代著名诗人，1937年8月因忧愤国事在北平绝食而死，年八十五。陈寅恪幼承家学，青年漫游欧洲，学习历史、文字，1924年回国，即由梁启超推荐为国学研究院导师。后仍留任清华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抗战时曾任燕京学校教授（成都）。1946年回清华任教授，1948年12月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逝世。其他参与纪念碑的重要人物中，梁思成先生后任中国营造会社社长，是中国建筑学和古建筑学的一代宗师，马衡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是著名的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碑文部分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前三行概述了立碑的原因和撰稿的目的，是第一段。第二段的前三行讨论了王国维先生的生平治学品质及他的自沉。第一句“士之读书治学”即开宗明义地提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纲领，以此概括王国维平生治学的总纲。针对当时对王国维死因的种种传说，陈寅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写道，“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一人之恩怨”暗指王国维与罗振玉的恩怨。罗振玉与王国维是亲家，据说二人有些经济与家庭问题的纠葛，故当时有人说是罗振玉逼死了王国维。“一姓之兴亡”暗指清朝灭亡，因为有人认为王国维是殉清而死。陈寅恪对此二说均不取，而提出“盖将以一死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即所谓为文化而死，是为了表现自己不与吞噬文化的现实同流合污的高洁。最后几行中陈寅恪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升到“共三光而永光”的至高地位，意在表现自己对这十个字的认同与追求。以下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此碑文的一些意义。首先分析一下王国维的自沉原因，也是人们追问最多的话题。陈寅恪在碑文中给出的原因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他并未讲得更明白。但陈寅恪对王国维的自沉原因是最清楚的。同王国维共事三年来，陈与王已成性命之交，二人常常对坐谈至深夜，而王的遗作又悉托陈氏整理，都显示了二人心灵深处的契合。王国维的遗书说，“人生五十，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仅余一死”，而陈的挽联即说，“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若合一契，耐人寻味。所谓“经此世变”，自然有清王朝覆亡、民国建立的含义在内，也应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含义在内，甚至还包含了对安定盛世消失、军阀混战、神州鼎沸、生灵涂炭、国运如线的深切哀伤。“义无再辱”，历来最为难解，关键在“再”字。有“再”必有始，所谓从清亡入民国，乃是一辱；“再辱”则是从自己独立人格投降向阿附当世的品行。前辱是地位上的屈辱，后者则是人格上的屈辱。作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王国维，自然视人格为人生之大节，“义无再辱”也就可以理解了。有人说，1927年北伐军北上，将要推翻北洋政府，王国维以归顺南方政权为辱。此说有捕风捉影之嫌，未可以为信。民国之后，北京的社会风气日趋腐朽，大学中的无行卑劣者甚嚣尘上，加上军阀的高压统治、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这一切都让王国维所信仰、坚持、传承的传统文化走向消亡。故而让他萌生弃世之念。其次谈一谈碑文的历史地位。作为一篇纪念碑文，何以引来八十年来众多学者对其的研究、讨论和知识群体中的名声？其原因也许陈寅恪本人说的是最准确的。1954年，他在广州对学生汪篯解释不去北京时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我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这反映了陈寅恪对此碑的看重，视其为自己学术生命的宣言书。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篇简单的纪念性碑文，而是一篇承载深刻学术精神的宏文深论。前文中提到它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自我总结，其实也可以更进一步，视其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西方文明来袭时的自我呼吁。碑文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借用了西方的名词，但陈寅恪在碑文中已明确指出，“盖古今贤圣同殉之精义”，即这种品格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固有基因，而不是西方的舶来品。陈寅恪是一位自觉传承传统文化、发展中国史学的大师。他一生治学都以不因袭前人旧说、发古人未发之覆为己任，在晚年（1964年）写的《赠蒋秉南序》中他总结道，“默念平生，未尝曲学阿世”。他的学术生涯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此碑文的意义不仅限于纪念王国维，而且是在于引领来者，垂范后人。现在再来探讨碑文的现实意义就显得水到渠成了。正如前文所说，它的意义之一即是垂范后贤，勿忘学术人格。纪念碑前落叶满阶，无人打扫，灰色的碑石默默矗立，仿佛无人眷顾的落寞者。间或有一两队有人打破岑寂，也不过在指指点点、摇头不解之后匆匆远去，只留下斑驳的光影日复一日地流转于灰石上，投下无尽的叹息。时值立此碑八十周年及陈寅恪先生逝世四十周年，谨以拙文聊寄哀思。（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