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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作为期诣空域的意义销蚀
朱寿桐 | 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史记》三十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江南历史悠久，地域特色明显，文化底蕴深厚。近代以降，中西交冲，上海崛起，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被深度卷入世界市场体系和文明体系之中，逐渐衍变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区域，并牵动和引领现代中国的整体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江南重新绽放活力和魅力，成为中国最受全球瞩目的区域之一。就此而言，江南研究已超越地方性知识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无论研究现代中国何以诞生，研究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还是研究传统与现代的互鉴和融合，江南都是翻不过去的一页。
与江南的活力相对应的是江南研究。自20世纪以来，江南研究早已成为中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累积起极为可观的成果，堪称世界性“显学”。但既有的江南研究多集中于明清时期，且偏重于江南社会经济变迁；有关现当代江南的研究则显得滞后，已有成果亦多局限于专题或个案，对江南区域共同体的形成、演变及走向缺乏通贯和整体的研究。
为了促进对现当代江南的研究，《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起发起“重新发现江南：新问题与新进路”圆桌笔谈。在本期圆桌会议中，王国斌教授指出，重新审视过去千年江南经济史，应考虑商业经济的演变以及政府扩大生产、减少不稳定的努力。葛剑雄教授指出，从地域格局上看，近代江南经历了“苏松常太”到“沪苏锡常”的转换，这其中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国际影响发挥了革命性和颠覆性的作用。王战研究员认为，江南文化崛起根本在于其区别于先秦文化、中原文化的五大特质。朱寿桐教授认为，现代文学颠覆了传统文化中江南审美期诣的意义，江南作为期诣空域的意义销蚀，导致重建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意象面临艰难境地。周武教授认为，开埠通商、工业化和持续的战乱，是促成近代江南变局的最根本力量，深刻影响近代江南全局及其历史走向。佐藤仁史教授认为，从作为“边缘”的近现代江南基层社会出发，将时间和空间相对化，有助于获取新认识。吴滔教授指出，江南市镇史研究需要回归“前乡镇志”时代，对市镇早期历史叙事进行知识考古。顾琴副教授认为，近代江南视觉文化对传统艺术进行创造性转化，具有世俗性、商业性和现代性的特点。
《探索与争鸣》杂志将后续开辟同主题专栏，诚邀海内外各学科学者共同参与，在梳理和反思既有的江南史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江南近代以来的巨变，力求为江南研究开拓出新论域和新进路，并透过江南的再发现，丰富和深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与理解。
朱寿桐教授
文学艺术可以阐释甚至创造一个时代，因为它们足以表现一种时代精神，并通过优美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形象和人文环境，再现那个被想象的时代特征与时代氛围。文学艺术同样可以阐释甚至也可以创造一个空域，因为它们不仅能表现一个空域的地方色彩，更可以通过富有人生质感和情感内蕴的艺术形象与人文环境，承载、强化乃至重造那个空域的文化寓意，并由此调动人们对它的文化想象，于是形成了特定的文学艺术的空域背景。美国的西部、俄国的西伯利亚、英国的苏格兰高地，还有中国的江南，实际上都属于被文学艺术不断表现、再现、强化和重造的空域背景。
江南：从空域背景到期诣空域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表现中，形成传统、历史和经典性思维的艺术成果的空域背景，有塞上，有中原，最突出的则是江南。
所谓空域背景，就是文学构思乃至文化写作中作为背景起着某种参照、召唤作用的空间和地域因素，有时这种空间和地域因素也能作为写作对象出现在作品中。一般而言，特别是在现代文学语境下，这种空间和地域因素往往带着相当浓厚的文化内涵、思想意味乃至政治寓意。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江南作为这种空域背景的意义相当明显。无论是文化意义、审美意义，还是有时寄托的政治寓意，望江南、忆江南、梦江南，早就成为文人骚客竞相演绎的话题，由此形成大为可观的江南文化。其中包含有政治感叹与政治寄托，典型的作品如庾信《哀江南赋》；有对经济文化发达的肯定与羡艳，如《红楼梦》一开始写到江南的代表地域苏州，并说它是“天下第一等繁华之地”，又如宋代词人柳永《望海潮》写到江南杭州的“钱塘自古繁华”；更多的则是对江南美好山水的赞美与丰美人生的描述，例如汉乐府对“江南可采莲”景象的描摹，杜甫对落花时节的江南也备加称赏：“正是江南好风景”，韦庄描述“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于是晏几道“梦入江南烟水路”之后便发愿“行尽江南”。“江南好”成为歌咏的固定题材，甚至成为诗词的一种体式。
正是在这样一种热烈、悠久、丰富的江南文化氛围中，古代文学家将江南处理成一个地理意义上相对模糊而文化意义和审美意义上相对宽泛的空域概念，它有时候明确指三吴都会之地或吴越争胜之域，有时又指广大的南朝制御空间，还有的时候指长江流域重要的经济繁华、自然形胜的社会人文空域，于是人们发现地处“江北”的扬州在杜牧的歌吟中成了“落魄江南”之所，《红楼梦》中林黛玉之父林如海做官和逝世的扬州也成了江南，当地名士都成了江南名士。
在政治寓意方面，江南则成为千古悲情的文化标本，成为一种经典意义浓烈的悲情典故。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之言，与其说在渲染江南美好的景致，不如说是在唤起和激发对江南政治寓意的悲情性感兴。庾信的《枯树赋》等同样具有这样的悲情意义。
在更多的场合，江南则并非承载这种倾诉性的悲情意义，而主要是凝聚和吸引文人墨客由衷向往、期待抵达的情绪的空域目标，我们可以将这种目标意义表述为“期诣空域”。“忆江南”“望江南”“梦江南”的文化指向和审美关涉，都在于对江南的向往与期诣，一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贾母等不时地表达出一种深埋于内心的“回南”情结。套用周作人在提出“人的文学”命题时所揭示的文学创作表理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认识文学家面临的空域人生：“（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很可以供研究之用。”而在第一意义上，可以引申出期诣空域的现象。传统文学中的江南对于许多文人诗人来说代表着理想的人生境地，就是一种情感所系、梦想所钟、人生期待抵达的期诣空域。
文学艺术表现的空域可分为写作主体现实处境的此在空域和主体情感努力排斥、否定的避离空域，以及主体情感向往并希望抵达的期诣空域。过于执着地表现此在空域的作品偏重于现实主义，异常强烈地表现期诣空域的作品偏向于浪漫主义；一般文学创作中，避离空域往往只是作为此在空域的参照物或期诣空域的对照物出现。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在浪漫主义情感和热忱的鼓舞下，同样重视期诣空域的表现，但这种期诣空域疏离了传统文学中被称为文人“栖心之所”的江南。例如，鲁迅的创作一般都能呈现出此在空域、期诣空域交相辉映的格局：此在空域的表现譬如《伤逝》中涓生生活的吉兆胡同与通俗图书馆；期诣空域则如涓生所向往的渔夫奋搏其中的大海怒涛，士兵浴血的战壕，投机家如鱼得水的洋场，豪杰出没的深山密林……这里没有任何江南意象。鲁迅也曾在作品中表现过对于滋润美艳之至的“江南的雪”以及故乡风物的深切怀想，但并非在期诣空域的意义上展开的情感投向。现代文学家在创作中减退甚至消歇了对于江南的期诣热忱，他们常常像涓生一样将期诣空域转向大海，孙俍工《海的渴慕者》、庐隐《海滨故人》都是如此。
江南作为“期诣空域”的意义及其现代销蚀
江南作为传统文学“期诣空域”的原因，不外乎它的自然山水之美，包括“吴山点点愁”、日出时分“红胜火”的江花和春天绿如兰的江水；还有富于佛禅意味的人文气息，包括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烟雨空蒙以及它所承载和展现的富庶豪华景象。这一切对于讲求人生改造、致力倡导民主精神甚至描摹革命意识的现代文学家来说，都显得有些陈旧甚至陈腐、消颓甚至颓废。于是，在现代意识和现代意义的追逐与表现的意义上，江南的特定空域再也不能激起现代文学家的“向往”热忱，也同时消退了他们的“期诣”愿望。
于是，鲁迅通过《祝福》中的“我”告诉读者，江南作为“故乡”不仅不值得“期诣”，而且也不值得留恋：“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连一天也不再愿意多留。于是，作为美好江南的浙江农村，在许杰等作家笔下充满着械斗的野蛮，在鲁彦等人笔下充满着人与人之间的狡诈欺瞒，在柔石笔下演绎着荒诞而野蛮的典妻闹剧，在施蛰存和茅盾笔下充满着现代文明碾压和破坏的痕迹，到处充满着陷阱与障碍。
同样，作为美好江南的代表，苏南农村在谷贱伤农的时代背景下遍布着农民可怖的呻吟，破产的惨呼覆盖了江南的沃土，叶圣陶和洪深从丰收了的江南的秋天写出了严冬般的黑暗湿冷。
江南早已经失去了“期诣空域”的意义，它在现代作家的现代精神和现代意识的观照下变得落后而野蛮、封闭而荒僻、阴冷而幽暗、破败而凄惨！是的，现代文学所呼唤的现代人文精神和现代意识，颠覆了审美意义和传统文化意义上的江南意象。
现代文学热衷于表现的现代意识，无论是在政治革命意义还是在社会文明意义上，一般都以城市生活为基本的此在空域。于是，想象中和回忆中的乡村生活场景常常被特别标示为“乡土文学”之属；“乡土文学”的存在并且一定意义上受重视，这本身就说明现代文学处身其中并勉力建构的意义世界主要体现在城市生活空域。当然，现代文学家的视域是开放的，他们的笔触常常浸润在乡村生活场景之中，江南也是他们常常魂牵梦绕、笔意辗转之所，但他们总像《祝福》中的主人公那样，并不安心享受江南的乡野情趣，而是向往着文明、热烈而充满希望和梦想的都市，这样的都市往往是毗邻江南的上海。叶圣陶塑造的倪焕之（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在江南的乡下到处碰壁，只有到了上海才领悟到社会运动的真谛、人生斗争的真义。柔石笔下的萧涧秋（小说《二月》中的主人公）在江南的小镇遭到流言攻击和宵小迫害，使得他心灰意冷，于是连所爱者的挽留也全然不顾，急不可耐地避离江南赶赴上海。对于与江南生活场景相关的现代作家，真正有意义的期诣空域早已变成现代都市，是像上海这样的文明都市。上海虽也位于江南，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绝不是传统的江南意象，它与“可采莲”的江南、春江水绿的江南、充满禅意的山光水色的江南没有直接联系。上海是中国现代文明的领跑区域，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声响、光色、味道、韵律和节奏。将上海列为期诣空域，完全是现代文学在现代文明意识中的追求、想象与建构的结果。上海作为期诣空域的意义充满着现代文明意识的内涵。
在远离审美享乐主义的基础上，现代文学家不会将文学的期诣空域锁定于传统的江南，实际上是以现代文明的意义消解了传统文学中的江南文化意象。文学的期诣空域离开审美和自然山水意义上的江南后，在上海等现代文明集散地找到了新的锁定目标。具有现代文明意义空间的现代文学创作当然仍充满着期诣空域的描写，这种期诣空域往往必须具备政治的和社会文明的意义空间。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家的作品中，上海成了“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引自穆时英小说《上海的狐步舞》），也不再具有“期诣空域”的意义。特别是具有左翼倾向的青年作家，热烈向往着“到莫斯科去”，他们心目中的期诣空域变成了黄土上的红色根据地，正如沙汀的作品《磁力》所表现的那样。
现代文学特定的意义空间的力度，颠覆了传统文化中江南文化迷人的色彩和审美期诣的意义。中国农业文明时代发挥着最重要的空域意义的江南，在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精神的烛照下变得苍白无力、晦暗闭塞、死气沉沉、阴冷凄恻，浑如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歌吟的那个故乡的场域，也如曹禺《雷雨》中展演的那个想象中的江南旧家的气氛。现代作家也曾有过对于江南的温馨的回眸，代表作品如陈瘦竹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长篇小说《春雷》，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浪漫想象的笔调，讴歌了自己的江南故郡无锡顾山镇周边一群自发坚持抗敌斗争的勇士。这是在“能不忆江南”的悠悠古吟中叙述的并非完全虚构的抗敌故事，字里行间透露着对于江南故乡的“期诣”情怀。但这是在全国文学界抗敌御侮创作热潮中的一朵浪花，与丘东平描写江阴战场的报告文学和类似的小说一样，以时代情感带动起江南书写的热忱，这样的时文写作毕竟无法恢复江南文化的审美力度，更难以真正重铸对于江南的“期诣”心理和文化选择。
以江南为题材的创作，在整个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从未间断，但由于消解了对江南场域和江南文化的“期诣”心理，减退了相关的向往和热忱，这段文学史也就很难重建现代意义上的江南意象。
《探索与争鸣》人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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