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奕詝怎么读
我想给咸丰帝奕詝作传，决非是对他的景仰，因为他太平庸了，毫无文华武英之姿；也非是对他的同情，因为他没有大业未竟或遭人暗算等值得让后人掉眼泪的情事。我只是可怜他。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像绝大多数人那样平常，只因为登上了绝大多数人都梦求的皇位，结果送掉了性命。死的时候，只有30岁，正是古人所谓“而立”之年，他却一头倒了下去，命归黄泉。
——茅海建
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
茅海建 著
314页，平装
35.00元
ISBN：9787108042811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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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皇帝奕詝在位的十一年中，清朝在内战外战中一败涂地，但也开始与世界建立起崭新的联系，很多事件对近代中国具有深远的影响。本书作者没有拘泥于传统的历史叙述，而是带读者直接进入当时复杂困难的局面中，从而理解那个年代被迫丧权辱国的深层原因。咸丰帝一个人的进退成败其实不足以改变历史的方向。借助于谨慎选取的材料，本书重述了这一段历史。
此外，对于咸丰朝的重要人物，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等，在书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目 录
导 言
一 皇四子与皇六子
二 良师荩臣杜受田
三 射偏了的箭
四 “上帝”之祸
五 亏得湘人曾国藩
六 新财源：厘金
七 “造反”、“造反”
八 外患又来了
九 公使驻京问题
十 圆明园的硝烟
十一 真正的宰相
十二 京师与热河之间
十三 笑到最后的人
结 语
后 记
三联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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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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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两次鸦片战争史和戊戌变法史，著有《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苦命天子：咸丰帝奕詝》《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二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等。
空·
笑到最后的人
（选自《苦命天子》第十三章）
站在咸丰帝身边的肃顺，在与奕訢的较量中显得那么自信和自如。如此大事，办起来有如手缚小鸡，一点儿都不觉得费劲。权重一时之际，他也曾环视朝野，谦恭的面容底下是踌躇满志的心绪。我已是当朝天子心目中的头号人物了，就连皇上的亲弟弟奕訢都不是对手，谁堪与我匹敌?他虽然知道这场关系重大的权争尚未结束，仍须与奕訢再战几个回合，但自觉胜券在握，无可畏惧。想到此，他得意地笑了，一副笑傲天下的派头。此时此际，他似乎忘记了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后宫中的懿贵妃，唯一皇子载淳的生母——那拉氏。
在政治斗争中，笑在前面是要付出代价的。肃顺因为他的大意而丢掉了自己的性命。
那拉氏，祖先居叶赫（位于今吉林省梨树县一带），又称叶赫那拉氏。满洲镶蓝旗人，后因位尊太后而抬入上三旗中的镶黄旗。她生于1835年11月，小咸丰帝4岁。官私记载中都称是模样俊丽的美人。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太后中，那拉氏可谓是各种传说最多且最具戏剧化的。经过近些年来历史学家的详细考证，她又成了历朝历代皇太后中身世来历最为清晰者。笔记小说中流传甚广的叶赫部为努尔哈赤所灭时，叶赫祖先誓言“只要还剩下一位女子也必能覆灭满洲”的故事，已被证明是笔记小说家笔下生花的创造；当时官场上议论颇多的她与吴棠（后官至四川总督）的义父女关系，在今日史家的解剖刀下显得无根无据；野史中最为津津乐道的她因来自南方擅唱各种南曲在“洞阴深处”打动咸丰帝心弦，而从宫女中拔出，更被订正为无稽之谈……在一切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统统被粉碎之后，那拉氏让人看起来像一位标准型的良家女子——祖辈皆为北京城里的中层官吏：曾祖父吉郎阿当过军机章京（要缺），后任户部银库员外郎（肥缺），最后在刑部员外郎（从五品）任上死去。祖父景瑞由笔帖式升至刑部郎中（正五品），京察一等，准备外放江苏知府，谁知在道光帝召见时印象不佳，又发回刑部去了。父亲惠征从吏部笔帖式升至员外郎，外放山西归绥道、安徽宁池太道（正四品）。她的母亲也出身于官宦人家，外祖父惠显当过安徽按察使、驻藏大臣、工部左侍郎、归化城副都统，品秩达到正二品。
从这一家庭背景来看，那拉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从未去过南方，入宫前的家庭住址为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今改为辟才胡同）。如此家境，虽谈不上名门闺秀，似也超过小家碧玉。但到了1847年，那拉氏家中出现了恐慌，祖父景瑞因赔银未完而入狱。[1]父亲惠征告贷变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交了9000多两银子，到了1849年，又交2800多两银子，总算将祖父从牢里保了出来。此时正际那拉氏12至14岁，已经懂事了，可以肯定她在此会有一些人生的体会。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大事，是父亲惠征在宁池太道任上遭太平军打击，携带官印饷银从安徽芜湖逃到江苏镇江，于1853年4月革职，不久后在镇江病故了。不过后一件事似乎对那拉氏影响不大，因为她已经入宫了。
按照清朝的制度，旗籍官员的女儿都要参加选秀女。1851年正值选秀女之年，那拉氏恰好16岁，镶蓝旗的官员们也在此年秋天将其登录在案呈送。此是咸丰帝上台后第一次选秀女。
虽说1851年是选秀女之年，但真正选看的日子推迟到1852年3月28日、29日两天。那拉氏细心打扮后乘着骡车来到了紫禁城，随即改变了一生的命运，她被选上了。
咸丰帝奕詝尚为皇子时于1848年成婚，嫡福晋萨克达氏却在两年后去世。1850年，他承继皇位后，追封萨克达氏为皇后，身边的侍妾武佳氏也同时封为云贵人。年轻的皇帝此时后宫空虚，此次选秀女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为了填充后宫。
非常明显，咸丰帝此次最为倾心的是广西右江道穆杨阿的女儿，年仅15岁的钮祜禄氏。两天后，3月31日，敬事房太监传下了谕旨，钮祜禄氏封为贞嫔，命于6月14日入宫。而贞嫔入宫仅几天，便晋为贞贵妃（跳过了“妃”一级），一个月后，便拟为皇后（又跳过“皇贵妃”一级）。1853年11月，未经“嫔”、“贵妃”册封典礼的钮祜禄氏，直接举行了立皇后的典礼。史书上称赞这位新皇后十分贤惠。
《慈安太后便服像》，清宫廷画家绘。“慈竹延清”四字为同治帝所书。慈安太后（1837-1881），钮祜禄氏，1852年立为皇后，咸丰帝死后尊为皇太后，徽号慈安，又称东太后
除了贞嫔钮祜禄氏外，3月31日敬事房太监还传下圣旨：惠征之女那拉氏封为兰贵人，主事庆海之女他他拉氏封为丽贵人，命于6月26日进宫。这道谕旨送至劈柴胡同那拉氏家中时，全家皆沐浴在浩荡的皇恩之中。惠征此时刚刚卸任山西归绥道一职回京，送女儿入宫更是铺张一番。等到完成一切礼仪后，趾高气扬地携眷南下，到芜湖接任宁池太道去了。兰贵人那拉氏与丽贵人他他氏同日受封同日进宫，按理说是平起平坐，但让那拉氏感到高兴的是，在内务府的文件中，兰贵人在前，丽贵人在后。
1852年初的选秀女，咸丰帝究竟选了多少人，至今尚无人认真考证。但从1853年内务府奏销档来看，是年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共计10人。兰贵人那拉氏排在第三位。但云嫔即是皇子侍妾武佳氏，贞嫔钮祜禄氏入宫时由云贵人晋为云嫔。如此算来，那拉氏实为咸丰帝选秀女时看中的第二人。1852年3月的那天，咸丰帝第一次看见那拉氏时作何思想、那拉氏第一次见咸丰帝又作何媚态，今皆无从查清，但从众多女子中能以第二名入选，至少可以证明在咸丰帝眼中她的姿色出众。
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可由官方文献证明的是宫廷地位的升迁。1854年3月24日，咸丰帝晋那拉氏为懿嫔，这是入宫女子中除皇后外第一个晋升的。那拉氏与宫中其他3名贵人由原来的排序在前变成了名份在前。后宫中位居第三的地位极其牢固。此后不久，1855年1月，丽贵人他他拉氏诏封丽嫔，紧跟其后；1855年2月，云嫔武佳氏去世。那拉氏在后宫的地位由第三位升至第二位，但让那拉氏感到十分紧张的是丽嫔他他拉氏此时身怀六甲。1855年6月20日，他他拉氏生下一个女儿，似乎让那拉氏松了一口气，而他他拉氏因生女有功，晋为丽妃，名位又跑到那拉氏前面去了，那拉氏由第二位复降至第三位。
生性好强的那拉氏，决不会甘心地位下降，于是向咸丰帝施展魅力，果然不久后也有喜了。宫殿档册对此次怀孕、生育有着详细的记录。1856年1月31日，总管太监韩来玉传旨：两天后允许那拉氏的母亲入储秀宫住宿。按照宫廷的规定，妃嫔等怀孕8个月左右，生母可以进宫陪待产的女儿同住一段时间。这也是清宫中难得的一项合乎人情的规定。
此后的一切，都依照皇家的规矩。1856年2月1日，钦天监博士张熙也来到储秀宫，查看喜坑的地点，选了一个大吉的位置。2月29日，总管太监韩来玉带来营造司首领太监3名按选定地点刨了喜坑，并随姥姥2名，在喜坑前唱喜歌，安放筷子（取“快生子”之意）、红绸、金银宝。懿嫔那拉氏为此赏了3两银子。慎重准备的喜坑，是为了日后掩埋胎盘、脐带之用，而各种仪式的用意当然超过喜坑的实际用途。也就在这一天，太医院的3位御医为懿嫔那拉氏号脉，认定是“妊娠七个月之喜”。咸丰帝得此消息，下旨于3月10日开始上夜守喜[2]。
参加守喜的有姥姥2名，大夫6名；另外还有那拉氏亲自挑选的精奇呢妈妈里、灯火妈妈里、水上妈妈里各2名[3]。缝制婴儿穿用的衣物等共用去各种绸料156.4尺，各色布料10匹。除此之外，临产时用的大小木槽、木碗、木锨、木刀、黑毡、吉降摇车等也都开始准备。
1856年4月27日中午，总管太监韩来玉向咸丰帝报告：本日巳时(上午9时至11时)懿嫔坐卧不安，似有转胎之象。不久后韩来玉再次报告：本日未时(下午1时至3时)，懿嫔分娩阿哥，母子脉息均安。万岁爷大喜！
终于有了一个儿子了，咸丰帝心中的喜悦难以遏制。懿嫔为大清朝立了大功，当受奖励。他立即拿起朱笔写下一道朱谕：
懿嫔著封为懿妃。钦此。
产后的母亲身体看来欠安。此次晋封的典礼推迟至1857年的1月举行。仅过了一个月，咸丰帝再晋那拉氏为懿贵妃。
《懿妃遇喜档》，“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立”。此为后来的謄清记录。封面题“懿妃”，而正文中均记“懿嫔”，是因生了皇子载淳，很快晋封为妃之故。内页记载了同治帝出生后的情况
那拉氏封为懿妃时，虽在地位上与丽妃他他拉氏扯平，但毕竟受封晚，排列顺序上位于丽妃之后，但受封懿贵妃后，又重新确立了后宫位居第二的地位。“母以子贵”的后宫原则，再一次展示其颠扑不破的可靠性。
过了两年，又出现了小小的曲折。1858年3月19日，玫贵人徐佳氏又产下一位男婴，未经命名当日旋殇。从此至1911年清朝灭亡，清皇帝后宫中再也听不到新生婴儿的哭声了。
一直到咸丰帝去世，后宫的排列次序为：皇后、懿贵妃、丽妃、婉嫔、玫嫔、祺嫔、璷贵人、吉贵人、禧贵人、庆贵人、容贵人、璹贵人、玉贵人……懿贵妃那拉氏稳稳地占据了第二的位子。
然而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外貌，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
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尽管这种说法因那拉氏从未去过南方而显得不那么可信，但也有人称她家里有一位南方来的老妈子，教她学会了南方的词曲和装扮。就咸丰帝的性偏向而言，似乎更喜欢南方缠足汉女。假如那拉氏真有此等优长，似能助其在后宫中出人头地。野史中谈到咸丰帝有“五春之宠”，其中那拉氏被列为“天地一家春”，与圆明园的汉女“四春”并列（详见第七章）。这种提法明显将那拉氏归到南方女子一类去了。
这里讲的是性吸引力，虽然听起来也有几分道理，但此类私生活毕竟与历史发展无涉。官方文献已经证明了那拉氏获宠，至于她用什么手法吸引咸丰帝已无关紧要，因而就此问题深入，似无大的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野史中还宣称咸丰帝曾让那拉氏代阅奏折，参与政务。这件事就大了。披阅奏折是皇帝的专用权，让那拉氏代阅奏折，实际上就是分享皇权了。
沃丘仲子（费行简）著《慈禧传信录》称：
（那拉氏）既生穆宗（指载淳、同治帝），迺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宵旰劳瘁，以后（指那拉氏、慈禧太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指咸丰帝）前道政事。帝寖厌之。[4]
此书作者对那拉氏持批判态度，但他也不能否认让那拉氏阅看奏折是咸丰帝的主意。
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合著《慈禧外纪》称：
慈禧入宫，时时披览各省章奏，通晓大势。[5]
此书作者对那拉氏持赞扬态度，在他们的笔下，似乎那拉氏一入宫就获得阅读奏折的权力。
上引的这两部书，全书错误颇多，为今日历史学家不敢轻易采用，唯独披阅奏折一事，又为各种史籍引用。而咸丰帝让妃嫔代阅奏章是严重违制的行为，咸丰帝是不会对外说，那拉氏也不敢对外说，不可能得到其他旁证材料的确认。这里只能采用情理分析了。
从咸丰帝的角度来看，他倦怠政务，每天又有大量的奏折摆在他的案前，按制当由他本人亲拆亲阅。即便全部发下军机处，至少也得拆封读一遍，不然军机大臣请旨，岂不一无所知，答非所问，闹出个大笑话，皇帝威严的身份大损。在此时刻，让他心爱的妃子代拆代阅，告其梗概，也是有可能的。
从那拉氏的角度来看，她从小读过经、史著作，会写字（尽管错别字一开始仍很多），也有一定的阅读能力。奏折是一种比较直白的文言文，但当时没有今日之新式标点，能够断句，也是一种功力。那拉氏对此毫无困难，这在文化相对不发达的旗籍女子中可谓凤毛麟角。身为皇后的钮祜禄氏，贤惠堪称国母，但她后来阅读奏折中就有读不断句的麻烦。很可能那拉氏是后宫中唯一有能力阅看奏折的女子。
最明显的证据还有两点：一是后来那拉氏当政，对送上来的奏折，惯用划痕、折角等手法。这是历代皇帝爱用、军机大臣心领神会的另一种语言，但当时谁也不会明说。那拉氏若从未阅看过章奏，又何知这些技巧？二是咸丰帝死后不久，那拉氏曾主动要求看奏折（后将详述）。若从未看过奏折，又何来此等胆量？
历史事件的发展一般都会合乎当时的“情理”，尽管随着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些“情理”今日看来很可能不合“情理”。
由此看来，咸丰帝让那拉氏代拆代阅奏折是极有可能的，尽管这一说法尚无扎实的史料根据。若以此作为前提，紧接着的问题是，咸丰帝让那拉氏披阅奏折是想借重她的才识？还是仅想减轻工作负担，让她代劳而已？说得更通俗一些，咸丰帝将那拉氏当作赞画政务的幕僚还是办理事务的役仆？
几乎所有的私家记载在这个问题上都对那拉氏言辞不利，称那拉氏干政。这在当时引起了咸丰帝的警惕。不管咸丰帝如何荒诞风流，其骨子里是愿意做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好皇帝；不管咸丰帝如何违制，但对可能引起纲纪败坏、国脉危厄的现象仍不会放任之。他可能一开始听听那拉氏的政治见解觉得很有意思，一个女人也会关心国家社稷。但那拉氏喋喋不休地说下去，后宫干政的种种历史教训立即会浮现在他的脑海中。咸丰帝很可能对皇后钮祜禄氏说过他的担忧：朕龙体欠安，可能不久于人世，那拉氏若以皇帝生母自居而干预朝政，非为朝廷之幸。笔记小说中对此还有更加戏剧化的情节，称咸丰帝曾写下一条密谕给皇后钮祜禄氏，内容是那拉氏将来“失行彰著”，钮祜禄氏可召集廷臣，当众宣示此谕，赐那拉氏一死。而此密谕的下落，又被渲染为那拉氏得知有此诏书，时时事事礼敬钮祜禄氏。这种恭顺的态度终于感化了钮祜禄氏，一天，她拿出珍藏的密谕当着那拉氏的面烧了。作为历史的真实，咸丰帝有无此一密谕，今日已无从考证，不可能弄清楚。但是这种说法的本身也能说明问题，即使此说全是谎言，至少也可证明捏谎者心中认定咸丰帝对那拉氏是有防范的。
相对于密谕的说法，另一种传说似乎更具真实性。黄濬所著《花随人圣庵摭忆》中称：
……偶与惜阴老人谈及端（华）、肃（顺）遗事，老人曰：“吾有所闻，藏之数十年矣。当时李芍农侍郎（文田）最喜搜拾掌故，钩稽秘闻，一日告予：‘西后（西太后、指那拉氏）先入宫，夏日单衣，方校书卷，文宗（指咸丰帝）见而幸之，有娠，始册封，及晚年厌其专权。文宗最喜肃顺，言无不尽，一日以那拉氏忤旨，又谋于肃顺，肃顺请用钩弋故事，文宗濡濡不忍。亡何，又以醉圭漏言，西后闻之，衔肃刻骨，后遂有大狱。’芍农盖闻于内廷旧监，谈此戒勿妄泄，此外间所莫知也。”[6]
这真是一份完整的记录。作者黄濬听惜阴老人谈，惜阴老人又是听李芍农谈。李芍农是一个关键人物。他本名文田，字芍农，广东顺德人，1859年以一甲第三名高中探花，入翰林院，后在翰林院、詹事府的官职迁转，官至礼部右侍郎。李文田还有重要的差使，就是入值南书房，这可是容易获得宫廷秘闻的地方。而李文田也透露了他的消息来源，即“内廷旧监”，这些人的消息既多，且可靠程度又非为常人可比。
让今日历史学家感有信心的是，李文田的说法，还有两处旁证：一是恽敏鼎著《崇陵传信录》，一是许指严著《十叶野闻》，皆明确提到了“钩弋故事”，但没有说明他们的消息来源。
肃顺向咸丰帝建议的“钩弋故事”，是指西汉武帝于公元前88年杀太子生母钩弋夫人赵倢伃之事。汉武帝奇爱钩弋夫人所生之子弗陵（即后来的汉昭帝），但恐子幼，生母擅权干政，便借细故赐钩弋夫人死，确保不出现第二个吕后。行“钩弋故事”，就是建议咸丰帝杀那拉氏而确保载淳的地位。
肃顺行事专横用极，但若建议“钩弋故事”，毕竟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不是可以随便说说的。因为若不行此计，嗣皇帝继位后受生母影响，会对自己极为不利；若行此计，嗣皇帝继位后念及生母，仍会对自己极其不利。肃顺口出此议，只可能出于两种情况：一是咸丰帝对那拉氏已经恼怒至极，二是他根本没有将那拉氏视作敌手而细心周致。否则，凭着他的机智，他会想出一些更为稳妥可行果效的办法来。
让咸丰帝杀掉那拉氏，超出了咸丰帝的心理空间，他根本上就不会去做。很可能他对那拉氏干政过多，心机太深而不满，但心里仍然是喜欢她的。夫妻之间的事情，旁人是看不清更说不准的。今日雨明日晴，谁知会有什么变故。有一件事又可反映出咸丰帝对那拉氏的宠信。1859年，咸丰帝将那拉氏的亲妹妹指配给自己的弟弟醇亲王奕譞。姊妹二人嫁兄弟二人，虽说是出自圣裁，但谁都能看出来那拉氏的暗中操作。作为结果，她自己生了一个皇帝（同治帝），她的妹妹也生了一个皇帝（光绪帝）。此是后话。
从以上的私家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拼凑出这么一个大致的印象：偏爱南方缠足汉女的咸丰帝，可能因为那拉氏的身上颇有南风而宠之。他可能因那拉氏表现出旗籍女子中罕见的文史之才而让她代阅奏折，而对她的政见却不屑一顾，对她热心政事而抱有警惕。他虽然不愿意用极端手段杀掉那拉氏，但也可能考虑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即留给皇后钮祜禄氏一份密诏。请读者原谅我在这一段不长的描述中使用了3次“可能”。在没有确凿史料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不应该忽视合乎“情理”具有可能性的私家记载；而且许多似无来由的消息，很有可能比官方文件更可靠、更真实。
肃顺是将那拉氏彻底得罪到家了。
除了前引“钩弋故事”因咸丰帝酒后失言泄漏外，私家记载还记录了一些那拉氏与肃顺的正面冲突。
按照清代制度，后妃与外臣是根本见不到面的，更无冲突可言，但咸丰帝“北狩”热河后，宫中的规矩被打乱，肃顺的许多张扬情态都被那拉氏看在眼中，记在心里。
其一，咸丰帝从圆明园逃往热河时，仓皇而无准备。只有咸丰帝一人得宫中一车而行，后妃嫔御，皆是雇民间车马。分给那拉氏的车十分敝旧，且骡尤羸瘠。沿途簸荡，崎岖升降，那拉氏不胜其苦，在车中啜泣。忽然见到肃顺的骡车，便要求换一辆车。肃顺漫应之，称：“中途到哪里去找车?到了宿地再想办法。”待到了某镇市少憩，那拉氏又提起此事。肃顺正在咸丰帝面前奏事，太监等到其退下时告诉他。肃顺不耐烦地答道：“都已经是什么时候了，我还哪有空闲来办理此事！”过了一会儿，车驾启行，肃顺骑马又经过那拉氏的车旁。那拉氏涕泣乞请，肃顺正色厉言：“危难不能与平时相比，此地又从哪儿去弄新车，有辆旧车就已经不错了。你也不看看皇后坐的也是街上雇来的车，其羸敝与你的车相等。你是什么人?想临驾皇后之上吗?”[7]那拉氏正欲争辩，肃顺已策马而去。
其二，在逃跑的路上，沿途供张无办，皇后贵妃不得食，仅以豆浆充饭。而肃顺有食担，供奉酒肉。此事让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那拉氏切齿，但她们似乎不知真相：皇后有单独的膳房，外臣不敢私自供进。此一误会自然没有人为之解开。[8]
其三，到了热河行宫之后，供应仍十分困难。肃顺等人尽力进奉咸丰帝，而抑制宫眷，供应极薄。皇后上食“不过一羹一胾饭一器而已”，贵妃以下，月给膳钱五千。[9]如此算来，那拉氏每天的伙食费不过100多个铜钱。这在百物腾贵的行宫，根本买不到什么东西。
说起来都是一些琐碎小事，但决不能低估这些细故在高层政治中的酵母作用。在权贵政要的心目中，这些生活细节不再具象为车子问题吃饭问题，而是抽象为对其本人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由此判断对其是否忠诚。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所，懿贵妃的住所
精明的肃顺不会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只不过自恃帝宠，没有将那拉氏放在眼里。
除了那拉氏外，皇后钮祜禄氏对肃顺也十分厌恶。不过，钮祜禄氏的理由与那拉氏不同，更接近于道德层面。在热河行宫时，咸丰帝不仅在政治上依靠肃顺等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委托于肃顺。结果原先归由内务府办理之事，如行宫有所修缮，皆命肃顺监督。肃顺等人也由此出入无禁，“寝宫亦著籍，嫔御弗避”。[10]这种破坏后宫规矩不避男女的做法，当然使身为后宫之首的皇后看不惯。热河生活紧窘，咸丰帝吃饭时还设置一“看桌”（所谓“看桌”，即是放置几十种菜肴，但皇帝只看不吃，以显示钟鸣鼎食的皇家风派），皇后钮祜禄氏建议撤去，以节省费用。咸丰帝对此称：“你的话极有道理，不过得问问肃六。”第二天，咸丰帝与肃顺谈起皇后的建议，肃顺回答道，设一“看桌”所费无几，但若撤去，反而会使外间惊疑，皇帝吃饭都没银子了。咸丰帝听后极对心思，见到皇后说：“肃六称不可。”[11]一面是后宫供应不继，一面是铺张糜费，皇后若遭到皇帝的驳斥，倒也合乎夫妻伦理之规定，而皇后遭到臣子的驳斥，天下没有这个理！钮祜禄氏对此十分气愤：这肃老六未免太嚣张了。
身为皇后，身为贵妃，对此只能忍气吞声。在那个时代，一切权柄操自于天子。当肃顺将自己的意旨转化为皇帝的谕旨时，对抗肃顺就等于对抗皇上。钮祜禄氏也罢、那拉氏也罢，对于这一切是不敢言甚至不敢当众怒。她们曾在私下场合发泄不满，但极其注意避人耳目，唯恐有人传到肃顺的耳中。后来的名士薛福成（其兄曾为那拉氏医病）在笔记中写道：
当是时，肃顺专大政，暴横不可制，太后（指钮祜禄氏）与慈禧皇太后（指那拉氏）俯巨缸而语，计议甚密。[12]
说话都要躲在巨缸的后面，那就不仅仅是怕人听见她们谈话的内容，而且还怕人看见她们的私下接触。不过，她们商议之事也确属绝密，是在咸丰帝死后讨论如何处置肃顺。
不管那拉氏做得如何秘密，但似乎没有相瞒于自己的儿子、未来的皇帝载淳。野史中还有一条记载：
穆宗（指载淳）天资英敏，即位时方八岁（有误，当为虚岁6岁、周岁5岁）。知肃顺有异志，尝戏于小刀割菜，呼曰：“杀肃顺，剐肃顺。”及见肃，亦周旋无异他人，故肃不之疑也。[13]
当时的人们决不是害怕肃顺本人，而是害怕肃顺的后台老板咸丰帝。他们在无奈之际已经盘算如何在咸丰帝死后下手，已经开始培育新皇帝的仇恨心理。世界上的一切权臣似乎都难以保全，是因为他们本人并无权，凭借君权作威；君主一变动，他们就万分危险了。
只要咸丰帝还活着，肃顺当可敌天下，要是咸丰帝龙驭宾天，肃顺在理论上就得听命于新皇帝——一个5周岁的男孩。而这位男孩又紧紧依偎在其生母那拉氏的怀里。搂着唯一皇子的那拉氏也知道，咸丰帝不久于人世了。
自1861年4月咸丰帝诏告天下，回銮之事推至秋季再议，自己将“静摄”保养后，身体并没有出现转机，反而是病情加重。没有抗生素时代的肺结核病人也只会如此。他经常咯血，精神不支，有时都不能久坐，只得半倚半躺。
然而“静摄”的生活过于乏味，惯于寻求生活刺激的咸丰帝也总得来点乐趣。此一时期，他最热衷于看戏，档案中留下了不少这方面的圣旨。如：
十一年四月初五日(1861年5月14日)旨：初六、初七日，烟波致爽花唱，新进学生侍候。
“烟波致爽”是热河行宫中的皇帝寝宫；“花唱”是正式扮装的演出，与“清唱”相对；“新进学生”是指刚刚学戏的小太监。又如：
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1861年6月30日)旨：二十四日早晨，着升平署总管太监带领内学首领、斛斗武小旦、武行三人、武丑至如意洲一片云试演戏台。
“升平署”是宫廷戏班的名称，“如意洲”是热河行宫中路湖面的一处洲岛，“一片云”是一水上戏台，供夏季使用。由于几十年不用了，不知是否牢固可用，咸丰帝派了一些演武戏的人试试台子。这一次试演的效果极佳。从此之后咸丰帝看戏就改在此处。天气已渐入夏，此处傍水清凉，晚风习习，更觉得歌舞之妙美。
到了这一年的六月初八日（1861年7月15日），升平署送来次日“万寿节”的戏单（六月初九日为咸丰帝生日，按当时的计算方法为31岁，按周岁计算，恰好30周岁），咸丰帝用朱笔划掉了“四海升平”、“训子”、“教子”、“夜奔”四出戏，并传谕：“四海升平’下次再传。”此时的天下极不“升平”，咸丰帝勾去此戏，是否有感于此？
刚刚过完生日，咸丰帝一下子病倒了，接连躺了10多天。宫廷中陷于一片混乱。而到了8月上旬，只见病情稍有好转，宫中人人都口称万岁，呼喊当今皇上万寿无疆。但是有经验的人似乎已经看了出来，这只不过是临终前的回光返照罢了。
一旦觉得身体尚可支撑，咸丰帝便下令继续演戏，可见他的嗜迷。8月19日传旨：“如意洲花唱照旧。”8月20日，病况转剧，如意洲花唱亦照旧。
1861年8月21日（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是咸丰帝去世的前一日。这一天早上，他在寝宫烟波致爽用餐，传了鸭丁粳米粥。这一天中午，又点了羊肉片白菜、脍伞单（牛肚）、炒豆腐、羊肉丝炒豆芽等，可见食欲尚佳。但他已经感到病情不妙，又传旨：“如意洲承应戏不必了。”[14]当日午后，咸丰帝突然晕厥。内廷中承值的各位大臣不敢散去，都留下来等待着最后的嘱托。
一直到了夜晚，咸丰帝才苏醒过来。大约于晚上11∶40左右（按中国记时为次日子初三刻）宣召大臣入内，在场的大臣有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御前大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一等公爵景寿[15]，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肃顺，首席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军机大臣、吏部左侍郎匡源，军机大臣、礼部右侍郎杜翰，军机大臣、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8人。咸丰帝勉强挣扎，宣谕：“皇长子载淳，著立为皇太子。”又谕：“皇长子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16]前一道谕旨是无可争议的，因为咸丰帝只有一个儿子。后一道谕旨内容极为重要，决定今后政治的走向，肃顺等人请求咸丰帝朱笔亲写。据在场一目击者称：
子初三刻见时，传谕清楚。各位请丹毫。谕以不能执笔，著写来述旨。故有承写字样。[17]
咸丰帝手力已弱，不能握管，遂下令让承受顾命的王大臣“写来述旨”。这两项最重要的工作完成后，已经到了第二天的凌晨。御膳房接到谕旨，“上传冰糖燕窝”，而到了卯时（1861年8月22日早晨5时至7时），咸丰帝最终气绝，升天了，来不及享用冰糖燕窝了。
记录咸丰帝临终两条“朱谕”的《上谕档》，其中军机章京用小字注明：“本日子刻大人们同内廷王、御前大臣一起寝宫召见，面谕并辅政一道写朱谕，述旨后，发下，即刻发抄”。“大人”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内廷王”为载垣、端华，御前大臣为景寿、肃顺。由此记录可证明，“朱谕”不是由咸丰帝亲自写的，而奉旨写的，由咸丰帝发下，即抄
咸丰帝死了，临终将一切政务交给肃顺等人“赞襄”[18]。顾命大臣虽有8位之多，但咸丰帝也知道，这些人的核心是肃顺，是他最信赖的大臣。将后事托付给他，朕在天堂也可放心。他没有将六弟奕訢列入“赞襄”，是害怕出现第二个多尔衮。
咸丰帝死了，肃顺如丧考妣，悲痛无比。奴才对主子的忠诚，在此时显露无遗。尽管咸丰帝的临终指示，实际上是肃顺将近一年来的“工作成果”，同受顾命的8人，是清一色的“肃党”，但亲耳听到恩主的遗言，胸中涌动着崇高的使命感：从此之后，中国政治的方向将由我来把舵了。
咸丰帝死了，消息第二天便传到北京。恭亲王奕訢看到“赞襄政务”的大臣名单中，没有自己的名字，知道皇兄临终前尚未能原谅自己。这明显是肃老六暗地里谗言诽谤，说我有心谋篡，自己的一片忠心无以上达天听。事情决不能这么就完，我还得破釜沉舟再干一场。他知道，一旦被排斥出权力中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就在此时，肃顺的一名心腹领班军机章京曹毓英也暗地里向奕訢输诚[19]，他已经掌握了热河的一举一动。
咸丰帝死了，懿贵妃那拉氏也开始作新的打算。虽说按清代制度，皇帝的生母无权干政，但顺治爷、康熙爷少年继位时，孝庄皇太后博尔济锦氏辅佐新君，功彪史册。再也不能容忍肃老六飞扬跋扈了，为了儿子，我得豁出去与这批人斗一斗，看看到底是谁厉害。她此时手中正握有一方咸丰帝生前赏赐她的印章——“同道堂”。
按照咸丰帝生前的安排，皇位由皇子载淳继承，但因其年幼，在亲政前[20]，政务由“赞襄政务王大臣”主持，也就是让肃顺等8位大臣行使皇权：代阅奏折，代拟圣旨。为了防止“赞襄政务王大臣”擅权弄势，咸丰帝还给了皇后钮祜禄氏一方印章“御赏”，给了皇子载淳一方印章“同道堂”，皇子年幼，“同道堂”印章由其母那拉氏代管，凡“赞襄”大臣所拟圣旨，盖“御赏”之印于起首，盖“同道堂”之印于末尾。也就是说，让钮祜禄氏、那拉氏监督“赞襄政务”大臣，起一种政治平衡作用。咸丰帝的这一安排，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便以谕旨的名义，诏告天下。[21]
左上：“御赏”、“同道堂”印。前者交由皇后，后者交皇子，由懿贵妃代管
左下：“御赏”、“同道堂”印文
右：凡谕旨起首盖“御赏”印，未尾盖“同道堂”印
咸丰帝的这一套政治设计，其目的就是确保皇位能平稳过渡到他的儿子载淳的手中。然而这一套设计看起来十分精美，但不久后就被打破了，问题就出在执掌“御赏”、“同道堂”两方印章的后妃身上。在不具备法治的国度里，任何事先的政治设计都是不能持久的。
1861年8月23日，“赞襄政务”八大臣上钮祜禄徽号为母后皇太后，8月24日上那拉氏徽号为圣母皇太后。并说是两宫并尊，但以时间的先后来贬抑那拉氏。那拉氏对此心怀不满，但未置一词。
1861年8月24日，肃顺等进见两宫皇太后，讨论公文处理程式。肃顺等人主张，奏折由八大臣共同阅看，谕旨由八大臣共同拟定，然后请两宫皇太后分别钤盖“御赏”、“同道堂”之印，但皇太后不得更改谕旨。两宫皇太后坚持要阅看奏折，所拟谕旨经她们认可后方钤印生效。这是“赞襄政务”八大臣与两宫皇太后的第一次正面冲突。
客观地说起来，肃顺等人的方式更符合咸丰帝的临终意愿。咸丰帝虽然发下两颗印章，但只是希望钮祜禄氏、那拉氏在涉及到皇位安危时出面干涉，平日里只是象征性的“虚君”，起震慑作用罢了。要求谕旨经认可后方钤印，当然合乎咸丰帝颁下印章之用意；而要求阅看奏折，等于要求干政。在这场冲突中，钮祜禄氏似乎意志更为坚定。她根本看不懂奏折却坚持要阅看奏折，显然是受了那拉氏的唆使。在此后的斗争中，两宫完全一致行动，钮祜禄氏完全被那拉氏当枪使。
精明的肃顺，此时犯下了第一个错误。他妥协了，同意了两宫的要求。看奏折毕竟是皇帝的权力，两宫口口声声以小皇帝的名义出头，他也难以阻挡。这位风头正健的核心人物在内心里也看不太起这两位年轻的皇太后，钮祜禄氏年方24岁，那拉氏仅26岁。女流一辈能看得懂吗?既然要看，就让你们看好了。过不了几天，成匣成匣的奏折铺天盖地而来，会把你们累死，那时就会知难而退了。他此时心中的大敌，依旧是在北京的奕訢，认为这位控制京城局面的昔日皇弟、今日皇叔，未列入“赞襄”之列，肯定会有动作。当务之急，是先将他稳住。于是，肃顺又以小皇帝的名义发下一道谕旨，既让奕訢参与“恭理丧仪”，又明令他留在北京，不必前往热河。
奕訢在北京收到不许他去热河的谕旨，知道肃顺又做了手脚，可不久后又接待了两宫皇太后派来的密使，嘱其奔赴热河商议大计。他立即上奏，请求奔丧。8月30日，他收到了获准的谕旨，知道两宫皇太后在此也起了作用。
奕訢在动身前，作了细致的准备：确认了京城百官对他的政治支持，摸清了北方兵权最大的胜保、僧格林沁的政治态度，测试了驻京外国公使的政治倾向。一切皆如意。于是他满怀信心，快马扬鞭，北驱热河。
1861年9月5日清晨，奕訢到达行宫。他一头扑向咸丰帝的梓宫，放声大哭。所有的亲情和所有的怨屈此时正随着泪水奔流而下。在场见到这一场景的人们，都被感染了，落泪了。谁说恭亲王有反意呢？自8月22日大行皇帝驾崩后，还没有见谁悲痛到如此地步呢。
祭礼刚刚结束，就传来懿旨，两宫皇太后召见恭亲王奕訢。奕訢奉此，便谦恭地请载垣、端华、肃顺等人陪同入见。
对于奕訢的到来，肃顺是有警惕的。对于两宫的召见，肃顺原想阻挡。但奕訢到热河后对“赞襄政务”各位大臣的毕恭毕敬，出乎其意料。他原以为奕訢会因为未列“赞襄”而大吵大闹，他甚至准备了对付的言词。见到奕訢大方地邀请他陪同入见，反觉得不好意思起来。他对奕訢笑道：“老六，你与两宫是叔嫂，何必让我辈陪呢?”[22]便允奕訢单独入见。肃顺此时又犯下了一个错误。
奕訢与两宫皇太后的会面，达两个多小时之久。当时极为机密的商谈内容，今日已经大白。其中最重要一点是，奕訢请两宫皇太后携小皇帝迅速回銮北京，至时再除“肃党”。9月10日，奕訢再次拜见两宫，继续要求迅速回銮。9月11日，奕訢离开热河。他恐肃顺加害于他，便间道星夜直奔北京了。
就在奕訢赴热河期间，在京的官员们也开始动了起来。其中最为活跃者之一，是饱受肃顺欺辱的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他指使其门生御史董元醇于9月9日上奏，请求皇太后垂帘听政，请求另简亲王贤王辅政。这是对“赞襄”制度的根本否定，是对肃顺等人的公然抗争。此奏一上，京师官员们奔走相告，大家都屏息以观热河的反应。
9月13日，董元醇的奏折递到了行宫。由于两宫皇太后获权阅看奏折，便将之留中不发。9月14日，董折继续留中。9月15日，“赞襄”八大臣进见两宫皇太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宫明确表示赞赏董的主张，八大臣坚决反对。关键时刻，载垣说了一句极有份量的话：
臣等是赞襄幼主，不能听命于皇太后，请皇太后看折亦为多事。[23]
根据咸丰帝的临终嘱托，八大臣的职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其实质是代替幼主行使皇权。若听命于皇太后，那么皇太后实际上成了皇帝，“赞襄”大臣也就变成了军机大臣。争论的激烈也证明了允许皇太后阅看奏折的后果之严重。而真正有权决定一切的小皇帝坐在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的怀中。他从未见此场面，惊怖至极，尿了钮祜禄氏一身。两宫皇太后尽管气愤，但终于知道她们无权将奏折留中。那拉氏不得不将董折发下。让八大臣拟旨。当日递上的旨稿狠狠批责了董元醇，并悄悄影射奕訢。两宫看了旨稿后，拒不钤印。双方陷于僵持。第二天，9月16日，八大臣进见两宫皇太后，又是一番大的争吵。两宫发下了所有的折、谕，唯独不发下董折和八大臣所拟谕旨。肃顺等人见此，决计“搁车”，即停止办公使国家中枢停转逼迫两宫就范。到了这一天的中午，两件公文终于发了下来。获胜的八大臣弹冠相庆，他们只听说两宫皇太后在后宫哭哭啼啼。
上：“祺祥”是赞襄八大臣为新皇帝所拟的年号，当时已铸币、印历，为新君登位贺
下：政变后改年号为“同治”，另铸“同治通宝”
从9月13日到9月16日，整整抗拒四天，两宫皇太后虽然最终失败，但也使京城的官员看清楚：两宫皇太后是制约肃顺党人的唯一力量。那班痛恨肃顺的人们由此将他们的希望转系于太后身上。垂帘听政之议虽被驳斥，但占据了更多官僚的心。他们认为此是清除肃顺的唯一好办法。
此后的一个多月里，肃顺等人柄政作势，两宫皇太后准备回銮，奕訢在北京部署一切，风波未止，争论依旧，但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由于奕訢、那拉氏的细致周密，肃顺在激战前夜依旧无所觉察，反而接连犯了几个错误：同意尽早回銮而丢掉了御林军的控制权；同意回銮时载垣、端华伴随新皇帝而自己护送咸丰帝梓宫。
1861年10月26日，咸丰皇帝的梓宫由热河移返北京。两宫皇太后携小皇帝目送了大行皇帝上路后，坐上了马车，由载垣、端华伴随，分道先回北京。忠诚的肃顺亲送梓宫在后慢慢移动，心中念着旧主的种种圣恩，不尽的思念阵阵涌来。他决心做一个忠臣，将咸丰帝的遗志贯彻到底。
载垣、端华、肃顺想都没有想到，他们正步入奕訢、那拉氏为他们设置的陷阱。
11月1日，两宫皇太后与皇帝载淳到达北京，奕訢率文武百官出城跪迎。在迎候的仪式中，奕訢密告：政变的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11月2日，两宫皇太后召见奕訢、桂良、周祖培等在京大臣，大骂肃顺。那拉氏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革职治罪。而来得稍晚一步的载垣、端华，被拒在门外；当奕訢等人手持诏书，宣布将他们治罪时，他们仍惊异地厉声怒言：“我辈未入，诏从何来?”[24]这两个糊涂虫至此尚不明白，依旧认为拟旨是“赞襄”大臣的专权。当日晚上，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譞带兵赶至百里之外的密云，将肃顺从床上抓了出来。
11月3日，两宫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旨：授奕訢为议政王；由奕訢、桂良、沈兆麟、文祥、宝鋆、曹毓英组成新的军机处。两宫垂帘、恭王辅政的新体制由此建立起来。
两宫皇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进行垂帘听政。两太后面前垂黄色幔帐，皇帝在帘前御坐。在奏事的过程中，大臣们只能听到帘后传出的声音，而不能见到太后的“尊容”
剩下的事情才是罗致肃顺等人的罪名。
11月8日，奕訢上奏开列载垣、端华、肃顺的罪状，一看就是生编硬凑而成。其中最关键者是：“大行皇帝面谕立皇太子，伊等假传谕旨，造作赞襄名目。”[25]竟将“赞襄政务”的谕旨，说成是肃顺等人编造出来的。政治斗争是不讲究事实真相的。咸丰帝临终前手力衰竭不能手写，使那拉氏、奕訢有了构罪的机会，即便咸丰帝亲笔书写，那拉氏、奕訢也会想出理由的。
当日，两宫皇太后以皇帝的名义颁旨：赐载垣、端华自尽，判肃顺为斩立决。此项谕旨立即执行。载垣、端华在监视下于宗人府的空房内自缢。肃顺被押上囚车送往法场。一路上，这一位老六面无惧色，大骂不停，闻者无不惊骇。及临刑，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才跪下，而两胫已折。白光一闪，鲜血四溅。两年前的一幕再现，柏葰的预言成真。
在载垣、端华、肃顺被处死后，其余5位“赞襄政务”大臣也都被革职查办了。
自咸丰帝死后，奕訢一直在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唯恐不测。此时他笑了，笑得那么开怀。他现在的职位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管理宗人府银库，权势正炽。
自咸丰帝死后，那拉氏一直在哭哭啼啼中过日子，受尽屈辱。此时她也笑了，但只是微微一笑，保持着皇太后的风度。奕訢帮助她扳倒肃顺，又富有治国经验，不得不借助之；但奕訢的权重，又使她感到新的不适。4年后，她再施手段，立即让奕訢也服服贴贴。
慈禧太后油画像。画此像时她已当政四十多年
自咸丰帝死后至自己被杀，肃顺仅仅“赞襄”了73天。他拟定的新年号“祺祥”被废置了，成为后来历史学家命名此次政变的名称：“祺祥政变”。他可能在牢中反复地想了很久，总结出许多政治经验，但统统没有用处了。高层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
“祺祥政变”是肃顺的失败，更是咸丰帝的失败。这位生前事事不能敞志的倒霉皇帝，临终前的政治安排，就在其尸骨尚未送到北京前，又被推翻了。
只是后人们发现，在肃顺被诛、奕訢柄政后，清王朝的政策开始调整，到后来，出现了“同光中兴”的可观局面。
[1] 1843年户部银库库丁贪污库银案发，道光帝派大臣至户部银库盘查，查出现银与帐面应存数亏空达925万余两之多。道光帝命从1760年起，历任库官各按在职年限，每月罚银1200两，已故者由其子孙照半数代赔。那拉氏曾祖父吉郎阿任银库员外郎达3年之久，应赔银43200万两，因已故去，减半赔银21600两，限定两年赔完。这笔帐落到那拉氏的祖父景瑞的身上。但景瑞在两年中仅赔了1600两。只是一个零头。户部见期限已过，再三催促，让他至少先赔六成，然景瑞只是再赔200两。由此于1847年6月入狱。后惠征在两年内赔了1.2万两，总算达到应赔数的六成，才保出景瑞。
[2] 妃嫔等人怀孕，一般在近8个月时上夜守喜。那拉氏孕期开始守喜的时间较早，可视为咸丰帝的特别关照。
[3] 精奇呢妈妈里、灯火妈妈里、水上妈妈里皆由镶黄旗、正黄旗披甲人或苏拉的妻子中挑选，主要责任是服侍孕妇，其名称似来自满族的早期宗教萨满教。
[4] 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卷上，第2页。
[5] 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辽沈书社，1994年，第9页。
[6] 《花随人圣庵摭忆》，第430页。
[7] 《清代野史》，第7辑，巴蜀书社，1988年，第173至174页。
[8] 王闿运：《祺祥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24至325页。
[9]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0]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11] 王闿运：《祺祥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25页。
[12]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25页。
[13] 《清稗类钞》，第7册，第3358页。
[14] 有关咸丰帝观戏的档案，皆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第425至427页。
[15] 景寿是咸丰帝的姐夫。道光帝第六女寿恩固伦公主(恭亲王奕訢的同母姐，从小与咸丰帝一起长大)于1845年下嫁一等诚嘉毅勇公、工部尚书博启图之子景寿。景寿于1856年授御前大臣。因为他是袭封公爵，又是公主额驸，故排名仅在亲王之后，位于肃顺之前。
[16]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82至83页。
[17] 《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13页。军机处《随手登记档》有着内容相同的记载：“本日子初三刻，寝宫召见一起，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匡、杜、焦。面奉谕旨，写朱谕递上。发下，当即发钞。”（《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82页）由此可以确认，让肃顺等8人“赞襄政务”是咸丰帝的本意，决非是矫旨行为。
[18] “赞襄”一词出自《尚书·皋陶谟》：“禹曰：‘俞，乃言底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皋陶的意思是“我尚没有自己的见解，还是按先帝的意见去办理。”后“赞襄”解释为赞助之意。
[19] 曹毓英机谋多智，肃顺倚为臂膀。然肃顺后来重用焦佑瀛，让焦入军机，引起了曹的不满，转投奕訢，《热河密札》有人称是出自曹毓英。肃顺倒台后，奕訢引曹毓英入值军机处，可为此事的证据。
[20] 按清朝制度，皇帝至14岁(虚岁)亲政。由此算之，载淳此时虚岁6岁，尚有8年才可亲政。
[21]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85页。
[22]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19页。
[23] 吴语亭编：《越缦堂国事日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1册，第547页。
[24] 薛福成：《庸盦笔记》，第21页。
[25]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14页。
茅海建三联作品八种
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套书，共四册）
茅海建 著
ISBN：9787108061577
定价：395.00元 典藏版精装函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5月
“
康有为充满了宫廷政变的想象力，与精明干练，深谙政治运作方式的太后相比，他仿佛是个旧小说旧戏文看太多的土乡绅。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茅海建 著
577页，精装
2018，65.00元
ISBN：978710806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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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代史上重大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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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十三年的观察使我感到，戊戌变法很可能是一偶发的事件，其发生、发展到最后的结局，充满着变数，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很可能就存在于那些历史的细节之中。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茅海建 著
335页，精装
2018，85.00元
ISBN：
978710806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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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关注戊戌变法中的种种关键环节：“公车上书”的背后推手，戊戌前后的“保举”及光绪帝的态度，康有为与孙家鼐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下层官员及士绅在戊戌期间的军事与外交对策，张元济的记忆与记录，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及其戊戌前入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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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公车上书的策动者似为京官，方法是通过同乡、亲属、旧友等关系；而这种集会具稿、联名上书的方式，原本是翰林院等处京官的拿手好戏，宣南多处地方又是他们集会的习惯场所。甲午战争期间他们已有多次发动，幕后皆有高层的支持者或指使者。……由此，我以为康、梁只是各省公车上书走在前台的众多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而真正的组织者，是京官，幕后还有更高层的操纵者。
从甲午到戊戌：
康有为《我史》鉴注
茅海建 著
565页，精装
2018，123.00元
ISBN：9787108062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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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我史》中最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进行注解。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以期真切地看清楚这一重要历史阶段中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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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用孔子纪年，乃仿效基督教用基督诞生纪年。这是“康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康于此也表现出有立孔教的政治企图。张之洞与康有为之最重要的学术分歧乃在于此 然以当时的政治观念而言，奉正朔用纪年当属政治表态，立教会更有谋反之嫌，康此时虽绝无与清朝决裂之意，但此举必引来许多不利议论。此在康似尚属理念，在张则是政治。
戊戌变法的另面：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茅海建 著
557页，精装
2018
ISBN：978710806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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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张之洞档案”的系统阅读，试图揭示传统戊戌变法研究较少触及的面相， 以清政府内部最大的政治派系之一，主张革新的张之洞、陈宝箴集团为中心，为最终构建完整的戊戌变法影像，迈出具有贡献性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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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代的历史，事实潜存一标准，那就是近代化。离者虽有一时之盛，似终不能长久。本书以《近代的尺度》作题，为明确地开出度量标准。而战争又不能分列冠、亚军，没有第二的存在，只有胜者和败者。中国近代与外国的战争，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恰是一把尺子，量出了“天朝”与“泰西”之间在近代化上的差距。
近代的尺度：
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茅海建 著
378页，精装
2018，65.00元
ISBN：9787108062222
请输入标题 bcdef
两次鸦片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之转折，传统的国家进入了近代的世界。在此转折关头的若干细部，不可不察。作者由此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军事：清朝的军费、兵力、装备、训练水平，以披露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广州入城、西礼觐见、公使驻京以及叶名琛外交思想，以说明“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考察了两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重要战例：虎门之役、吴淞之战、浙东之战、三次大沽之战，以测算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说明传统国家在适应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榫卯不合的种种痛楚。
本书与《天朝的崩溃》构成姊妹篇，先后初版于90年代中后期，也是作者近代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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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长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
天朝的崩溃：
鸦片战争再研究
茅海建 著
588页，精装
2017，72.00元
ISBN：9787108058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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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大量使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奏折和英国所藏中英交涉文件、日本学者汇编资料集等等，详尽考订并重建了与战争相关的大量基本史实。作者抓住几个主要人物为线索展开叙述。从武器装备、防御工事、兵员训练到作战战术的运用；从后勤、兵员调动到军费筹集与分配，更涉及交战国可用于战争的经济实力、他们的战争观（从文化层面言）、战术观(从军事角度言)等等。这些面相在过去的鸦片战争研究中或被忽视，或语焉不详，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响重大，也是百年国耻的开端，本书对当时的人和事的评价，均从事实认定来加以判断，尤其严肃检讨清朝奏折中呈现的天朝心态，直指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该书展现的严谨论证破除过去误谬之学术性，以及避免再蹈历史错误覆辙之强烈爱国情怀，令人读之震撼动容。
本书初版至今二十年，影响广泛，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2014年修订版全面核订了注释、引文中的错讹，重排精装，此次列入“当代学术”书系再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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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很长时间不会去观察江河的潮汐、夕阳的西下、之上的萌芽，不会那么注意神秘无常的天意及其带来的惊讶。“我们”已经习惯于每天打卡式的不变程式的劳作，习惯于符合学术规范的思维与书写。
依然如旧的月色：学术随笔集
茅海建 著
300页，平装
2014，30.00元
ISBN：978710804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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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由各类文章汇集而成的书，内容不那么学术化，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大体可视为学术随笔集。一共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一组作者以往写过的学者人物，如：陈旭麓、黄彰健、卫藤沈吉、朱维铮、何芳川与王天有，都是从对作者本人的私惠、私谊的角度来写的，从中观察学者们的内心追求。第二部分是一组讨论性的文章。关于政治史与社会史，关于中美关系的起源及目前学术研究的水准，关于陶文钊著作的评论，关于杨奎松著作的评论，关于京都大学人文研的研究风气。多是与学界的热点问题、与学术思潮有关。第三部分是过去本人作品的序言。有读者称，茅海建的书写得不怎么样，但序言写得还可以，只去看看他的序言就可以了。于是就将这批序言集中起来发表。第四部分是关于文化生活史方面的文章，虽然其中的一些文章按照正式论文来写，但写时也力求能轻松可读：关于“湖湘文化”，关于龚自珍，关于晚清官员给慈禧太后、光绪帝、摄政王载沣所上的“讲义”，关于“张之洞档案”中礼单、贡品。还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读“醇亲王府档案”、“李鸿藻档案”中摘抄的内容并作背景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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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观察咸丰帝奕詝，恰恰是一种奇特的姿态：他直身躺在时代的分界线上，手和脚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但指挥手脚的头脑却留在旧时代。
苦命天子：
咸丰皇帝奕詝
茅海建 著
314页，平装
2018，35.00元
ISBN：978710804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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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当政的年代，1850-1861，正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年代。太平天国兴起，捻军、天地会的反叛遍及南北，湘军由此而起，厘金随之而生。英国与法国组织联军，再次入侵中国，俄国趁火打劫，美国充当帮凶，新的条约——签订中国后来的许多变局，实肇始于斯。历史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咸丰帝，竭尽心思，却无力回天，自叹且自弃。本书展开了那段历史岁月，引领读者阅读其中的种种情事，曲折幽深。作者描写了历史群像：杜受田、曾国藩、叶名琛、肃顺、恭亲王、那拉氏（慈禧），决定国运的重要任务，栩栩如生。一部传记，一段历史，一种人生与家国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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