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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为何要发动北伐战争?有多少势力参与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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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问这个问题得问我们的蒋总统,那时的老蒋是国民革命军的统帅孙大总统的得意门生,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里忧外患,进步青年们掀起了五四运动,孙中山在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率一帮地方武装力量成立了国民军,进行北伐清政府,具体几股实力可查资料,不过当时的蒋介石可唯是首当其中,显而易见,为什么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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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中华民国革命政府以国民革命军为主力,蒋介石为总司令,发动了北伐战争,目的为了改变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
当时,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形势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各阶层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憎恨日益强烈,渴望早日结束军阀混战,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共产党决定利用反奉战争的有利形势,积极推动人民群众进行反奉倒段的斗争。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受到削弱,革命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帝国主义走狗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段祺瑞已经下台。北洋政府控制在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手中;直系军阀吴佩孚沦为其附庸,占据两湖、河南、河北、陕西,控制京汉铁路;直系军阀的支派孙传芳占据着长江中下游。
北伐的主要敌人:张作霖军(35万人) 、吴佩孚军(20万人) 及孙传芳军(20万人)。
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此时,国民政府内部汪精卫与蒋介石决裂,北伐一度陷于停顿。
“宁汉合流”(两个国民政府合并)后,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伐(二次北伐) ,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也加入进来,直逼北京。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连夜撤离北京。在撤往东北途中的皇姑屯被日本刺伤,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6月8日,国民革命军开进北京,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北伐战争不是军阀混战,它是国共合作中进行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当时的革命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和大、小资产阶级,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北伐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统治中国,成为在国际上唯一代表政权,但国民政府内外仍存在着不同势力割据。
北伐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决裂,导致十年内战。
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两次由从南向北统一全国的例子,另一次是明朝对元朝的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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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表面上是主义之争,但实质上就是一场拳王(统治权)争霸赛。
参战各方都声称是代表人民利益,其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代表人民利益。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是要有一个权威,一个大家都服从的权威,不然天下就要大乱,人民就要遭殃。用古话说,叫做“国不可一日无君”。
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君自然是清朝皇帝。
清廷倒台后,袁世凯控制了全国局势,但袁世凯也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威;因为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国民党,是不甘心看到革命果实让袁世凯窃取的。
而且袁世凯是大清的马仔,各路诸侯也是大清的马仔,他们个个都不是什么泛泛之辈,大家各怀鬼胎,对袁世凯的服从不是心服口服的。
这种微妙的关系,决定了袁世凯对中国的统治是不牢靠的是危机四伏的。
但袁世凯对此没有清醒认识,反而产生了“舍我其谁”的错觉,用倒行逆施、自取灭亡,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一生。
袁世凯一死,潘多拉的魔盒正式打开,因为中国连名义上能够让大家臣服的领袖都没有了,谁也不服谁,谁都对帝王宝座跃跃欲试,谁都觉得自己就是那个问鼎中原的真命天子。
于是一场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的大戏开幕了,这场大戏的男一号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资历很浅,在大清王朝没有担任一官半职,在大清遗老遗少中,没有什么威望和人脉。
但这也是他的优势,因为这是他号召天下的资本。何况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是辛亥革命领导者,是帝制的终结者。
孙中山去世,给蒋介石留下了巨大的政治遗产,让他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占据舞台的重要位置。
蒋中正的嫡系部队黄埔军,有朝气、有知识、有信仰、有献身精神,那些人多势众却是为了军饷参军的军阀部队跟蒋介石的部队根本不能同日而语。
而且蒋介石显示出超人的组织能力,把粤军、滇军、湘军、桂军等7支军阀部队,整合到自己的旗下。
这些部队的首领虽然脑后都长着反骨,但至少在那时候是服从国民党的。
当时国民政府的北伐军队部队统共只有10万,而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就有20万,加上孙传芳的20多万军队,奉系的20多万军队,总兵力在70万左右。
翻遍中国历史,也没有看到兵力如此悬殊的大战。
但北伐军朝气蓬勃、生龙活虎;军阀的部队老气横秋,没有活力。俗话说老虎不能发威的时候,跟病猫无异。
就这样,在1926年7月9日,北伐军10万头初生牛犊出师北伐,他们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声,向70万只病猫发起了进攻。
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时年39岁的蒋介石;总参谋长,是时年41岁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当年只有33岁;可谓是英气勃发,充满活力。
北伐军的各军军长,有四个军长年龄不到40岁,一军何应钦36岁,七军李宗仁35岁,八军唐生智36岁,三军朱培德38岁;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六军军长程潜,都是四十出头。
而奉系和直系的掌门人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是五十多的人了,一方是朝气蓬勃,一方是腐朽没落;一方代表着正义,一方代表着反动;两种力量较量,谁胜谁负,可想而知。
北伐军第一个交战的对手是盘踞在湖南、湖北的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
这时候的吴佩孚,虽然是日落西山,在二次直奉大战中失利了,但吴佩孚依旧手握重兵,旗下有20万军队。吴佩孚仗着人多势众,武器精良,信心满满,觉得打败这些娃娃指挥的北伐军不在话下。
但是双方先后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等战役交手之后,吴军这些军纪散漫的乌合之众马上就原形毕露,一触即溃。
吴佩孚这个军阀里的大哥大,不幸被北伐军打回了原形,成为地道的配角,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往河南。
吴佩孚被打趴下之后,接下来迎战的是有五省联军统帅之称的孙传芳,也是直系军阀,控制着东南五省,是北洋军阀后期实力最强大的一支。这时候的孙传芳,军队也有20多万,财力也比较雄厚。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矛头直指孙传芳。北伐军经过苦战,在同年11月打垮了孙传芳江西的主力,盘踞在福建、江西的军阀向北伐军投降。
接下来北伐军乘胜追击,把目标对准了奉系军队。
在各路军阀中,奉系名头最响,兵力最多,装备最好,还有日本人撑腰。但偏偏奉系的战斗力最差。原因就是军队的班底就是土匪响马和大烟鬼。
郭松龄在奉系的时候,奉系变成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但郭松龄反叛张作霖被杀后,奉系又变成一群草包。张作霖虽然在冯玉祥倒戈的情况下,进了北京,而且还在1927年6月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俨然成为中国的皇帝。
1928年初,蒋介石亲自指挥北伐军北上。冯玉祥、阎锡山也加入到北伐军队伍中,直逼京、津。
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非常识相,于5月30日下总退却令,退回关内。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东北通电东北易帜,宣布效忠国民政府,北伐至此宣布成功,拳王争霸赛蒋介石大获全胜。
补充一点,除了以上三位军阀外,还有盘踞山东的张宗昌也有十余万兵力,是奉系的分支,此人也是个混账透顶、作恶多端的军阀,山东人民对其恨之入骨。1928年4月,张宗昌在四面楚歌中率领部队逃出山东,后来流亡日本,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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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是时势所趋。
袁宫保还活着的时候,北洋政府还能够震慑住绝大多数人,也基本能让各省督军服从于北洋政府的命令。
可是,袁宫保病逝了之后呢?
北洋政府还是那个北洋政府,但对地方却已经失去了不可违抗的震慑力,北洋系更是分化成了三大派系。
皖系段祺瑞凭借着极高的威望,成为了继袁宫保之后,北洋政府的掌舵者,可是他却无法像袁那样让所有人信服。
一则是因为老段此人心高气傲,二则是因为老段用人唯亲而排斥别的派系,从而导致了矛盾的激化。
哪怕是和段祺瑞齐名的冯国璋,背后虽然有直系,可是到了京城之后,却仍然还是遭到了段祺瑞的打压。
北洋系的分化,除了是各方都在为自己攫取利益之外,实际上也和段祺瑞的用人方式有所牵连。
而且即便段祺瑞是皖系老总,但是因为他逐步交出了手中的兵权,他在皖系当中的威望也在逐步降低。
乃至于到了后来,皖系内部都有不少人想尽办法给段祺瑞使绊子。
1920年段祺瑞和吴佩孚开打的时候,若不是皖系内部使绊子,段祺瑞其实未必会输得那么惨。
直系和奉系联合起来打皖系,奉系又打直系,皖系内部有矛盾,直系内部有矛盾,奉系内部也有矛盾。
所以,北洋政府从1912年到1928年历经16年,几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内讧。
各系军阀基本上只顾着自己家里的一亩三分地,又或者去吞并别人的一亩三分地,实力强的则盯着总统府。
如此一来,相互争来斗去的军阀怎么带领国家走出困境?
所以,北伐就成了时势所趋的势在必行!
不北伐,则平不了军阀争来斗去而罔顾国家利益的局面。
不北伐,则无法将多数力量拧成一股绳而形成一个更强有力的机器。
不北伐,则人们无所适从,只知为个人效命而不知为国家效命。
这就是历史赋予北伐的责任和意义,对于当时的局势而言,北伐既是一剂猛药,也是一剂良药。
这场历史影响深远的北伐,又有多少势力参与了呢?
蒋家志清,自不必言。
然后就是广西的“李白”,谭延闿、李济深、程潜、唐生智等根正苗红的北伐军。
后来北伐军势如破竹,匆匆回国并且完成了五原誓师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又趁机投入了北伐阵营。
这些就是北伐的各方势力,当然又以蒋、李二系为主。
北伐的目标则是直系的吴佩孚和孙传芳,奉系的张作霖。
倘若当时阎锡山没有易帜的话,他也会成为北伐的目标之一。
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人虽然同出于北洋系,但是因为不愿放下成见而合作,最终还是被北伐军各个击破。
1928年6月,张作霖在返回奉天的途中,则遭遇了意外而身亡。
张作霖亡故之后,小张夹在各方势力之间头疼不已,但好在没有选择投靠外人,而是选择了和冯、阎一样易帜。
于是,北伐大获全胜。
虽说北伐也没能解决问题,但至少局势要比北伐之前好很多,北伐所产生的这一积极作用毋庸置疑。
最后,北伐说白了也是为了争夺“董事长”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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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伐前的南北形势
1.革命一方的形势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
2月间,两广几经磁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4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13万余人。
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同年初,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开始与“联合讨赤”的奉系和直系军阀作战。2月间,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在直、鲁、豫失败,退往陕西,但是仍牵制着吴佩乎的部分兵力。
4月间,国民军主力撤出京、津,退守察、绥,抵御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三派的联合进攻。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2.北方军阀的形势
全国各派军阀经过多年混战和内部分化,到1926年初,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数省。此外,还有些军阀,控制一省或一省内某些地区。
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拥兵约35万人,内部比较巩固,是这一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其中,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褚玉璞的直鲁军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直系军阀吴佩孚集团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的一部分,拥兵约20万人。吴佩孚虽以直系领袖自居,并受西南和东南地区军阀表面上的拥藏,但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这一集团已元气大伤,所部多系地方部队拼凑而成,内部不稳。吴佩孚还在察东、陕西对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国民政府敌对,处于多面受敌的不利境地。
直系军阀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和上海,拥兵约20万人。由于孙传芳集团从吴佩孚统辖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久,控制东南地区的时间仅一年多,其自身基本部队不多,所部多系刚刚依附的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因而统治地位也很不稳固。
除了上述三大军阀集团外,地方系的各个军阀集团都以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为目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持观望和投机的态度。
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拥兵约10万人。阎锡山既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
长期想称霸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集团割据云南,拥兵约6万。唐继尧虽仍与两广敌对,但因为1925年进攻广西兵败,部属又在积极酝酿倒唐,已不能掀起大的风浪。
四川和贵州境内的军阀多达十几个派系,各自拥兵万人到数万人不等。他们对内互相争斗,对外则政治态度游移,大都在吴佩乎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伺机投靠。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道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
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北伐出师的原因
1.北伐军内部意见的初步统一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
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
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
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4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2.参与北伐的各方势力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
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样,表示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
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饷。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粵,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
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迁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
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刻期出发援湘。
3.北伐军班子的组建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6月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
其他人员为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
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
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
命令宜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
至此,北伐算是正式拉开帷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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