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网友提问：
晋宋文学大家陶渊明，为何“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居呢？
优质回答：
人的信念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作用。但是人毕竟又是一种具有七情六欲的生灵，他的信念的形成、他的心理作用的产生都必须依赖于一种客观坏境与历史文化参照和民族精神追求。
中国历史上像老陶这样的人或许有，像老陶这诗句也层出不穷。但究竟有没有老陶这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情况如今我们不能武断予以肯定。因为我们毕竟是后人，你说有还要有人信呢！
近百年来所发生的事情都有人提出异议，更何况数百年、甚至更久以前呀！
老陶“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居，或许就是一个传说，作为如今的我们还去追究它真假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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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居是因为他看透了封建社会黑暗官场争名夺利，掠夺民脂民膏而不愿同流合污。宁愿过着躬耕自资的田园生活，向往着寻得桃源好避秦的太平安定境地，这也就是他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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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跟他的品性有关系，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归园田居。
不为五斗米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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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陶先生任职彭泽县令的时，手下提醒说：督邮要来视察工作，应束带见之。
陶先生叹息一声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就这么辞官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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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句话不是瞧不起别人，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当时来看，让他束带见之，怎么就侮辱他了？去不相熟的人家讨饭反而不丢脸，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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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个问题，需要先看看督邮是个什么官。在郡县制里，顾名思义，有郡有县，一个郡下辖若干个县。皇帝会派特派员监察郡一级长官的工作，这些特派员称为刺史，后来刺史就演变为常驻的地方官了；郡一级的长官也会派特派员监察县里的工作，这些特派员就是督邮。县令如果为非作歹，督邮就会铁面无私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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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理解了，督邮属于监察系统的干部，本职工作就是给别人挑刺。那么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智慧里，对这个岗位会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呢？其实不难想到，凡是一线的监察官，品级不能高，年纪不能大，资历不能深。任何树大根深的系统，如果要整人，尤其是整那些连大领导本人都不方便动的元老干部，一定会这样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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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级不高，患得患失的心情就不多，而且立功之后的前景好，犯错之后的代价小，所以人就更愿意进取争功。年纪不大，资历不深，工作才有锐气，也不会有什么盘根错节的关系网。而且对于上级领导来说，就算检察官捅了大篓子，是可以轻轻松松把他们牺牲掉的。这种人事安排，是古代政治体制里很经典的关系攻略，你还会在很多地方看到它的各种变体。督邮就是这样，虽然可以监察县令，但级别反而比县令低，年纪一般也比县令小。陶渊明说督邮是“乡里小儿”，就是从年纪上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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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利角度看，督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县令的职业前途，至少想刁难县令一下是很容易的，县令对他们就该连巴结带伺候。就算公事公办地说，督邮的权威来自后台老板的加持，县令就算想打狗也必须看看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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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正统的伦理来看，结论就完全相反了：应该是级别低的拜见级别高的，年轻人拜见长辈，这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如果让一个级别高、年纪大的人穿得规规矩矩地去参拜一个级别低、年纪小的人，这正是孔子最厌恶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可以称为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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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不肯乱伦才辞了职，挨了饿，那么偶尔出门讨两次饭，完全不丢脸。
“乱伦”这个词在古代并不仅限于男女关系，而是像它字面上所表示的那样，凡是把伦理关系搞乱的行为，都叫乱伦。那么我们可以想到，如果是上级长官来了，或者是某位长辈来了，让陶渊明“束带见之”，他肯定不会有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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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学陶渊明的人，有些就没搞清“不为五斗米折腰”背后的制度和伦理逻辑，对谁都不折腰，这就不对了。李白就是反面典型，话一经他说出来，就变成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所以也难怪权贵容不下他。
折腰与否的问题，其实又会牵涉郡县制和封建制孰优孰劣的老问题。郡县制下，各级官员都是临时工，怎么才能保证临时工既不偷懒，又不偷嘴呢？那就多派人看着他们好了。但是，负责“看着”的这些人也是临时工，难道还要另外找人看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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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好解决，所以皇帝一般会两手抓，一手是安排亲信，比如宦官和特务，另一手是设计制度，让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比如督邮虽然有权监察县令，但自己又要受到功曹的监督。儒家意识形态是从封建制里来的，孔子根本就没见过郡县制。所以在郡县制的时代里，打从心里接受儒家思想的人，一定很难适应现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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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字渊明，文字元亮。小时候家里很穷，可是他喜欢读书、弹琴，从读书中得到了很大的乐趣。青少年时代，他也有过远大志向，有豪侠之气。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有济苍生的志向，但更多的是道家思想的影响，他渴望返归自然。
靣对纷乱腐败的社会，陶潜表现了不肯苟合的真性情。人们习惯同一个腔调而好攻击不同的意见，能深谋远虑的人被说成糊涂，正道真行的人被说成狂妄，坦然公正之士不被帝王知遇。对此他慨叹:李广从结发起就与匈奴作战，即使封他万户侯也当之无愧，但英雄壮士竟受到小人的推阻，一尺土地的封赏也沒能领受。陶潜觉得当权者是靠不住的，要保持清高的品性，延性命于乱世，便是隐居这一途了。他也曾经做过官，29岁时因为家贫而去当一个州的祭酒（官名），因难以承受吏治混乱，沒多久就辞职了。后来又任过主簿、参军、彭泽令等职，但当的时间很短。人到中年，陶潜就归隐了。相传他曾因不愿整理装束去拜见督邮，不肯为了五斗米的官俸而自取屈辱，辞去了县令的职务。
辞官归隐的那一天，陶潜特别高兴，觉得从此以后，自己的精神解放了，不必再违心地去做事，原来做官的这种错误想法终于解放了。到了自己简陋的家，僮仆前来欢迎，年幼的儿女在门口等候。庭院中的小路己经荒芜，所种的松菊还依然挺秀。他抱着幼儿进入室内，看见酒已注满了酒瓶。于是拿了杯子自斟自酌，看着庭中的树木，脸上浮现出了笑容。以后的日子，他把污浊的社会关在门外，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闲时看看书。他遭遇到贫困的命运，饭筐水瓢经常空空，因为浚有衣服穿，夏季的粗麻布衣服到了冬天还穿在身上。他亲自去山谷中汲水、打柴，去田里劳作，除草培土。他心中十分愉快，看书、弹琴，冬天晒晒太阳，夏天到泉边洗澡。
晚年的时候，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送给他许多肉，劝他去做官，但他挥一挥衣袖，真正表现了固穷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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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陶渊明，东晋杰出的文学巨匠、诗人、辞赋家、散文家，田园诗派之鼻祖。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隐居，是因为不向官僚权贵而屈服，不为功名利禄所诱惑。从此，他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人格的尊严。这是他的高风亮节和优秀的品质，他也因“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正直清高，成为后世有志之士的楷模。
陶渊明出生在祖上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他从小饱读诗书，勤奋好学。只因他祖上为官清正廉洁，所以他的家族并不是大富大贵，到他这一代与平民百姓的生活差别不大。他深感百姓的生活不易，对底层人物很是同情，立志好好读书，将来做好一名百姓的父母官。
陶渊明的梦想虽好，可当时社会的现实却是相当的残酷。他看到了当时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上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阿谀逢承。因为陶渊明对现实的不满，所以他也就不愿意出来做官，一直是以一边读书，一边做些小差事而打发时光。直到他29岁那年，由于生活的逼迫和无奈，只好托人找到一份官场上的小职员为官度日，以换取银两维持生计。
陶渊明实在是不是做官的一块料，毫无做官的天赋。十年为官，并没有多大的政绩，只因他对当官毫无兴趣。后来当上了彭泽县令没多久，一位都督上级有一天前来视察。陶渊明早就听说这位官员的倚官仗势，粗俗野蛮，在乡里作威作福，鱼肉百姓，所以他只是穿着便衣去见这位都督。那位官员见他的这样无礼，心中大为不满，于是处处刁难于陶渊明，让他倚虎难下。陶渊明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也不愿为着五斗米的俸禄而去为着权贵点头哈腰，毅然决定辞官回家过着田园的隐居生活。
陶渊明回到浔阳柴桑，过上了白天劳作，晚上读书的农耕生活。尽管日子过得很艰苦，但是他的内心却是欢乐愉快，自由自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就有着许多有关他生活的真实写照。在这篇散文之中，有陶渊明的田园山水之情，琴棋书画之情，亲朋好友之情，体现出他“乐天安命”的思想境界。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看起来优雅的生活，清闲而又静好，但是缺少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所有的梦想也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自称“五柳先生”的陶渊明，尽管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只能说是一个合格的文人。隐居只能满足他精神层面上的充实，却不能解决生活上的落魄。他作为一家之主，却不能供养一家老小的生活需求，这也是失去了一个男人丈夫的职责和担当。
《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他把现实中的山水美景和理想中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向往着安宁祥和自由平等的美好生活，以实现人人都能安居乐业，休养生息，丰衣足食。
陶渊明的梦想是人人都为之向往，只是梦想虽好，现实却残酷无情。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平等，生活也好难以达到衣食无忧。同人不同命，有的人大富大贵，高官厚禄，却有许多人怀才不遇，一事无成，贫困潦倒。
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留下了千古佳话，带来了后世许多人的辞官不做，甘为平凡和普通人。人各有志，命运在于自己去把握。官场的危机四伏，不能善于斗智斗勇，难有立足之地。但是沦为普通人就是获得了自由吗？也不是。生活的重担压力山大，同样身不由己，远比在官场上混日子更难。人生不易，不为斗米折腰只是精神可佳，生活中并不可取。因为无论通过哪一种方式谋求生存，都得忍辱负重，面对现实，勇往前行。如果逃避现实，隐身而退，只是更加落魄，枉为人生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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