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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明武宗朱厚照到底做了哪些荒唐事?是昏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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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干得事真是昏君所为,但我总觉得他本性不坏,并非真正的昏君。说起明朝的明武宗朱厚照就想笑,他堪称明朝最荒唐的皇帝。似乎他的心态永远年轻,或者说他的性格顽皮至极。他身为帝王后的所作所为,令人哭笑不得。下面来看看这位勇于创新的帝王做了什么荒唐事吧。
明武宗朱厚照只活了31岁,自己宠幸的妃子和美人无数。但是他一生没留下一个后代,干儿子倒是收了一大把。而他的干儿子基本上都是在豹房里收的。什么叫豹房,所谓的豹房是朱厚照同志在离宫(紫禁城里)苦心孤诣地建造的一个娱乐场所。里面功能齐全:有酒馆、饭店、赌场、青楼、妓院、动物园等等,充斥了一条龙的服务内容~颇现代气息。里面的老板伙计都是朝廷大臣所扮,而宫中的太监和宫女都也扮成小商小贩。皇帝自己呢?通常会扮作公子哥先逛酒楼喝一杯,再去赌场摸一把,赢了钱就径直去妓院嫖一回,妓院里的“妓女”也是精挑细选的绝色美人。
而他的干儿子就是在豹房里收的。他收干儿子没有硬指标,他看哪个官员扮演的角色顺了他的眼、合乎了他的口味,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收人家做干儿子。
这还满足不了他的随性心理,他还跑到宫外去游玩。民间盛传的传统京剧剧目《游龙戏凤》,讲得就是他心血来潮时,微服出巡,在市井游乐,邂逅了美女李凤的故事。在京城吃喝玩乐,又到处游山玩水,身为帝王长期不上朝,也太另类了。
他两岁的时候就被立为了皇太子,父皇朱佑樘对他寄予厚望,因而对其高标准,严要求!希望他能够成为明君,将来大有作为,结果,适得其反,出尽洋相!
朱厚照小时候聪明伶俐,好奇心强!由于从小就被钦定为了接班人,所以他的童趣与快乐都被剥夺了。又由于还没有长大成人,父皇朱佑樘就驾崩了。这样朱厚照似乎一下子挣脱了羁绊,就尽情地放飞自我,使早年被压抑的叛逆心性得到了释放,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于是荒唐得不像话。
在行政上也有类似的表现,如前朝耿直的老臣们的上书劝诫他收敛行为,他却不问青红皂白撤了人家的职务。他的父皇勤于政事,每天早朝午朝忙忙碌碌。他就对着干,来个常年旷工不上朝。他父皇终生只爱一个人,他却后宫佳丽无数。而且还在豹房养各种宠物,根本无玩物丧志的顾虑!他父皇亲贤臣远小人,而他呢?喜欢用太监。
朱厚照所做的荒唐事,和他的家庭教育戚戚相关,根子在他父亲身上。所以说,当父亲非常重要 。我建议:没有父亲上岗证,不准随便结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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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朱厚照,一向被史家列为历代皇帝中最荒淫最荒唐的一个。
中国的皇帝亘古以来,就是荒淫的始祖。有几个皇帝不荒淫?但是为什么明武宗被冠以“最荒淫”?源于明武宗的荒唐。
其实,明武宗朱厚照很聪明,早年他是个优秀的学生,专心勤奋,对师傅彬彬有礼。精于诗歌、音乐和技击。客观地讲,明武宗在位16年,并非一无所成。笔者以为他对明代商业的促进作用,尤为明显。官店自明初已设立,而皇店则始于正德朝。
武宗之荒淫事实,是建豹房,内藏美女,日夜作乐;又喜欢四处巡幸,在民间寻欢问柳,见到中意的女人,就强取豪夺,占为己有,以至百姓惶惶。
武宗荒唐,在于他藐视礼制,视传统宗法如儿戏,肆意践踏,无所顾忌。
1517年鞑靼小王子侵边,武宗化名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领兵马,披甲上阵。
武宗还喜欢与臣下混在一起饮酒作乐,视“君君臣臣”伦常如儿戏。外出巡幸,与臣子往往共用一个女人。1518年10月,武宗在偏头关遇见一个歌妓,魂牵梦萦,成了他心爱的伴侣。她被称为“刘娘娘”。娘娘之称专用于皇后,皇后一向注重德行,称为国母。如今一个人可尽夫的歌妓被尊为“娘娘”的名称,岂不等于说臣民是婊子见养的吗?
武宗后期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一意孤行。武宗的违制忤礼行为受到大臣们的强烈反对,因此我们再看看武宗的荒政与其他帝王的荒政,我们不难看出武宗的逾礼违制超越了他个人行为的极限,其不为正统社会所容纳是一种必然,对武宗的否定,乃是出于维护封建社会体制的需要,给明武宗戴上历代最荒淫、最荒唐皇帝的帽子也就在预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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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历史上,昏君屡见不鲜,在明朝的众多昏君中,明武宗可称得上是其中的“佼佼者”了。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将自己任命为将军的皇帝,还年纪轻轻就把自己的命也玩掉了。明武宗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明武宗朱厚照,明孝宗朱祐樘长子,年号正德,明朝的第十位皇帝。
明武宗是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荒唐皇帝,其贪玩的程度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无出其右,是明朝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位皇帝。
1505年,年仅14岁的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武宗朱厚照贪玩好动,凭借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游戏国政。他废除了尚寝官和在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并以各种理由逃脱经筵日讲,后来甚至连早朝也不上了。品性恶劣、狡诈多端的太监刘瑾,投其所好,弄来鹰犬、歌伎、角抵之类供其玩乐,深得武宗的宠爱。正德二年(1507年),武宗听从刘瑾的主意,下令在紫禁城西北筑起了一片宫殿式的高大建筑,命名为“豹房”。从此武宗和他的近侍人员就朝夕待在此地,沉湎其中,不再回宫。朱厚照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但他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事实上,豹房并非由武宗首创,早在元朝时期就有此风气。
一般认为豹房是贵族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场所,也有人认为豹房里并没有豹子,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明朝是皇帝及贵族豢养动物的鼎盛时期,光北京城内就有虎豹园、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场所,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明武宗命刘瑾在西苑(今天东华门外的报房胡同建造豹房,令江彬广选民间美女充实其中。据《万历野获编》载:“嘉靖十年,兵部覆勇士张升奏,西苑豹房畜土豹一只,至役勇士二百四十名,岁两千八百石,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豹房就像密室彼此相连的迷宫,一些密室专供武宗淫乐,一些是武宗用来玩乐的场地,一些是武宗做法事时所用的场所。武宗用各种手段从各地网罗美女,并把她们置于豹房之中,以便随时享乐。武宗在玩腻了所选的美女之后,又令锦衣卫到京官府第中物色能歌善舞的美女,将她们留在豹房的密室中,待之如妃嫔。一时无法安置的美貌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又令各地贡献珍禽野兽,招纳伶人、僧人、市井无赖、义子等人聚之。
武宗的玩乐之心如脱缰之马,不断寻找新的刺激。他令宦官们开设店铺,自己换上平民服装充作店主,以讨价还价为乐。他又让宦官们开设酒店,弄来宫中美女歌舞助兴。此外,他还经常大搞军事,把太监分成两帮,自己身披铠甲指挥宦官对阵攻打,呐喊声震天,火炮声不断,而得城鸡犬不宁。
武宗每日广招乐妓,荒淫无度。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大火烧到了乾清宫。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乾清着火时,武宗正在豹房,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他见到自己的寝宫被冲天大火激起的火花时,不但没有下令扑救,反而对身边的随从说:“是好一棚大烟后来,在江彬的鼓动下,武宗开始到西北巡幸。江彬对武宗宣称宜府是北方重要的军镇,兵精将广,靠近蒙古,皇帝来到此地可大展大明朝的声威,此外这里美女如云,秀丽,还可以避开朝臣们喋喋不休的劝谏。“豹房”对于不断寻求刺激的武宗来说,也显得乏味了。正德十二年(1517年),在江彬等人的鼓动下,朱厚照离开京城,在宜府建造了“镇国府”,称为“家里”。武宗将豹房内的珍宝、美女运来,填充镇国府,有常驻宜府之意。武宗来到宣府后,在“镇国府”中设立了各种玩乐设施,同时命人把各地的奏章送到这里。武宗的生活更加放荡,经常夜闯民宅,或索要酒食,或抢劫妇女,无恶不作。
他手下的军士竟强拆民房,以门窗作做柴搅得市肆萧然,不得不把门窗都关好。
朱厚照虽然荒淫无耻,在内心里却一直仰慕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武功,盼望着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立下赫赫军功。驻守宣府多少满足了他追求军功的心理。
为了让自己有机会率军出征,武宗实施了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任命。一日,武宗下语任命朱寿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到宣府、大同、延缓去巡查西北部边境正当朝中大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搞不清哪里冒出个朱寿时,武宗却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的身份大摇大摆地率军出京了。
就在武宗出巡时,听说鞑靼兵犯境,心血来潮的武宗急忙亲自带兵赶到应州去迎战。
不料没等他赶到,鞑靼就退兵了。心有不甘的武宗督军穷追不舍,总算追上了一小股鞑靼兵,结果以死伤数百人的代价杀死了十六名鞑靼士兵,自己也险些被俘。但他认为敌军已死十六人,并且退走,认为自己打了大胜仗。于是在回京之时,令文武百官迎驾于德胜门外。彩幛数十,彩联数个,众大臣冒着雨雪等了一天,直到傍晚,才见他坐骑红马,身披战袍,在火把照耀下,由兵士簇拥着,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扬扬得意而来。
从此以后,武宗对这种“出巡”产生了巨大的兴趣。正德十二年,武宗准备西巡太原。武宗怕大臣阻止他的西巡,于是以抵御北寇为借口,拟了一道荒唐的“敕令”:“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征讨。”这里的大将军当然是武宗自己了阁臣不想拟诏令,阻止武宗西巡,他竟拔刀相威胁,后来看没人给自己拟诏令,武宗于是在第二天天还没亮时悄然出京。在西巡路上,无论官家民家,已婚未婚,只要是武宗看中的妇女,一律占有。太原晋王府乐工杨滕的妻子刘氏,不仅有倾城之貌,还能歌善舞,武宗如获至宝,将其占为己有,带回宫中,称为“美人”。每一次出巡回来,他的队伍都满载着金玉玩器、美姬艳妓,仿佛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俘获了无数战利品一样。不久之后,武宗又准备南巡,并下了诏令。然而武宗的诏令遭到朝臣的群起反对,他们先后上疏劝阻。武宗先是不理,后来大发龙威,将反对的大臣抓入狱中,又对他们施以杖刑,结果有几人当即死于杖下。金吾卫指挥事张英,以死相谏,竟袒胸持剑自刃、血流满地,后来遭杖击而死。大臣们的浩然正气,使武宗不得不取消这次南巡行动,然而在劝阻的过程中有十五人被武宗刑杖送命。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此后,武宗仍在豹房中照旧纵情荒淫,他的身体日益虚亏,虽然太医们尽心治疗可还是没有挽回武宗的生命。后来武宗病死于豹房,结束了荒嬉无度的一生,死时才3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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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个人之前曾写过关于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的推文,下面再度修改引用,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从传统的儒家思维来看,正德皇帝是离经叛道的,肯定算不上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但抛开正史的评价,我们再去看正德皇帝,就会发现,他也绝非昏君,而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主见的变革型皇帝!
事实上,正德和雍正一样,都是被后世过度丑化的。虽知道,明清两代,乃是我国野史小说发展最为繁荣的时期,涌现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
而这些文人骚客以历史为主题创作的野史小说,里面添加了作者大量主观臆造的内容,严重的歪曲了事实,从而很容易导致我们后人对历史人物的原型有了错误的评价和认识。而其中受害最深的历史人物,莫过于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了!
首先是明武宗朱厚照;
他就是我国史上最有名的“顽童”皇帝,后世史书对他的评价,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差评。说他贪图享乐、荒淫无耻、沉迷酒色、荒废朝政,甚至将其刻画成一副地痞流氓的形象。
稍微总结了一下,后世文人评击正德皇帝,无非基于这三点:1、重用宦官,残害忠良;2、修建豹房,沉迷女色;3、自封将军,耽乐嬉游。
然而,这些“罪状”虽然都有部分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但更多的却是文人们的添盐加醋。 比如:正德皇帝重用刘瑾等奸宦,确实是一大污点。但事实上,正德皇帝绝非真的不辩忠奸。他同时也重用杨廷和等名臣,主持朝政,改革弊政。此外,对于反对和批评他的一些大臣,正德皇帝也都不加以追责。
像拒绝为他打开城门的宣府御史张钦,正德皇帝不仅不予责罚,反而下旨称赞他“勤恳忠勉”;还有处处和他针锋相对,讥讽他为宋徽宗的扬州知府蒋瑶,他都只是一笑而过,而蒋瑶后来还官升至陕西参政。
至于后面两点,就黑得更离谱了。比如:豹房;的确,正德皇帝修建豹房这件事是不假的。但事实上,明朝是我国历史上帝王豢养动物最鼎盛的时期,京城内建有虎城、象房、豹房、鹁鸽房、鹿场、鹰房等多处饲养动物的场所。既然其他皇帝都有建,又为何偏偏只批评正德皇帝一人?再说,清朝皇帝花几代人时间,耗费大量金银修建了圆明园,为什么就没人说他们昏庸呢?
更离谱的是,那些文人骚客甚至写他强抢民女,写他大肆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还流传出《游龙戏凤》这样的风流戏目…… 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如何,稍微用脑分析下就知道,明显是夸大其词的!
接着说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真实的雍正,其实是一名勤政爱民的好皇帝。然而在文人的笔下,他却变成一个冷血无情的“冷面王”。
后世文人批评他大兴文字狱,残害读书人。但其实,雍正大搞文字狱,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那些反对改革的大臣的无奈之举罢了。 然而,这些文人却一方面用藏头诗的方式,对雍正暗潮热讽;一方面又写大量的野史小说,中伤抹黑,甚至妖魔化雍正。写他篡改遗照,迫害手足,组建血滴子等等。
民间广为流传的雍正修改康熙遗诏正是这些文人的杰作。他们在野史小说上,写雍正在遗诏中“改十为于”,硬是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但事实上,在古代正式书文中,一般用“於”,而不是用“于”。他们甚至把雍正的死因“改编”小说,让民间流传着,雍正是被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所刺杀的传说。
而实情是,雍正在位期间一直“以勤先天下”,他很显然是操劳致死的。然而,对于这位为国操劳致死的皇帝,那些文人骚客却毫无怜悯之心,而是能黑就黑,甚至是为黑而黑,通过野史小说让雍正在民间名声狼藉。可见这些文人之狠毒!
而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抹黑的野史,重新来审视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在位期间的举措,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失为利国利民的守成之君!
接着继续说说正德皇帝;
正德这位年轻敢为的皇帝,在位期间还是敢于突破固有制度的束缚,推行变革的。其实,正德有两大造福于百姓、有利于国家的举措。一是实行江南赋税改革,任用重臣杨廷和,主持赋税调整,改变了自朱元璋起江南赋税过重的局面。从正德八年起,在江南各地全面推行的赋税改革。改革不仅减轻了江南当地百姓的负担,而且仅用了两年时间,便还清了江南地区自弘治晚期以来,拖欠朝廷累积达十年余之久的赋税,改善了弘治年间的财政困局。
二是开展沿海“市舶司”改革,进一步强化市舶司的收税职能。这项改革打开了解除海禁的第一步,实现了明朝外贸收入的增长,拓宽了明政府的税源。 一个被刻意埋没的事实是,正德在位十五年间,明政府实际财政收入,其实要远高于其父皇十八年的“弘治中兴”时代!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雍正皇帝;
雍正在位时间被正德还短一些,但其功绩却更大。雍正年间推行的三大改革,对后世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推行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废除官僚集团特权,缓解帝国的财政压力和百姓的负担;
2、推行摊丁入亩政策,直接取消了人头税,全都按照土地多寡来收税,打击了富人的利益,减轻穷人负担,有效平衡了社会的贫富差距;
3、开豁贱籍,削弱人身依附关系;前两项改革可以说是从经济上促进社会公平,而这项则是从法律上推动了社会公平。这项改革彻底废除了过去残留于社会的类似于奴隶制度的条规,从而保障了底层人民的利益,给了他们重获新生的机会。同时,进一步释放了社会劳动力。
雍正一系列改革的推行,极大的充实了清王朝的国库。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剩区区几百万两;而到雍正死时,清王朝的国库,存银已高达近6000万两之多。
而且,乾隆年间的太平盛世和人口暴增,无不得益于雍正摊丁入亩和开豁贱籍两项政策的落实。如果不是雍正打下的扎实基础,估计这大清的国库,早就被乾隆爷给败光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会遭到文人如此不公正的评价呢?
其实,归根到底无非就是利益问题。正德和雍正两位皇帝,虽然身处的时代和推行的政令都不同。但他们都是希望通过改革,来突破当时固有体制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达到让利于民的目的,实现国家的图治。但这就触动到那些官绅阶层的既得利益。
于是,他们便会联手来抵制改革,甚至对皇帝横加诋毁。 而那时的普通老百姓,文化水平是相当低下的,但崇儒的思想却是根深蒂固。因而,他们很容易就被这些官绅阶层所误导,站到这些官绅的阵营里面,不仅使正德和雍正的改革举步维艰,还让两人在民间名声昏暗。
古代的官绅阶级,表明上饱读圣贤书,处处标榜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心底里所认同的其实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个道理。
因此,当自身的既得利益受损,什么视君入父,什么忠君爱国,都不过是屁话而已! 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前赴后继考取功名,不仅只是为了登入庙堂,光耀门楣,实现自己的抱负;更多的是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其实说白了,就是升官发财!
因此,如果皇帝的改革触动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就会披着忠臣的外衣,端出一大堆的儒家治国经典,处处引经据典的来反对皇帝的改革。这时,如果皇帝杀他们,就会落得个残害忠良的骂名;如果不惩治他们,他们则会得寸进尺,进一步逼迫君上,甚至抹黑丑化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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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玩罢了,不是昏君。另外就是没有继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