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百科网友提问：
《静静的顿河》是一本正能量满满的书吗？为什么能在前苏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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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表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迅速地被翻译成各国语言畅销于全世界。人们把肖洛霍夫比作“草原上突然展开翅膀的雏鹰”。然而没过多久，前苏联文学界就开始暗传肖洛霍夫并非《静静的顿河》的原作者，而且越传越厉害。显然，在某些人看来，如此优秀的小说出自这样一个年轻人之手实在是不可思议。翻开肖洛霍夫的个人档案，他在1920年15岁的时候参加了红军，进入粮食征购队，先后担任过机枪手，粮食征集员和检察员，没有特殊的机遇，没有辉煌的经历，一个不满20岁，又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艺术熏陶的人，怎么能够掌握如此娴熟的写作技巧？况且在那个大饥荒的非常年代，环境异常的艰苦，当好一个“粮食征购员”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哪来的时间和经历进行构思与创作？他那简单而微不足道的个人经历，又何以能够产生出如此丰富的感受，写出具有如此深刻思想的作品呢？还有一点，肖洛霍夫并不是哥萨克人，而且他呆在顿河一带的时间也不长，活动的范围也非常有限，而在《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中，除了详细地介绍了顿河地区哥萨克人的生活习俗，地理面貌夕卜，还用了很多的方言俗语。既没有什么文化背景，又阅世不深，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考察体验哥萨克族民间风情的肖洛霍夫怎么在短时间内获得、组织、整合这些素材进行创作呢？一句话，肖洛霍夫决不可能是小说的原作者。
谣传越传越厉害，以至于“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都不得不出面对此谣传进行调査。他们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委员会，经过调査后宣布：一切的怀疑、猜测都是谣传，都是阶级敌人企图诋毁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风波表面上暂时平息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虽然对肖洛霍夫的怀疑表面上停止了，但私下的怀疑从未断过。1965年秋，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肖洛霍夫，有关肖洛霍夫的流言一下子全都从私下冒出来了。在当时前苏联一份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锤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是《一个不应该忘却的名字》。文中讲述了十月革命前，顿河地区一个名叫克里柯夫的哥萨克作家，将自己对哥萨克族社会历史的认识，对苏维埃国内战争的感受和理解记录下来，装在一个铁皮箱里。不料，他后来客死异乡，铁皮箱也遗失了。同时，文章还特别介绍了克里柯夫的个人经历，几乎跟小说中的主人公葛利髙里完全一样。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该文的矛头是直指肖洛霍夫的。随后，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即以“本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了题为《一个不应该被复活的名字》，与《一个不应该忘却的名字》针锋相对。对《静静的顿河》作者的追究完全成了政治的斗争。
70年代，对谁才是《静静的顿河》作者的争论再掀髙潮，重新挑起争论的是前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参与发难的还有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和前苏联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的领袖麦得维杰夫。麦得维杰夫在他出版的一部专著中说:“一个23岁的作家，他的生活经历只限于征集粮食和写一些拙劣的作品，他的创作经验也只限于写一些故事，他怎么能够勾画出这幅时代的图画，勾画出这场战争和革命时代顿河人民的悲剧呢？”至于斯大林那已定居美国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则说：“人人都知道，他是把从一名死去的白军军官那里偷去的那些稿子，放进了这部书里。”
而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要那样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他与肖洛霍夫之间有着个人的恩怨。肖洛霍夫与索尔仁尼琴是在1962年12月赫鲁晓夫会见知识分子的集会上认识的。当时索尔仁尼琴刚登上文坛，很想结识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就主动向肖洛霍夫打了个招呼，两人握了握手。见面会后索尔仁尼琴给肖洛霍夫写了封信，“由于在见到您之前我被介绍给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因此未能向您表达我的不可改变的感情，我是多么敬仰不朽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从这封信来看，当时的索尔仁尼琴毫不怀疑肖洛霍夫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收到信后并没有给他回信，不过肖洛霍夫对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几年后肖洛霍夫读了索尔仁尼琴的剧本《胜利者的盛宴》和小说《在第一圈里》后非常生气，于是在1967年9月8日给前苏联作协书记处写了封信，信中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我有一段时间对索尔仁尼琴形成这样的印象，觉得他是一个患夸大狂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他过去坐过牢，没有经受住严酷的考验，精神失常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能信任这个人，把笔杆子交给他。因为一个对思维活动失去控制、对1937年和以后的年份的悲剧事件病态地感兴趣的凶狠疯子，将会给所有读者、尤其是给青年带来巨大的危险。而如果索尔仁尼琴精神正常，那么他就是公开的和凶狠的反苏分子。在这两种情况下，索尔仁尼琴都不应呆在苏维埃作家协会的队伍里。我无条件地赞成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索尔仁尼琴知道这封信的内容后，便怀恨在心，对他所“敬仰”的“不朽的《静静的顿河》的作者”发起了攻击。从此之后，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抨击着肖洛霍夫，他不断地质疑《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究竟是谁，以至于历史给了很多有力的证据后仍不罢休。而肖洛霍夫本人则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就对此一直保持沉默，任由世人对己评说，直至肖洛霍夫去世，人们依然对此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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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里以主角葛利高里为代表的的顿河哥萨克，对家乡、对如同他们父亲般的顿河有着无限的热爱和眷恋。每当载着回乡哥萨克的火车经过顿河时，“顿河爸爸”的优秀子孙们总会将身上的一切物品毫无犹豫地扔进奔腾的顿河中，以回馈“父亲”对他们的养育之恩。生于斯长于斯的哥萨克们坚信，这片由他们祖辈们汗水和血水浇灌的顿河土地只能由他们来守护和耕种。他们并不关心今天彼得格勒的主人又换成了谁，对革命的意义也并不十分理解，但当外来的红军踏进顿河流域，四处奸淫掳掠，杀害无辜，为“庄稼佬”（顿河哥萨克对外来无地农户的蔑称）从哥萨克手中夺取土地，打破他们原有的生活秩序时，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揭竿而起，和邓尼金他们一道将布尔什维克驱逐出去。
但对哥萨克而言，以邓尼金、科尔尼洛夫为首的、同样是外来者的白卫军也未必是福音。白卫军的高层多出身于上流阶级，极度注重礼仪和等级，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充满泥腿子气息的哥萨克和他们一比反而更像布尔什维克。白卫军将领们除了驱使哥萨克们为“祖国”献身外，并没有为他们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对哥萨克们的自治要求更是不屑一顾（很有意思的是，小说里不少哥萨克人都认为“哥萨克”和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是属于不同的民族，包括葛利高里）。所以，当哥萨克骑兵一踏出顿河疆土，战意就急剧下降，他们不愿继续为除了自己家乡以外的其他东西流血，不愿为“复兴俄罗斯”的“伟大事业”做炮灰。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一度强盛的南俄白卫军走向败亡。
《顿》诞生于斯大林时代，基本以哥萨克们的视角展开情节，但肖洛霍夫在书里对各个势力却很难得地保持一种公允的态度，不去过分批判或赞扬任何一方：布尔什维克们拥有崇高的理想，不过在实现理想的过程中逐渐被暴力、权力还有仇恨侵蚀，将哥萨克们一次又一次地逼向暴动；之前有在苏俄文宣中以大反派形象登场的科尔尼洛夫、邓尼金和卡列金等高级白卫军将领在书中则是有理想、有担当的领头人形象，只是和布尔什维克处于不同立场。至于作者倾注了最多感情和心血的去描绘的哥萨克群体，既有虔诚、淳朴、乐天的一面，有也中世纪式的愚昧、贪婪和嗜血。肖洛霍夫用自己的笔忠实地记录了红白双方还有夹在中间的哥萨克们在那个大变革年代里的选择和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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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俄罗斯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学传统，从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果戈里到后来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无数的文学大师，这样丰厚的土壤为肖洛霍夫这样的优秀作家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其次，斯大林的慧眼识珠也是《静静的顿河》大获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小说的第三部主人公参加了白匪军，而且描写到了红军过度征粮的史实——后来苏联党史也明确提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出版时屡遭拒绝，是高尔基将肖洛霍夫介绍给斯大林，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小说第三部才最终顺利出版，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名著。
斯大林是一位有非常高的文学修养的领导人。我们都知道斯大林出生在格鲁吉亚，但早在少年时代他就同时掌握俄语和格鲁吉亚语，能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两种语言写诗，而且在发表后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后来读的东正教神学学校，准备毕业后成为神父。东正教神父必须精通古希腊语，斯大林的古希腊语水平很不错，可以直接阅读柏拉图原文。在加入革命后，出于革命需要，斯大林一生都坚持学习德语和英语。由于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能力，所以斯大林对优秀的作家确实多有提拔。静静的顿河的成功确实和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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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喜欢奇思妙想的老黑的胸肌。我来解答您小小的疑问
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肖洛霍夫上面有人啊
那位可是斯大林的挚友，苏联的鲁迅，《海燕》的创造者，高尔基。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处女作。仗着绥拉菲莫维奇的支持出版。到第三卷时却出版不了了。因为第三部写了哥萨克的暴动，并且立场是站在哥萨克一边，苏联红军成了反面。这在当时的苏联，谁敢给他出版？小命不想要了吗？
但这个时候高尔基出来了，他和斯大林可是挚友。高尔基把斯大林和肖洛霍夫请到家里。让斯大林现场看书，评判。
肖洛霍夫拿出120万字哥萨克暴动的史料给斯大林看。斯大林根本看不完，只是瞅了几眼就扔一边了。
然后肖洛霍夫开始慷慨陈词，具体说了什么呢？
具我猜测，可能是，伟大的苏联共产党没有错，错的是党内的一些人……奥咦，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
斯大林被震撼了，“多么迷人的小伙子，好吧，我们出版第三部。”
可以说《静静的顿河》能够出版一靠高尔基，二靠作者的个人魅力，才成功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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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过这本书，也看过所拍的电影，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肖洛霍夫的作品，书中男主人公为葛利高丽、潘芝诺维奇，他宗爱的女人叫婀克西尼雅，他可怜的妻子叫娜达利娅。故事除了写爰情之外，主要是描写哥萨克这个名族，为独立而进行的不是屈服的斗争，以及最后归宿于苏维埃的过程，?面宏伟，它至所以能在苏维埃时期发表，我个人理解在于它的文学性，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维埃的成长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