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升昌的票号是什么意思?
日升昌票号是一种金融机构,类似于钱庄。日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庄,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氏。总庄设在平遥,并在北京崇文门外设有分庄。道光初年,西裕成颜料庄正式更名为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总号设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分号达35处之多,遍布全国。大中城市、商埠重镇。日升昌票号以汇通天下闻名于世。黄金时期年汇兑金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
票号亦称“票庄”、“汇票庄”或“汇兑庄”,票号产生的时间说法不一,票号有合资、独资之分,股东负无限责任制,资本额较钱庄为大,自二三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
票号多为山西人开设,主要原因有3个,分别是积累比较雄厚、经营活动需要、商号之间需要;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
延伸阅读
日升昌票号的衰败原因是什么?
辛亥革命之后是日升昌票号的衰落时期。
同时由于受资本主义金融势力侵入,国内银行的建立以及清政府垮台和两次革命的影响,日升昌票号设在南方的网点(日升昌票号的网点主要设在南方)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样一来,兴隆显赫的日升昌票号便一蹶不振,财东李玉峰被迫躲到大女儿家。
最后,由梁怀文组织了日升昌的一些干练伙友,到各分庄清理债务付给债主,到1923年,零星债务已清理得差不多了,搁浅数年的日升昌票号易主改组,仍用日升昌名义开设钱庄。
票号的起源和发展?
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什么原因导致“天下第一票号”日升昌破产?
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在金融界活跃90余年的日升昌票号倒闭,该号之倒闭“于全国金融影响甚大”。
《大公报》上曾有人撰专文分析其倒闭之原因,兹节录其文于下:“日升昌至道光年间改为汇兑业,其东家李姓,山西平遥人。同、光年间,其营业之发达,实为同行之冠,各省设立分号二十四处,其殷实可知。以如此殷实之票号,忽然一败涂地,其倒闭原因有以下数端:一、日升昌营业之中心点,在南不在北,南省码头最多,两次革命均受很大影响,此其一也。二、日升昌之款项,未革命之先均 日升昌分配在南省。自革命后各省纸币充斥,现金缺乏,由南省调回现金,往返折扣,每百两亏至三十五两及五六十两。此种亏耗实足令人惊异,此又一也。三、日升昌当革命时,欠外数目约五百万,欠内之数七、八百万,出入相抵,有盈无绌。然欠内之数目,成本已付诸东流,遑论利息。欠外之款项,该号为支持门面,维持信用起见,三年之中均未停利,此项亏耗又其一也。以上三项,均该号中亏折之远因。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之大原因为广西之官款。广西官府催迫甚急;动辄率兵威胁,计一年之中提取十余万两,犹日日前往催取。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此不能得东家之欢心,梁无可奈何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为之瓦解。第三,京号经理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有此三种近因,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的创立有何传奇故事?
这是中国第一家票号,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西大街。始创于清代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从此结束了中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形式。 如今的日升昌票号已改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共设有20余个展厅,大体上分为史料展示和原貌展示2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民族银行业的发展轨迹。在“柜台”大墙上,有当年日升昌创造的顺口溜,这是兑换汇票的一套密码,里面暗藏汇票的时间、地点、金额等内容。“会客厅”大炕头旁边的火炉煤灰底下,更是日升昌的金库入口。
中国第一家票号叫什么名字?
写一个公司的名字吧,不对,那个时候,还不叫公司,叫钱庄。清朝末年控制了中国金融界半壁江山的日升昌票号。这个名字厉害在,正着读,是日日升日日,反着读,也是日日升日日。对于一个金融企业来讲,这名字是他们最好的诉求。日升昌票号是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开中国银行业之先河。日升昌票号成立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由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富商李大金出资与总经理雷履泰共同创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什么?
票号是清代出现的一种金融机构,而开办最早的票号是“日升昌”票号,其财东是山西平遥县达蒲村李李箴视。清代中叶,由于物品流通和货币周转的需要,产生了一种专营钱钞汇兑业务的机构,称为“票号”,也称“票庄”,或“汇兑庄”,这个行业为山西人所包揽,又被称为“山西票庄”,它垄断了全国的汇兑业,在历史上全国共有票号51家,山西有43家,而在平遥这座玲珑小城之内就有票号22家,中国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就诞生在平遥县城西大街。 “日升昌”曾在全国设有许多分号,有”京都日升昌汇通天下”的称誉。日升昌曾以“天下第一”、“汇通大下”而闻名,其分号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包括汇兑业务。
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和发展是什么?
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私人金融机构,取义“如日初升,繁荣昌盛”的日升昌票号诞生了。日升昌票号成立后,营业繁荣,业务发展迅速,到道光三十年(1850)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江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天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 咸丰、同治(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随着清朝的没落、民国的衰败,那段辉煌的里程,已经从战乱的硝烟中渐渐淡去。 到光绪十二年(1886)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晋商纷纷效尤开办票号。很快形成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均在山西境内),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票号业务。 票号的出现,给各地晋商的生意带来了极大便利,其业务也因此如星火燎原,迅速扩大。在山西票号的影响下,从同治年起,江浙人也开始建立票号,如人称“红顶商人”的浙江钱塘人胡光墉(雪岩)在同治二年(1863)建立了阜康票号。云南人李氏在光绪初建立了天顺祥票号。江苏洞庭商人严信厚在光绪九年(1883)建立了源丰润票号,时人把江南人开办的票号称为“南帮票号”。但这时的票号仅仅只是民间资金的流动,并未获得官方认可。太平天国起义,使得南方各省向京城的运银道路被切断,票号的机会来了,汇兑官款的大笔生意以瞒上不瞒下的方式拉开了“阵线”。不言而喻,此时中国商界对票号的依赖愈来愈重了。尽管清政府一度强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但这道圣旨犹如白条。八国联军入侵之后,清政府为解《辛丑条约》赔款的燃眉之急,已经顾不上原来的禁令。事实上,正是在封建政权的特许之下——由于赔款所需的大宗汇兑,票号的生意才得以走向高峰。 “日升昌”终于迎来它扬眉吐气的一天。鉴于票号为国家筹集银两有功,光绪皇帝亲赐匾额,上书四个大字:汇通天下。此后官家借助票号周转银两,就成了合理合法的生意,票号与政界也有了许多私下往来。光绪十三年(1887),以李鸿章为后台的中国铁路公司为修筑津沽铁路,也曾求助于山西票号,争取票号的支持。 20世纪初,在全国开展的收回路矿斗争中,山西票号也曾作出了较大的贡献。19世纪80年代,中国电报事业兴起,票号又新设了电报汇兑业务。至此,中国票汇、信汇、电汇三大汇兑方式,都由票号继承和创新完善起来,大大便利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使民间基本结束了运现清算的落后状态。似乎是中了物极必反的法则,高峰的到来也就是末日的开端。随着列强的入侵,满目疮痍的中国经济上既不能与外商相抗衡,商业场所又遭到大面积破坏,财富更是被大肆掠夺,以脆弱的民族资本对抗大举进入的外国资本,无异于以卵击石,金融危机、商业危机已经不可避免。 开始的时候,票号的主要业务是汇兑,存款、放贷还在其次,可见其功能着重于贸易过程中流动资金的筹集。汇兑的主要收入为汇费,称汇水,收费标准根据各地银两平色高低、路途远近和银根松紧而定。票号在收付款项时,往往借口银色不足或压低份量,取得额外利润。票号汇兑的利润是比较丰厚的。一般情况下,每100两银子,收取的手续费多则八九两,少则二三两。如此高的利润是今天的金融业难以想象的。如果说,票号发展前期的盈利主要来自汇费收入的话,其中后期的盈利则主要来自放贷利息收入,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资本的雏形,在促进工商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